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小偷”故事，是我自己的一次亲身经历。
我的家在农村，小学和初中也在农村中学里读。当时基本上每个村都有一所小学，但初中就很少了。我上初中，是到自己村东边的一个大村的学校里去读的。
从我的家到初中的学校有2公里左右的路程，每天就至少要走两个来回。一群小伙伴，每天结伴而行，也没有觉得路途“遥远”。
两村之间，就是农田。每天在农田中间的乡村道路上穿行，对庄稼的生长情况倒是了如指掌。小麦快要熟的时候，揪几个麦穗，用火烧掉四周的麦芒，放在手心里一搓，数十粒半生半熟的麦仁就下肚了；豌豆、玉米长得饱满起来的时候，偶尔也会用这种方法烤出一个玉米棒、一串豌豆夹，先尝为快。一不留神遇到了村里的人，在“饿死鬼托生的”训斥之中，一个个欢笑着，跑了开去。村里人也不追赶，因为都是“自家”的孩子，他们自己也是这样子成长起来的。
我读初中的年代是1976年9月到1978年7月，那时刚开始重视教育，但学校里的教材、教师都比较缺乏，教学内容也比较简单。学校的劳动是很多的，那时学校有一个农场，种植着各种农作物，学生经常被指派到农场中劳动，现在想起来，有点像苏霍姆林斯基所办的帕夫雷什中学那样的性质。当然，办学的质量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977年的秋天的一天，学校要求我们班级的同学向离学校3公里左右的农场运送积肥。我们几个人一伙（都是12岁左右孩子），从家里拉来板车，来到学校装满农家肥，然后推着拉着，送往农场。
一路的行进是非常辛苦的。卸了车之后，大家空车返回，途径一片红薯地。那红薯在土地下面发育，使垄上的土凸呈一个个小土包的情景，吸引着大家的眼球，也使我们逐渐放慢回程的脚步。大家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但实在抵抗不住那红薯“幼崽”的诱惑，决定挖出一窝红薯来，品尝一番。
停了车，跑到红薯地里去，找了一株周围的泥土隆起比较明显的红薯秧苗，几双小手就开始刨起来了。不多一会功夫，一窝红薯露了出来，有6、7个，大约有6成熟，皮非常薄，还有点透亮，大家在衣服上蹭了几下，就开始大快朵颐了。
几个人光顾着自己享受，没想想到避人，并其他组的同学看到了，他们向老师进行了汇报。这下麻烦大了，老师赶了过来，要求我们将吃后剩下的红薯秧放在车上，押着我们返回了学校。
先是班主任老师的一顿猛批，然后事情交给了学校的教导处。第二天上午，我们几个吃红薯的同学被请到了“主席台”，当着全校同学们的面进行检讨，每个人的脖子上还挂上了一串红薯秧。先是教导处的负责人介绍事情经过，然后是一个个“小偷”进行检讨和反悔，让每一个学生“欣赏”“贼”的洋相，最后学校领导进行总结教育。……
从那以后，我在学校里老实了很多，凡是都尽量缩在别人的后面，很担心抛头露面被别人注意，说出这个“小偷”现在又开始活跃了之类的话。调皮捣蛋的事情不敢做了，就把心思放在了学习上，初中毕业的时候，我成了我们学校两个考上县中的同学之一，完成了在这所初中的学习生涯。
感言：
因为一窝红薯而被看作“小偷”，给我的后续生活带来了很多的影响。
比方说我从原来很外向的一个人变成了一个不善于和别人交流的人。有很长一段时间，在人们的眼中，我都是一个难以接近的人，自己也不愿意主动和别人进行交流，这样的状况影响了我很多年，直到最近几年才有所缓解。
比方说让我产生了很强的负罪感。从高中开始到大学毕业的六七年，是我负罪感最强的几年，每一次填写表格，我都会在“表扬和惩罚”一栏中，写上这样的一句话：“因为中学阶段的过失，受到过学校严厉的处罚”。一直到我自己成为了一个教师之后，面对自己的学生，想想当年我的情况，才感到有些释然。
……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学生求学的过程，就是在不断的犯错误的过程中，寻找到一个正确的前进方向的过程。因此，如何对待孩子的错误，如何处理孩子的错误，确实是一门艺术，值得每一个教师认真去思考和钻研。很多时候，学生在犯错误的时候，他的想法是非常单纯的，但到了教师的眼里，从道德的角度加以分析、进行上纲上线，就成了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过，这种背景下的一个处理，对孩子的影响可能是终身的。
前一段时间，华师大的崔教授和我谈起了他中学时一次被当作“小偷”的经历。好不容易考上了离家很远的一所好中学，家里很高兴，并特地为他准备了一个方形的铝饭盒，供他在学校吃饭使用。没有想到放在食堂的饭盒没几天就丢失了。没有办法吃饭了，怎么办？就在食堂里顺手拿了一个饭盒来使用，谁知道这正好是老师的饭盒。这下子问题大了，一个“小偷”怎么能允许在这样好的一所中学存在？幸亏家长千求情万协商，才在给了严肃的处理之后，保留了他继续读书的资格，才有了今天一个国家级的课程领域的专家。
崔教授在一次全国的校长培训会上，曾将他自己的这个故事讲给在座的校长听，然后问他们：你们那一个人敢保证从小到大没有做过和我类似的事情？据他说，没有一个校长站起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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