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自一人打冻井
我们的板申房
帮助朋友盖房
“杀牛叔叔”的由来
独自一人打冻井
一九七四年底的初冬时节。我公社大多数的知青都各奔东西，相继离开了草原。只留下了为数不多，住的又相距较远且已结婚的几位同学。那时我爱人正怀有身孕，已经七个月了。
与我家同住一个浩特的，是一家东北蒙族的老乡。男主人名叫舍登扎布，四十岁出头，很健硕的样子。家里有六口人：女人身体不好，常年病病歪歪。四个孩子：大女儿十二岁，二女儿九岁，小女儿七岁，最小的是个儿子只有四五岁。 那一年我的工作是放牛，老乡家承包了一群羊。由于孩子小，男人每天出外放羊，女人在家带孩子做家务。
我们吃水饮牲畜的是一口旧井，井里的水只有一尺多深。由于牲畜常年踩踏和水沤，用柳条编的井筒腐烂了，井也快坍塌了。每天要饮一群牛、一群羊，水量根本不够。一旦塌陷了，人的饮用水也要成问题。原来想让老乡帮我打口井，又考虑他家孩子小，无法替他放羊，他也抽不出时间，也就没张口和他商量。 经过反复考虑，结合以前同汉族老乡一起打井的经验，我决定自己打一口井以解决人畜饮水的问题。
说真的，一个人打井简直是天方夜谭，谁都没听说过。恰逢冬天，地已开始上冻，有多困难无法想象。好在我们南部沙窝水皮浅。我首先用铁锹挖了一个直径2.5米直筒坑，一直挖到水线。再向下不能再挖了，一旦出水就无法控制。这个坑大约深1米多点，挖好后就不管它了。天冷冻上四五日，天气好冻上七八天。这期间人也不能闲着：割柳条，编井筒子，搂草根......
那仁宝力格公社地处东苏旗南部，位于浑善达克沙漠的中心地带。这里生长着耐寒耐旱的红柳，一丛丛（当地人叫它柳条坑）的随处可见。有的是四面沙包，中间是个大洼地。有的是东西一条沟，两侧高沙丘，绵延曲折二三里坑连坑。里面的红柳密密麻麻，很像是原始的灌木林。若是在盛夏时节，百十头牛，千八百只的羊群钻进去，人站在沙坡上根本发现不了。现在是冬季，柳条叶子虽说早已掉光，但胆小的人钻进去也发憷。有时扑楞楞惊起多只野兔，有时呼啦啦飞起一只猫头鹰，还有时从那个背风处窜出一只狐狸，旱獭、狼獾偶然可见。就是我这个经常钻柳条坑的人，时时也会被吓出一身冷汗，毛骨悚然。
我拿着镰刀，钻进柳条坑，寻找着适合编井筒的柳条子。只要是五个手指粗细，一律全割了。然后再用柳条捆成捆，人背肩扛的搬出柳条坑。集中在较平坦地方，然后用牛车拉回浩特。沙漠特有的“勒勒车”，木头轱辘木头轴。沙丘一个连着一个无路可循。每次只能赶两辆车，每辆车也只能拉三捆柳条。这口井根据它的深浅和井的直径，估计少说也要拉个十车八车的。
冬天的柳条儿，高两米五左右，密集的如同南方的细竹林。经常把手和脸划出道道血痕，像刀子一样割开你的肉皮，疼痛钻心。当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咬牙坚持,再坚持......
