跟着东坡游广东(第11辑)
曲江风采
张祠就是张九龄祠，又叫张曲江祠、张文献祠，就在州衙南面半里地，是张九龄的旧宅院。路上，父子二人谈论起张九龄的故事来，他的父亲张弘愈，和苏轼先祖苏味道同龄，曾任广东（唐时为岭南道）新州索卢县（今广东新兴县南部）县丞，和六祖父亲是同僚。张九龄从小受到严格教育，加上天资聪慧，几岁就是闻名韶州的天才儿童。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成为岭南第一位进士，开始步入政坛。
次年凤阁舍人张说（年长张九龄10岁）贬官岭南钦州（今广西钦州），路过韶州，读到张九龄的诗文，十分赞赏。张说善于识人，一直对文坛新人十分照顾，对张九龄的人品才华大为赏识。
705年唐中宗复位，他回到朝廷任兵部员外郎。和张九龄认识后，谈论起来，他们居然是范阳的宗亲。于是两人以同宗相待，一见如故，保持了一生的友谊。
十一年后的秋天，韦璩（注1）正在韶州担任刺史，六祖已经去世三年，在朝廷担任左拾遗的张九龄，受到排挤（注2），请辞回家。而同时张说也贬官岳州。张九龄经过梅关时，发现道路破损严重，商旅匍匐山间，跋涉十分艰难。于是他上书，呼吁重修古道。
苏过勤学奋进，一直苦读五经诗书，本来去年可以在京城参加自己第二次省试的，因为母亲去世，自己在家丁忧，没有报名。他知道父亲一番开导的用意，岭南也是出人才的地方。心情豁然开朗了不少。
张九龄在岭南住了一年多时间，一天没耍成，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修筑古道。每天忙碌于发动州县组织民工，搞好材料、工具、后勤，保障经费，煞是艰难。好在有韦璩等人的支持，工程进展顺利，没有出现什么波折，没有质量问题。不仅没有哪个官员贪腐，地方的官吏、豪强、富翁们，还比着捐款、施舍。
张祠堂是典型的大户庭院建筑，有四进院落，进了大门就是一个石板铺地的院坝，两厢是佣人、孩子居住的地方。走上五阶石阶，就到了正厅，这是族人接待、议事的场所。第二个院子是男主人主要的生活区域，第三个院子是家眷生活的区域。苏轼来参观时，房子已经被当作了张氏的祠堂，因此都空着。正中间，摆放了密密麻麻的的范阳张氏先祖的牌位。香火正弥漫着，如同有神灵在低语、注视。最后面一个院子是花园，旁边有数间书房，是孩子们读书的地方。
苏轼、苏过恭恭敬敬地敬香，礼拜先贤。张家族长听说苏学士来了，连忙带着附近的家族子弟跑过来，敬茶上水果，热情接待。张家此时在韶州已有十七八代，家族人口众多，重视教育，因此在外地做官的不少，在家读书、经商、做官的也很多。临时从附近喊来的族人，都是有文化的体面人。两家一谈论，原来从汉朝到唐朝，苏、张两家就很有渊源。苏味道比张九龄年长30岁，苏味道当宰相时，张九龄才刚考中进士。
张方平是宋代张氏一门公认的长辈。他发现、提携三苏，数十年关照苏轼哥俩，恩重如山。1056年，苏洵还是一介寒儒，苏轼、苏辙也不过是19、16岁的青年举人，张方平发现他们卓越的才华、人品后，亲自给好友欧阳修写信，推荐三苏。后来苏辙在“中央改革办”三司条例司工作，时常被吕惠卿、王安石打压，面临被治罪的危险。张方平直接找神宗皇帝，把他调到陈州，逃过一次大劫……类似的事情比较多。苏轼、苏辙对张方平尊敬非常，写信给他时，落款甚至称他为“世叔伯”。
这是苏轼一生中，对他人最亲密的昵称。在苏轼心中，张方平如同父辈。
苏轼和张家后生们谈论功课、学问，勉励他们向先辈学习，做到蕙心兰质，不负繁荣强大的大宋。
韶州提刑司、濂溪书院、张祠、余相祠、风采楼位置图
张家和余家是姻亲，听说苏轼要去风采楼，族长很高兴，带着几位家人，陪苏轼去。
风采楼其实是当地百姓对“风采堂”的亲切称呼，是余靖家家族的堂号，出自仁宗皇帝亲笔题诗。余靖是北宋名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和欧阳修、蔡襄等是亲密文友，也是苏轼比较敬重的长辈。
余靖（1000—1064）字安道，号武溪，曲江（今韶关市区）人，是广东继张九龄之后的第二位伟人。他在天圣二年（1024）中进士后，先在虔州、宣州、洪州等地做小官。景佑元年（1034年）到京任秘书监，掌管典籍文书，到崇文馆校勘《史记》《汉书》《后汉书》。景祐三年（1036年），五月因为被贬的礼部员外郎范仲淹辩护，与尹洙、欧阳修同时被贬，降职为监筠州酒税。不料44年后，苏辙也贬任了同一职务。这年冬天，苏轼才在大宋偏远的成都府路眉州眉山县的乡下出生。
风采堂（民国）
宝元二年（1039年）六月徙知英州，以母忧，未赴。这个任职经历，也和苏轼一样。
庆历三年（1043年）他升任谏院右正言，正直敢谏，去除贪吏，抚疲困民，与欧阳修、王素（王巩父亲）、蔡襄被誉为“四谏”。他在政治上提出领导干部必须具备‘清、公、勤、明、和、慎’的个人素养，把“清廉”“公正”放在首位，被称作“从政六箴”。他还三次出使契丹，妥善处理了复杂困难的宋辽夏关系。庆历六年（1046）后，迁将作少监、光禄少卿、卫尉卿，特许居住韶州。
