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1年前,崖山。陆秀夫拜倒在8岁的赵昺面前:
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
说完,背起大宋皇帝,跳进了滔滔碧波。这一跳,成全了忠臣烈子之心,成全了文人士大夫的风骨,也告别了那个让人怀念的烟火盛世。而青瓷的巅峰,也随着南宋的覆灭戛然而止。
封建社会后期,青瓷退居二线,不与青花、粉彩争辉,似乎也染上了中国传统文人的秉性,进可庙堂、退可田园。夕阳的余晖虽不及午时耀眼,但晚霞依旧绚烂。
五代时期的吴越是为数不多的一方净土,带来越窑的巅峰时代。入宋,朝野上下的尚白之风,吹熄了越窑2500年的薪火相传。耀州窑趁机崛起,汝窑横空出世,北方青瓷一片兴盛,眨眼间又毁于金人的铁蹄。宋室南渡,之前默默无闻的龙泉窑接过越窑的大旗,与南宋官窑一起成为青瓷最后的阵地(详情见:青瓷王者之路——巅峰篇:大宋王朝的青色美学,沉沦于江南烟雨)。崖山之后,南宋官窑灰飞烟灭。自此,夏初诞生的青瓷艰难跋涉了2900年,却只剩龙泉一根独苗,实在令人唏嘘。
南宋龙泉窑的兴盛,在于及时抛弃了越窑的深沉,引入江南柔情,以婉转清丽打动了文人墨客的心。可蒙古人看惯了天苍苍,野茫茫,草原就是绿,长空就是蓝,搞不懂蓝与绿之间的暧昧,也玩不转花插香器,南宋青瓷的美学体系,瞬间没有了用武之地。
故宫博物院藏南宋龙泉贯耳瓶
这时,龙泉窑的适应性再次展现:看不懂梅子青,那就退回北宋时的豆青;喜爱大器,那就放弃江南的精致,学一学北方的粗犷;受不了“不饰为饰”的素面清净,那就重拾五代就已熟练的刻划工艺,来上几刀花草纹饰。
元代龙泉青瓷
这就是著名的“元代龙泉返祖现象”。表现看是重回北宋工艺,其实则是放弃了南宋时培养的文人审美与文人情趣,似乎那段鼎盛时光才是误入歧途。随着元人逐渐融入中原文明,龙泉窑的努力终于得到回报,在元代中期成为朝廷祭祀礼器之一。
此外,元代龙泉还有大吉瓶、葫芦瓶等充满道家风韵的器型。元代南人地位低下,与统治者矛盾尖锐,文人多隐逸。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出身本土又清极遁世的道家,最能抚慰南宋遗民之心。
浙江省博物馆藏元代龙泉葫芦瓶
龙泉窑就这样灵活的适应了蒙汉两族的需求,在元代成就了青瓷的最后一次盛世。
唐宋之时,瓷器就是最重要的外贸品类,与丝绸不相上下。宋人朱彧《萍洲可谈》:
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储货,人得数尺许,下以储货,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
可见当年瓷器贸易之盛。南宋,经济中心移至江浙,泉州取代广州成为外贸第一大港,龙泉窑得尽天时地利,一跃成为外销瓷主力品种,风头之盛盖过了景德镇。
宋代对外贸易海港复原图
游牧民族单一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必须频繁交易才能满足生活所需。这种天然重商的态度,进一步促进了元代手工业和海外贸易的兴盛。元初,忽必烈于景德镇设立浮梁磁局,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宋朝官窑体制。但在以民窑为主的外销瓷领域,龙泉窑依然牢牢占据着第一的宝座。
在这种背景下,元代龙泉窑生产规模继续扩大。《龙泉县志》描绘到:
瓯江两岸、瓷窑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输船舶来往如织
