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庄
一、
有两种问题的界限和性质是需要搞清楚的，一种问题叫分清是非，一种问题叫划分敌我。
这是两种不同界限和性质的问题，但是很多人特别容易给搞混了。
比如，有人提出对联想的诸多质疑，质疑它是不是导致了国有资产的流失，质疑高管上亿高薪是否合理等等，这是一个什么过程？或者说这是一个什么目的？
毫无疑问，这首先是一个分清是非的过程。
有人提出质疑，有人想要把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这就是一个要分清是非的过程。
为什么一定要分清是非？
因为，是非问题一定是矛盾的反映，不同的阶级或者不同的团体、个人之间有了矛盾，于是大家要求坐下来把孰是孰非的问题掰扯清楚。
既然有矛盾，那么掩盖或者是敷衍都是没有用的，你敷衍了、调和了，但是没有解决实际存在着的矛盾，这有什么好处呢？不过是矛盾继续积压，最后来一次大爆发而已。
就像毛主席说的：
把问题充分暴露出来，把是非搞清楚，使大家得到锻炼，使那些没有道理的人、那些坏人闹输。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怪议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分清是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只有分清了是非，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团结。
以前延安整风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自我批评。
什么是自我批评，可不是那种抓小放大、罚酒三杯式的自我批评，而是要把自己当初做过的事，有过的思想历程摆出来，然后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工具来分析一番，最后达到认清问题，分清是非的目的。
没有这样一个过程，大家的思想就无法统一，你认为游击战是对的，我认为要打阵地战，各执己见，即使有人出来敷衍调和一番，说是大家多多包容，多多理解，维持表面团结，这有什么意义呢？
实际上是不可能真的团结起来的。
其他事物也是如此，如果一方的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而另一方则打着“谨慎”、“原罪”的口号出来，说算了吧，大家要团结，这事既不厚道，也实现不了真的团结。
二、
那么接着有人就说了，是非问题哪里是那么容易搞清楚的？
就拿联想股份制改造这事来说，当初决不仅仅是联想一家存在的问题，事实是很多的国有企业都涉及到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不少民营企业都有所谓类似的“原罪”。
关于原罪的问题，我们之前写过一篇乡镇企业改革的文章，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这个”原罪“是怎么来的。
但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不是它的由来，而是这里面所涉及到的是非对错的问题，一件事情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难道它就是合理的，是可以被原谅的吗？
贪污腐败这事从阶级社会诞生以来就有，它合理吗？它值得被原谅吗？
何况，在企业改制过程中，是不是都有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是不是都有高管拿取巨额利润的事情，是不是都有资不抵债的问题？
这些问题难道不应该拿出来捯饬捯饬吗？
至于这里面是非对错的标准，这个还可以讨论嘛。
是非对错可以设置不同的标准，但是把有过的问题、做过的涉及国家利益的事摆出来，是分清是非的必要条件。
如果说在设置是非对错的标准上，我们有谨慎一说，那么在陈列客观事实的这件事上，根本不需要谨慎。
如果说有一天，我们连去分清是非这件事，都要谨慎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的前途在哪里？
说回是非对错的标准问题，我想在关系到国有资产、关系到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这件事上，有这样几个标准断然是不会错的。
第一：是不是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方向？
第二：是不是坚持党的领导？
第三：是不是有利于人民的长远利益？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标准，这个标准群众可以提意见，资本家也可以提意见，甚至有些还不能摊开来说的，也可以暂时性保留。
但总归一句话：分清是非这件事是不会错的。
三、
但是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对此怀有担心？
比如，有人说你要把是非问题搞清楚了，那么可能会给民营企业家造成打击，增添他们的不安全感。
这个问题有没有？是切实有的。
不仅现在有，很久以前就有。比如最开始的个体户，就会为雇佣多少员工算资本家的问题所担忧，这些问题后来是先有了既定事实，然后国家再出一个条文或法律承认它，然后一开始的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
所以这里面涉及到的实际问题，并不是简单地说，有了资本家的安全感，就没有群众的安全感这样如此简单对立的问题，而是确确实实的存在着在某一历史阶段是正确的，但是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就不正确了的问题。
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分清是非之后，一个更深刻的性质和界限的问题，就是划分敌我的问题。
如果说分清是非是不需要谨慎的，那么划分敌我就需要慎之又慎。
分清是非和划分敌我是两种不同性质和不同界限的事，当然，要划分敌我，首先要分清是非。
但是，分清是非的目的，不是为了简单地打倒谁，而是为了把事情的发展过程搞清楚，把历史搞清楚，把问题和矛盾搞清楚，只有如此，才能使得大家都能认清事实，统一思想，找出策略，团结一致向前看，才能有利于维护公平和效率。
而划分敌我，则涉及到对具体的人的斗争，因而划分敌我问题是需要十分慎重的。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对不同阶段的历史、按照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去作出恰当的评价和结论。
不仅如此，对于划分敌我问题，还需要讲究策略。
就像土地革命时期，分地主土地也一样要有策略，不能把他们看作铁板一块，打击面不能过大。
《毛选》第四卷提到过这种策略：
第一阶段，打击地主，中立富农。又要分几个步骤：首先打击大地主，然后打击其他地主。对于恶霸和非恶霸，对于大、中、小地主，在待遇上要有区别。
第二阶段，平分土地，包括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在内。但在待遇上，对待富农应同对待地主有所区别。总的打击面，一般不能超过户数百分之八，人口百分之十。在区别待遇和总的打击面上，半老区亦是如此。——《毛选第四卷，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
总之，就是说打击面不能过宽，否则人家就团结起来了，地主阵营里也各不相同，需要区别对待。
所以，对于分清是非和划分敌我这两件事来说，其界限和性质是不同的，如果说划分敌我是需要谨慎的，那么分清是非这件事则不存在所谓的谨慎一说。
还是那句话，如果有一天我们连分清是非这样事情都需要谨慎的时候，那么这个社会的前途在哪里？
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毛选第一卷，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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