随着手中的镰刀沙沙作响，一根根柳条儿，被齐刷刷的割了下来。待把这一坑中能用的柳条儿都割完，再将每百八十根捆成一捆。回首望去，原来进去一个连的兵都看不见，现在老鼠在里面打架竟能看得清清楚楚。
冬天编井筒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天气冷柳条儿硬，手抓着柳条儿就像抓着钢丝。柳条儿划得手上一道道的血丝、血口，柳条儿夹得双手一块块血泡，常常是旧伤没好又添新伤。到了晚上手指又涨又疼。只能用热水泡手，来缓解每天疼痛。
井筒分水下、水上和筒脖子三个部分。但都是像编蒜辫子一样，不但要编的紧凑、滋密还要叠加起来。水下部分的筒子是直上直下的两个筒子，这两个筒子的直径不能超过两米，且上下必须一致，不然受力不均会变形从而影响井的质量（因是柳条筒子扛受不了太大挤压）。水上部分下沿直径同水下部分相同，上部要根据地面和水面的距离要收口。收口一定要收的自然紧密 。然后是编井脖子，井脖子编的要超过地面约60厘米高。井口不能太大，口大了冬天容易冻井，人站在井台上也危险。最后是编井台。井台直径要两米多，在地面上同井脖子大致相当，略低井脖5厘米。井台宽大点好用，人站在上面感觉安全。
编井筒的同时，还要随时注意井坑里的状态。估计冻到水线以下约1米深时，找一些干柳枝扔进坑里点燃，待火烧旺后撒上一些干牛粪以及干羊粪粒儿（主要是干的山羊粪，山羊粪是一粒粒的。），一定要撒匀。最后用羊粪末把火压灭，焐上两天。待冻土变得稍软，再用铁锹挖。就这样反复冻，反复焐，反复挖。直至觉着水够深，够用为止。
与此同时，不仅要把井筒子编好，还要去沙包上搂蓑藜草根（当地称黑草根），多多亦善。将搂回的草根拧成粗团绳，直径约15厘米，紧密的缠绕在井筒子上。最关键的是水下部分，缠绕的越密越紧越好。那样水沙不容易流进井里，起到滤沙的作用。为了不让黑草根散开移位，还要用拧劈的柳条筋将草团绳同井筒拴牢。待一切准备停当，井坑也挖好了。这时把井筒依次放进井坑里，上下对齐，用柳筋把两个井筒衔接处固定、捆好，再将土回填。回填土一定要一圈圈的均匀压实，这样就不会把井筒挤压变形。然后把井台套上井脖儿，填满土之后大功基本告成。
最后一项：我一手拿钢钎，一手拿鎯头、大锤跳进干井里，在井中间把钢钎顶在冻沙上，用鎯头、大锤使劲的凿，边凿边前后左右的晃着钢钎。当钢钎凿透冻沙层，只听得“噗”的一声，啊！清水如泉，甘洌的水质啊......
跳出井外，我一屁股坐在地上，脑子一片空白，都不知道怎么笑了。当时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近一个来月的艰辛劳累，终于换来了甘甜清澈的井水。
第二天，我用木棍测量了一下，水深竟有五尺多。哈哈！我自己都感到是个奇迹：独自一人十冬腊月打了口冻井，竟如此的成功和完美。而今提及仍是兴奋不已。
多年后回草原，同牧民老乡问起这口井。老人们说那口井一直用了五六年，后来井筒子烂了，塌了。上了年岁的老人都知道，称这口井为“董家文霍特格”。哈，以我的名字命名尚属首例，内心感到无比骄傲。
我们的板申房
板申房，是内蒙汉民对平房的称呼。
一九七五年春，根据中央下发有关妥善安置在当地落户知青生活的文件精神，经大队领导班子研究，考虑到我的具体情况，决定为我们在柴达木的定居点，盖一间半的土胚房。
公社的拖拉机很快将盖房需要的木料从旗里拉了回来。队里从公社柳笆场请来了泥瓦匠和木匠一共六个人。由队里的大车倌张玉海赶着马车，一趟趟地将红胶泥从几里地以外的地方拉回浩特（沙漠里有的是沙子，却很少见到胶土）。泥瓦匠先是用胶泥和着沙土脱砖坯。木匠则把一些原木用锯锯开，做成窗框、窗扇、门框和门。经过十几天的忙活，土坯脱好了，门窗也做的差不多了，就开始盖房。
盖房那天一大早，工匠们吃过早饭开始工作。和泥的，搬坯的，调线的，找平的......大家各忙各的，有条不紊。用了两三天的时间，一间半的土坯房就初具规模了。
1994年回草原，我们的板申房还“健在”
这间房分为里外屋，大房进深约4.5米，宽3米。半间的进深4.5米，宽2米。房子盖好后，工匠们在大房里盘了火炕，又在外间里搭了一个灶台。这样，厨房卧室都有了。内墙外墙用泥抹平，苫上房顶，又找来白土把内墙刷了两遍，上好门窗，这房子就盖完交工了。