从东亚、西亚、东南亚和多处海上沉船遗迹的发掘情况看,龙泉窑占比非常高。如1975年,韩国新安海域发现的元代沉船,出水9600多件龙泉青瓷,占总体瓷器60%以上。其特征为一次施釉,底部露胎,修足不精,为的是加快工期,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装饰呈现多样化,刻划、印花、贴花、镂雕均有,造型大气磅礴,颇具元代风韵;并出现了高足杯、大盘、大碗等适应伊斯兰地区生活习惯的新器型。以上这些特征,均体现了元代龙泉青瓷为走出国门所做的调整。
韩国木浦市海洋遗物展览馆的元代新安沉船
元代中后期,景德镇的工匠终于将统治者崇尚的蓝白之色呈现在陶瓷之上。蒙古铁骑的开疆拓土,使苏麻离青大量进入中国。那一抹幽蓝的神采,繁复的花纹装饰,搭配景德镇洁白如雪的瓷胎,瞬间吸引了朝野上下和海外市场的目光。虽然元青花诞生不久,元朝就迎来了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浪潮,其烧造数量与外销数量均不及龙泉青瓷。但在明清两代,青花瓷一统陶瓷江山,只有清初诞生的粉彩能勉强与之抗衡。
江西高安出土元青花梅瓶
青花的诞生,标志着彩瓷正式崛起,而以青瓷为代表的单色釉,则彻底告别了属于它们的黄金时代。
长久以来,收藏界普遍认为明初御窑崛起,龙泉窑急剧衰落。但真实情况是,景德镇御窑厂于洪武35年才正式设立。《江西省大志·陶书》载:
“洪武三十五年始开窑烧造,解京供用,有御厂一所,官窑二十座”
在此之前,明廷一直处州(龙泉窑)、饶州(景德镇窑)并用。《明史》载:
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如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
朱元璋贫苦出身,生性节俭;打仗是把好手,玩艺术也并不擅长,所以“或数少”的时候极多。因此,我们能看到此时龙泉青瓷的器型、尺寸、纹饰,均与景德镇异曲同工。这种相似性,其实来源于共同的宫廷“血统”。
明洪武 龙泉青瓷玉壶春瓶与景德镇釉里红玉壶春瓶
随着景德镇御窑的设立,龙泉窑逐渐退居二线。尤其“土木堡之变”、“夺门之变”先后而至,大明帝国风雨飘摇,瓷业无人过问,史称“正统、景泰、天顺三朝黑暗期”。龙泉窑在这段动荡时光中,彻底退出了国内主流市场。
另一边,外销龙泉的处境稍好。明朝实行“海禁”政策,但走私高昂的利润,足以让沿海居民铤而走险。16世纪,龙泉青瓷大量出口欧洲,引起轰动。欧洲人不知道如何形容这迷人的青色,恰巧当时法国上流社会风靡歌剧《牧羊女》,身穿一袭青衫的男主人公塞拉同,就成为了龙泉青瓷的代名词。时至今日,西方依然将青色瓷器称为“Celadon”。
随着明朝御窑厂的设立,加之帝王对瓷业的重视,历代御窑名品不断。永宣甜白、青花、祭红,成化斗彩,弘治娇黄,万历五彩,均在中国陶瓷史上熠熠生辉。唯独青瓷,只于永宣时期短暂烧造。
永乐青釉被称为“翠青”,器型饱满,釉色莹润,有玻璃质感,保持了永乐官窑的一贯水准。但青花和五彩的异军突起,压制的单色釉无法抬头。而单色釉中的白、红、黄、蓝等品种,也在此时有极大突破,摆脱了之前陪衬地位,使传统的青瓷无人问津。永宣之后,明代御窑鲜有青瓷产品。
故宫博物院藏 永乐青釉三系罐
此外,明朝还仿烧过少量的宋代官窑,效果差强人意。河南、浙江的瓷土质量一般,故只能以厚釉遮盖瓷胎的瑕疵,甚至出现过5公分厚的釉层。这种堆釉工艺成就了宋代官窑独有的厚重、丰腴的气韵。但是,景德镇的高岭土太出色了,出色到加一层透明釉,就能烧出一代白瓷之王“甜白釉”。这让当地工匠们完全抛弃了厚釉技法,却不知因此失去了宋代官窑的神韵。
明宣德仿哥窑碗
青瓷在经历了唐、宋、元三朝巅峰之后,于明代呈现断崖式下滑。这其中既有审美思潮的影响,又有技术发展的左右,也暗含着皇权对瓷业的控制。
曹昭在他鉴赏巨著《格古要论》中提到:
