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名府的如雷贯耳，最早还是受教于施耐庵先生，“时迁火烧翠云楼，吴用智取大名府”，是他那部朗朗上口的《水浒传》，让我知道了大名府这个地方。
大名府在北宋时是陪都，是“四京”之一的北京，地位相当了得。最后怎么就沦落如草芥了不清楚。这次来大名看碑，听了文管所长的介绍才知道，原来明初发大水，大名城东西两边的卫河、漳河双双决口，全城皆被夷为平地，自那以后，大名城再未重建，自此偃旗息鼓泯然众人。
大名石刻博物馆在县城东北郊的一条县道上，很不显眼，门票10元（凭年票无限次免票游览）。
来的人不多，似乎也不要票，反倒是我们，进门就给人家亮年票，结果还劳烦人家登记，显得有点儿多事。
五礼记碑俗称五礼碑，因碑文系宋徽宗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所作的《五礼新议》，故又称《御制大观五礼之记碑》，国6。
“碑通体高12.34米，宽3.04米，厚1.08米，重140.3吨，是中国目前第一大古碑。”
这碑也是一碑二用。原碑立于唐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是唐文宗为表彰魏博节度使何进滔而下诏树立的德政碑，由柳公权撰文并书丹，司马元度篆额。
北宋大观二年，宋徽宗下诏置仪礼局修编五礼新仪，将“吉礼、宾礼、嘉礼、军礼、凶礼”作为一代之制，并书《五礼新议》，诏令各地官府刻石立碑颁于天下奉行，否则论罪。
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大名知府梁子美奉诏立碑，竟然图现成，直接磨掉这通唐碑的碑文，新凿刻《五礼新议》于其上，一代名碑毁于一旦。
碑冠正面透雕二龙戏珠，两侧八龙环绕，雕刻雄浑大气，应为唐代原作。
魏博节度史又称天雄节度使，唐时设置，辖魏、博、相、贝、卫、澶六州，为河朔三镇之一，唐末至五代割据河北，拥兵自重，向存忤逆之心。惟何进滔任上，对上逢迎谦恭贡赋不断，对下保境安民甚得人心。但即便如此，这座大碑也已逾制，只不过适逢唐末乱世，朝廷自身难顾，也就没心思计较罢了。
明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漳卫二河洪水决堤，大碑扑倒淤于土下。明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大名知府顾玉柱挖掘古碑，挖出断碑九截，置于新土之上，但赑屃仍未起出。1987年，文保部门组织力量挖出赑屃，并将散落在双台村的断碑残块一并移至现址，后耗时半年，予以修补加固后，于1989年5月重新竖起。
碑身石灰岩质，碑文全已漫漶不清，包括传说中碑身侧面残留的柳公权真迹，亦了无痕迹，除碑额“御制大观五礼之记”两行八字，全碑再无可看之字了。
馆里存放陈列着从各处收集上来的众多石刻，林林总总什么都有。
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朱熹写经碑。
朱熹写经碑，亦称“朱子太极石刻”，原碑书于南宋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时朱熹自福建崇安至潭州（今湖南长沙）面会张栻，两位理学大师由此展开了著名的“朱张会讲”，朱熹墨宝即留于此间。
原碑由蔡元定刻，立于潭州府，元延祐六年（公元1319年）毁。
明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大名府督学畿南按照南宋传下的原碑拓片重新翻刻，将其镶嵌于大名府学“明伦堂”山墙上，1986年迁至石刻馆。
出于保护考虑，朱熹刻经碑已罩上玻璃，拍照十分不易。不过石刻馆另外又刻制了一通新的，任你怎么拍也能拍清楚，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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