搬新房那天恰逢女儿五个月，我和爱人别提有多高兴了 。从狭窄破旧的蒙古包，搬进了明亮宽敞的板申房，那心情一个字——“美”。住在附近的老乡们，听说我住进了板申房。有事没事的都过来坐坐，就像过年来串门儿一样。邻居家的大嫂带着她那三四个孩子，整天价来家里聊家常就像长在我们家。
入冬前，大队车倌张玉海从公社的南面，早年坍塌破庙的废墟上，给我捡来一马车的半块青砖头。我用这些砖头在大屋垒起一个过冬取暖的火墙炉灶，又将剩下的砖头铺了半间房的地面，房间里显得干净整洁多了。冬天烧带火墙的炉灶特别暖和，到了夜间保暖性还很好。比起住蒙古包，不知要强多少倍。想想真要感谢公社和大队的领导，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
一九七七年的春天，我爱人被调到公社学校任代课教师，无法照顾刚刚两岁的女儿。而我还要管理牛群，于是只好将孩子送回北京 ，交给孩子的姥姥照看。同年秋天，我也被调去公社，在食堂做管理员工作。从此离开了大队的牧业生活，离开了刚刚住了两年的板申房。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我们一家三口调回北京......
近四十年过去了，我经常回忆起在牧区的生活，更忘不掉那仅仅住了两年的板申房。从一九九四年到二零一三年，这期间我们回草原探亲五次。每次都要到我们曾经住过地方，看看那里的牧民乡亲，看看我们住过的板申房。好在我们走后，那房子一直有人居住，至今完好无损。乡亲们亲切地称它为“色赫腾板申”，即知青的房屋。
2004年，“色赫腾板申”刚被粉饰一新
二零一三年金秋八月，我和爱人带着不满八岁的外孙女丫丫，一起返回草原。我们又一次去看了那经常魂牵梦绕的板申房。
那天，老马倌叶登扎布的小儿子那仁朝克图，开着一辆吉普车送我们过去。那仁朝克图是一个不爱多说话但总是笑眯眯的年轻人，喜欢和我们在一起，听我们聊天。同行的还有：叶登扎布的老伴儿斯尔吉米德格、我的小弟、我们夫妇和外孙女丫丫。我搂着孩子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一路颠簸。丫丫初次在沙漠高低不平的路上乘车，一次次被颠得直叫过瘾，高兴极了。
丫丫问我：“姥爷，咱们去哪儿呀？”
我说：“去看看姥姥、姥爷和你妈妈很久以前住过的老房子。”丫丫又问：“现在那儿有人住吗？”
我回答:“有。”
丫丫说：“那——，我们是去收房租吗？”
我愕然：“为什么会这样问？”
丫丫正儿八经地：“那家人住了咱家这么多年的房，应该交房钱吧！”
一句话刚说完，引来车内轰然大笑。只听“嘎——”的一声，车子一下停住了。只见开车的那仁朝克图趴在方向盘上，嘴里似乎说了一句什么。我吓了一跳，急忙问怎么了。好一会儿那仁朝克图才笑着抬起头说：“我得笑一会儿，刚才差点把车开出了车辙。”这句话又把大家逗乐了。
我笑着逗丫丫：“快四十年了，他家哪儿有那么多钱交房租？”
丫丫说：“没钱没关系，可以拿牛顶替。我算算啊，嗯，一年一头牛行吗？”
我说：“那也不够，他们家没有那么多的牛。”
丫丫说：“听说他们家还有骆驼和马呢，用这些顶替也行呀。”
我接着逗她：“我们收了牛呀马呀的，怎么弄回去呢？北京也没办法养呀！”
丫丫很认真地回答：“可以放在叶姥爷家，让他们帮咱放养，如果下了小牛犊，叶姥爷还可以养大了吃肉。”
我说：“让人家放养也要给人家钱呀！”
她说：“是呀，一头牛一年给一千块钱管理费够吗？那也值哈！”
车上的人听了我们的一问一答，乐得前仰后合，都捂着肚子笑喷了。
丫丫见大家笑的那样开心，自己可能悟出了什么，不好意思地说：“姥爷您放心，一会儿到那儿我就不说了。”
我告诉她，房子是公家给盖的，回北京就要交回去。不能算作私人的财产，要由公家分配给需要的人。丫丫睁着黑黑的大眼睛，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看着她笑靥如花，我的心突然被揪了一下。咳，现在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是苦和累，该如何向她解释呢......