近世有青花及五色花者,俗且甚
明初的曹昭做出这样的评语,一方面代表着传统文人的审美情趣,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跨越元代统治,重回大宋美学的心愿。但历史的车轮无法阻挡,当青花与五彩以缤纷姿态现世,看惯青瓷3000年的中国人必然会“喜新厌旧”。虽是“俗且甚”,却是引领了潮流,接了地气。
此外,永宣时期瓷业技术突飞猛进,于单色釉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甜白釉、牛血红、霁蓝、洒蓝…这些或明媚、或深沉的色彩,触达了传统青釉的美学高度,成为仰慕唐风宋韵的文人们新的寄托。
宣德洒蓝釉暗花云龙纹钵
最后,明朝政治上的中央集权也延伸到瓷业领域,景德镇御窑厂的设立极大阻碍了当地民窑的发展。《明英宗实录》载:
正统十二年,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命都察院榜谕其处,有敢仍冒前禁者,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赀,丁男充军边卫,知而不以告者连坐。
禁烧法令的出台,使在民间还有一定市场的青瓷彻底断绝了根本。另一方面,御窑形成了强大的虹吸效应,垄断了资金投入、优秀匠人、新式技术等瓷业资源,让以龙泉窑为代表的地方窑口举步维艰。
总之,青瓷在明朝遭遇了历史最低谷,几乎传承断绝。当时空转至大清江山,青瓷迎来了一段与皇室的蜜月期,虽是回光返照,却是“单色釉之王”最后的绚烂与尊严。
赶上个好皇帝有多重要?秦隋二世而亡,清朝则等来了康熙大帝,开启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盛世。
康熙的胸怀,在于突破隔阂,积极融合汉家文化。你可以说这是一种统治策略,但从康熙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兴致盎然,可见其必有盛世明君的心态和容纳百川的心胸。
由此,康熙治下的御窑跳过元明,重回唐宋,再现了汉之青瓷,并一跃成为主流品种,深刻影响了康雍乾三代的瓷业面貌。
三代青瓷之美,在于将青色分出层次,豆青、冬青、粉青由深至浅,中间并无明显界限。豆青偏近深绿,于康熙朝烧造最多。这种青色似曾相识,在北宋耀州和元代龙泉都有相近的色彩。康熙前期国家未定,用兵频繁,青瓷也呈现出相对强硬的基调。
故宫博物院藏康熙豆青马蹄尊水盂
冬青介于豆青和粉青之间,烧造数量最多,盛行于乾隆。青之发色在此时已经随心所欲,督窑官唐英最大挑战,是满足乾隆爷炫耀“奇技淫巧”之心。如乾隆青釉暗花交泰瓶,中段镂雕如意头,瓶体上下钩套相连,可微微移动,但不能拆开,取《易经》“天地交泰”之意。其设计之精巧、工艺之繁复,令人瞠目。
故宫博物院藏乾隆青釉暗花交泰瓶
粉青则是雍正帝的创造。漫长的潜邸岁月,培养了四爷高绝的审美眼光。换句话说,他将文人墨客的拧巴美学研究了个通透。于是,说绿不绿,说蓝不蓝的青色,又被添进了一抹纯白的韵味,变得更加妩媚动人。
粉青之妙,在于从本就暧昧的青色上更进一步,于青和白之间找到了新的平衡。这种极致暧昧的追求,被文人墨客拔高至哲学的高度。而青瓷上一次有此待遇,还在两宋之时。
雍正粉青双龙尊
此外,仿宋官釉在清三代也有上佳表现。不同于明代只求形似而不得,此时的官釉只求古意,不在乎形制,大有“摹古却不泥古”的风范。康雍乾三帝的盛世明君之心和陶瓷技术的登峰造极,让汝、官、哥任意发挥。也许,既要展现对汉文化的接纳,又不能完全依照汉家旧制,才是帝王们心中所想吧。
乾隆仿汝窑
乾隆之后,御窑质量骤降,虽嘉道同光均有青瓷烧造,但只是器物,已与艺术无关。失去了审美高绝的皇帝挑剔的目光和国力的支撑,青瓷只能沦为平庸,无法再与青花、粉彩争辉。