接着他知虔州、谭州、桂州。回朝任给事中、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户部侍郎。
嘉祐元年，苏洵带着苏轼、苏辙到汴京省试，余靖又不在京城，改知谭州。1057年苏轼回川守孝期间，余靖先知青州，后转吏部侍郎。1059年，三苏回到汴京，这时交趾侵犯邕州，全国震动，在京城的余靖被仁宗委以重任。当时苏洵文章在京城是热门，可是苏洵对余靖十分敬仰，于是写了封信给余靖（《上余青州书》），赞誉他“自奋于南海之滨，而为天下之名卿”。因为文友和欧阳修的关系，三苏和余靖于是熟悉起来。可是余靖很快动身赴任，深习兵法的苏洵很遗憾没有机会出征疆场，继续留在京城编写《礼》书。此后三苏和他再没有见过面。
嘉祐五年（1060年）八月为广南西路体量安抚使。后授尚书左丞、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知广州。平定战乱后，仁宗皇帝御笔褒奖：“风采第一，广南定乱，经略无双”。英宗即位后，余靖回京述职，在南京染病去世。追赠刑部尚书，谥“忠襄”。
“五经”中构建的国家文明体制，其实一天也没有实现过，而且永远不可能实现。在北宋，中央政权的格局仍然是皇权至高无上，更糟糕的是原来汉唐体制也没有了，宰相职权被分割到尚书左右丞、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等手中，也就不存在了宰相集团和皇帝班子“共治”天下的二元体制。皇帝还直接掌握御史台（乌台）、谏院、隍城司（情报机构），所有军事行动派内臣做监军。真实天下安危，系于一身。皇帝的素养、风格，不仅决定了干部的任用，还影响着千家万户。只要巴结了皇帝，何愁不飞黄腾达呢？于是这些干部，不得不挖空心思投机取巧，唯皇帝的喜怒哀乐是瞻，变本加厉出“成绩”，以求晋身提拔。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担任多年地方长官的余靖，居然在谏院时，一反大家敷衍溜须的作风，他的矛头直指皇帝，几乎每次上朝，都要给宋仁宗提出尖锐的反对意见。大家都为他捏把汗。好在他遇到了一位开明的皇帝，仁宗皇帝虽然脸上尴尬，但是大部分时候还是冷静采纳。一位开明的皇帝，知道说顺耳话的大臣多，敢说逆耳话的，才是朝廷最难得的。余靖成天批评皇帝，不仅没有被扣以“某某诗案”的罪名，还能够继续在谏院工作，反而得到仁宗皇帝的嘉奖、重用。
可见仁宗皇帝确实有博大的胸襟，识人用人的才能。这在古代帝王中，也是凤毛麟角了。可惜苏轼虽然被仁宗皇帝发现、破格使用，但是仁宗已是暮年。主持制科考试回宫，他还是为发现苏轼苏辙哥俩高兴，对皇后说：“为儿孙找到了两位宰相”。可惜仁宗之后，接连的英宗、神宗、哲宗都没有仁宗的水平，识人用人的气度越来越差。
苏轼从进入仕途，就刚直敢言，见识深远，这很为富弼、韩琦、欧阳修、张方平等人称道。在王安石变法开始后，张方平还实名推荐府河任职资格的苏轼担任谏官。王安石哪里会让苏轼这个不同意他意见的人在谏院呢？可是朝中也没有哪个大臣信任自己，不得已他破格推荐自己的门生、“副县级”干部来担任这个副部级职务，而且为了除掉苏轼，还发动新党爪牙查找苏轼罪证。实在找不到，就捏造苏轼四年前扶柩返川，存在偷卖私盐、苏木等罪行。盐巴古代是朝廷赋税的重要来源，走私盐巴是重罪。于是神宗皇帝、王安石发动全国七路调查。几个月后，罪证是子虚乌有，但是也没给苏轼什么说法。
张方平气得直接写辞职报告，到陈州任知州，苏轼也一再请求外任。这就是1071年，苏轼到了杭州任通判的具体原因。
正是谏官不易的缘故，欧阳修为余靖撰写神道碑说：“公为人资重刚劲，而言语恂恂，不见喜怒。自少博学强记，至于历代史记，杂家小说，阴阳律历，外鐕浮屠，老子之书，无所不通。”大书法家蔡襄也称赞说：“好竭谋猷居帝右，直须风采动朝端。”
余靖的著作《武溪集》就是以故乡武江命名，其中《修州衙记》《真水馆记》《望京楼记》等大量诗文，描写了岭南的风物，对当时宣传两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余靖后人隆重接待了苏轼，并陪同他们一行去文奎楼旁边的余相祠参观。这座老宅院，是余靖居住过的，已经是州里纪念余靖的祠堂。
苏过没有见过余靖，但是读过他的诗文，这次近距离感受这位刚正勤勉，文采横溢，胆识过人的先贤，十分感动。当官就是为民报国，就要有舍身的精神；蝇营狗苟之辈，必然害国祸民，遗臭万代。他和张九龄一样，生于岭南，建功岭南，百姓肯定会世世代代颂扬他的不朽功勋。苏过晚年从政后，没有辱没父亲的教诲，在短暂的为官生涯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也被当地的百姓铭记、颂扬了近千载。
注：
2、开元四年(716年)秋，张九龄因“封章直言，不协时宰”，引起宰相姚崇不满，这年秋天，他请辞归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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