说笑间，吉普车已经开到了柴达木淖尔边沿。我们下了车，欣赏着美丽的湖光。湖中倒映着沙丘，红柳环绕着湖岸。水面上成群的野鸭、白鹭、鸿雁，偶尔还有几只天鹅在水中嬉戏。湖边有几十头牛在悠闲的啃食着青草......如今的柴达木淖儿，水面比我们在的那个年代，扩大了有十几二十倍，加上湿地大约有两三平方公里。
2013年8月，美丽的柴达木淖尔，风吹草低
那些年，淖儿边上的牛群、羊群、马群等，牲畜连接成片，多的数不清。由于湿地严重沙化，淖儿里的水混浊恶臭。倒毙在里面的牲畜尸体，腐烂后露出白骨随处可见。究其原因，是过度放牧使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近些年来，草原牧区在国家和各级政府的政策指导下，草原的生态环境和牧民的生活都有了根本的改善。
驱车又走了两里路，就来到了我们四十年前居住的营地。远远看去，老房子依然还在。
2013年8月，朴实的牧民赛白依尔
男主人赛白依尔早已出来迎接我们。他今年刚五十七岁，患有风湿已经拄了拐。一阵寒暄之后，把我们让进了他今年新盖的砖房。奶茶、手把肉、奶食、点心一个劲儿的往上端，那股子热情憨厚劲儿不减当年。聊天中他告诉我，我们走后的第二年，他当兵复员回来。大队照顾他是复员兵，把我们住过的房子分给了他，做为安置。这一住就是三十多年。
为了改善居住条件，赛白依尔在紧挨着原房的西边又接了一间，大小同我们的卧室相同。目前，这两间半房是我们大队里寿命最长保存最完好的土坯房了。别处的房早就坍塌了。
2004年，房前的小树林
八十年代，赛白依尔还在房前屋后，种了四五十棵杨树和榆树。现在树长高了，树干最粗的有三十多公分，细一些的榆树也超过二十公分了。清风吹过来，树叶哗哗地响。这两年生活富裕了，赛白依尔也住进了崭新的砖瓦房。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天色已晚。该告别了，要离开我们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心中不免有些酸楚楚的。赛白依尔好像看出了我们的心思，拍着胸脯向我保证：“毕赛白依尔埃姆得白那，色赫腾板申和勃伦兆斯吉那，埃期勒怪。”意思是：“只要我赛白依尔活着，知青的房子就和以前一样的站立着，不会塌掉。”
多么纯朴的语言啊，这之中又凝聚着怎样的深情厚谊。回京后每每想起，老眼总是湿润润的......