因此,我更愿意将青瓷的历史定格在乾隆末年,用康雍乾的盛世,为陪伴了中国人3400年的青瓷,留下一抹绚烂的余晖。
写到这里,青瓷的历史缓缓落下了帷幕。漫长的3400年时光,青瓷伴随了中国封建王朝的初兴、成长、盛世、没落,没有任何瓷器品类能与之比肩,也没有任何色彩能有青色的影响力。青瓷,与华夏文明一同成长,渗入中国人的血脉。
夏末至晚唐,煌煌2500年,是青瓷戮力前行的成长期,终在北宋迎来巅峰。陈寅恪先生说:
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以文人治天下,甚至皇帝本人就是杰出的知识分子,这让青瓷之美融入了文人审美和文人精神,最终在汝窑和北宋官窑上达到了世俗审美和哲学审美的极致。此外,北方风霜沉郁的耀州窑和南方明媚丰腴的龙泉窑,彰显了青瓷在大宋民间也有蓬勃的活力。
汝窑釉色细节图
蒙古的铁骑,让青瓷的盛世戛然而止。虽龙泉窑兴盛依旧,但抽掉了文人之魂,青瓷悠悠千年的历史积淀,变得无处安放。
也许是吸取了宋人的教训,朱元璋重武轻文,加强中央集权,为大明王朝上半叶的瓷业,定下了皇权森森的基调。后嘉万不朝,朝廷控制力下降,民间出现资本主义萌芽,青花、五彩又以其绝佳的商品属性,打压的青瓷无法抬头。而晚明文人们,只能自称“山人”,隐逸在山间市井,追永宣名器聊以慰藉。
好在,“康乾盛世”的三代帝王,带给了青瓷最后的辉煌。尤其是雍正时的粉青,重新赋予了青瓷诗意的面貌。而那些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仿宋官釉,则将大宋内化的清净哲学抽离出来,只在美学领域恣意驰骋,这无疑是一种极为聪明的态度。
雍正粉青美人肩瓶
纵观明清青瓷发展,原本举足轻重的文人态度退居幕后,皇权走上台前。其直接后果,就是瓷业的发展必然随皇家意趣和国运起伏而不自控。赶上明君当道,国力雄厚,就不计工本,极尽工巧;反之,则偃旗息鼓,一落千丈,完全丧失了产业内在发展动力。换言之,瓷器不再仅仅是器物、艺术,更成为皇权国运的隐喻象征。正如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所云:
盖瓷虽小道,而于国运世变亦隐隐相关焉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局动荡,战火连年,刚刚诞生的青瓷却完美适应了老庄盛行的社会思潮,孕育出田园之风浓郁的动物形瓷器和天马行空的魂瓶,震撼了后世。而大宋青瓷的巅峰,也绝不仅仅是赵佶一人之功。《清明上河图》里的“宝马雕车香满路”,同样深刻的融入了那丰腴的青色中。而明清青瓷,由于皇权桎梏,既无魏晋时期灵活的适应性,更无北宋“天人合一”的境界,加之青花和彩瓷虎视眈眈,衰落已成必然。
南宋龙泉青釉荷叶盖罐
青瓷的结局并不悲壮,他以3400岁的高龄走到清末,背影是那样的余韵悠长。从“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到“石榴植前庭,绿叶摇缥青”;从“青冥浩荡不见底”到“留取丹心照汗青”,青瓷将最美的年华,留在了诗歌的时代,留在了文人的血脉,留在了华夏文明的巅峰。而它最后绚烂的余晖,则隐喻了皇权与艺术的纠葛,展现了于困顿中依然不屈的性格,也为中国封建王朝的末世,划上了一个充满诗意的句点。
《龙泉青瓷的断代及其鼎盛期成因问题》
《明清国家管理政策对陶瓷发展的影响》
说单色釉系列:
一、白富美还是矮穷矬?古人对白色的情感纠结,白瓷坎坷的前世今生
二、华美红釉背后:“高科技”千年求索路,中国红映照下的坚韧民族魂
三、华贵黄釉瓷器的心酸背后:千年未曾登堂入室,转眼又被锁进深宫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