从房檐下那半圆形的檐椽，可以看出我们的板申房从右至左，一间半的状况。最左边的一间是赛白依尔后接的。
2013年8月，板申房前的树林越长越高
帮助朋友盖房
宋炳海和我是同龄人，只比我小三个月，从原籍河北枣强来到内蒙投奔父亲。他父亲老宋，是队里的汉工。
我们相识在大队的专业队。因为同龄，很快就熟悉起来。我们经常一起打井一起编笆，一起出帐篷。还曾经一起去恩格尔河修水渠，一起去东风队建设三线粮站，也一起调过生马。大家都叫他小海，他父亲叫宋甲顺，在解放战争中受过伤，是残废军人。父子俩都是很本分的老实人，为人也很热情，在队里和蒙汉老乡都相处的不错。
后来我下了畜群组放牲畜，小海在大队赶牛车。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但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我经常到大队办事，顺便到他家玩儿。有时他不在家，就和他父亲谈天说地。老宋不善言谈，但总是满面笑容地听我神侃。饿了就在他家吃，晚了就在他家住。
队里的牛车队是个九辆车的“大车队”。牛车一辆连着一辆，赶车人走在队伍前面。最后一辆车上挂着一个大铁铃铛，走起来一晃一晃，发出叮咚叮咚的响声 。如果车倌儿听不到铃铛声，就会停止前进回去找掉队的牛车。
一个人赶九辆牛车，不是件容易的事。小海每天都要把牛车一辆一辆顺序排好，再一辆辆套上车牛。
后面车牛的缰绳，拴在前一辆车的后面，一辆辆连接好后再吆喝着慢慢起步，如起步快了后面的车牛没有准备，容易拽断缰绳。平时还要兼放牛、装卸等，很辛苦。
一九七四年年底我在畜群组放牛。我们组只有两头老车牛，但牛群里四五岁的大羯牛很多。我挑出几头体型 健硕的，让小海帮我们调驯。说来也怪，凡是调驯过的牛，长得要比没调驯过的牛快，个头明显大得多。宋炳海调驯车牛很有一套。经他调驯的车牛，一是老实，二是肯出力，三是走得快。老乡们都喜欢让他帮助调车牛。
这一年的冬天，小海回老家娶了媳妇。两口子一起回到内蒙，同父亲住在一起，很不方便 。
宋炳海找到我，同我商量要自己盖几间房，想让我帮忙。我答应了他，并帮他策划盖房的方案。
在我们那个地方，要盖几间房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是选址，即要背风还要注意流沙的动向。再有是水源和盖房用的胶泥土。最后是盖房用的房檩和门窗。
一九七五年，我家搬进了大队给盖的 知青“板申”。以前住的旧蒙古包 还在，就让他拉走搭在盖房的地方作为临时周转 。
盖房的地址选在离我家不远的西北方向大约不到二里的地方，站在沙包子上能远远看到。那个地方附近，有一座高大的沙头，形状像一只卧着的兔子。被当地牧民称为“陶赖温都尔”，是我们大队有名的地理标志。
那里以前是个旧营盘，现在还留着一口旧井。虽然水不多，淘一淘还可以用。盖房用的胶泥土在它的西边，只有一里多地（我家盖房时就从那里儿取的土）。我和小海还在附近找了几棵大榆树砍了做房檩。在众多朋友的帮助下，又找了几扇旧门窗。一切准备妥当后，只等开春天气暖和了动工。
一九七六年的春天，我爱人带着刚刚一岁的女儿还在北京。春节过后没和我一起回来。
天暖了，我们开始动工。我俩先去把胶泥土用铁锨和镐给翻松 ，让大队的大车倌张玉海帮我们拉土。宋炳海的爱人给我们做饭，我和小海扣砖坯，我们给自己下了每人一天一千块砖坯的“定额”。
劳动量大吃的也多，我把自己家里的干牛肉都拿来了，（去年冬天杀了一头五岁大犍牛少说也有四五百斤肉）足足的四大筐。还有好多牛羊的肉骨头，总之全都搬来了。小海的爱人很勤快是个做饭好手，蒸馒头发面不用碱，蒸的馒头又大又白特别有麦香味。
大车倌儿张玉海每天自己装车卸车，赶着大车来回要跑十几趟 ，才能保证我们俩扣砖坯用的土。
说句心里话，每人一天扣一千块砖坯，现在的年轻人想都想不到要有多累（那个年代有句话：累极了，尿尿都稀。我是有亲身体会的，人同样有“趴蛋”的时候）。
我和小海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起床先扣坯。将坯模子盒（一个模子盒上有三块坯模子），先用水洗干净，然后用沙子涮好，平放在地上，用双手同时切一块坯泥 ，大小必须与砖坯相同，双手托起摔进模子里。待三块全都摔好，端着坯盒子走出二十米，往地上一扣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这样一千块坯反复三百三十三个回合 ，扣完砖坯大约上午九点多吃早饭。吃完早饭就立即把扣好的砖坯，按制成先后顺序立起来，以保证下午能垛起。
接着就要和泥（一千块砖要垛多大一块地方，要和多少泥就可想而知了），先把胶泥和沙土按比例掺好用水闷上，然后和匀堆起再闷上。午饭后休息一个小时，和第二遍泥。和好后开始垛坯，垛坯是斜着插花垛，坯与坯之间留一块坯的缝隙，以保障通风顺畅。第二层与第一层要交叉反复，才能把坯垛好。
在这之后是第三次和泥，也就是把和好的泥再用铁锹翻倒一遍，翻倒的过程中要摔打，才能使扣坯的泥土均匀。最后就是把头天垛的坯，重新成批的垛起来。一天的任务才算完成。
说实话，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坚持过来的。开始的时候最累最疼的是腰部，就像断了一样，直不起来。双手的手指肚，每天都被磨得往外渗血。掌纹和指纹几乎都看不到，指甲也被泥和坯磨得秃秃的，疼的不敢触摸东西。一天下来整个人都快散了架。
人到了又累又困的时候反而越睡不着觉。有时候，我也想：唉，图什么哪？搭了东西搭了力，又没工分儿。这不是没事儿找事儿吗？
转念又一想，这就是人的性格，大丈夫一言九鼎，乐于助人肯吃亏。既然是朋友嘛，理应坚持下去。
经过二十几天，我俩扣了有四五万块的砖坯。算计了一下，盖三间房应该够了。我们又扣了一些炕坯，盖房的材料就算备齐了。
我们找来几名汉工，帮助我们一起盖房。大家齐心努力用了五天的时间，三间房就盖起来了。上梁那天，按照汉族人的习俗，找了块红布条挂在中间的檩条上，煞是好看。每人一碗酒图个热闹。等苫完背（上上房顶，压上顶泥），房里房外抹上两遍泥，再盘上炕、搭上灶，就算交活儿了。剩下的一些小的活计，小海就可以自己干了。看着拔地而起的三间新房，我终于歇了一口气安下心来。
我前后一共帮助他干了四十多天。
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更密切了。两家人离着近，来往的也更多了。第二年我在营子里栽了个很大的浩落。割完柳条后，宋炳海也来帮助我栽……
后来我家搬到了公社，小海每次去公社办事都住在我家里。我们回北京时，一些带不走的物件就都留给了小海。
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现在，四十多年了。以前我们经常书信往来，现在有了手机经常通话方便多了。
回北京后，我一共又回了五次草原。每次回去都要在他那儿住几天，不然就别想走。他们两口子一听说我要来，早早的准备了吃的住的。那股子热情劲，常常让我感动的不知说什么好。可是他们很少来北京，我知道是不想麻烦我。
我们之间的故事有很多。但我觉得这个故事，是我俩作为真正朋友最牢固的基础 。
——朋友间的真诚、情谊绝不是用金钱能衡量的。这句话正确、永恒。
“杀牛叔叔”的由来
一九七七年的夏天，经公社领导班子研究，决定调我去公社担任食堂管理员的工作。并于同年秋天，召开全公社劳模大会。
为了做好与会人员的就餐问题，由食堂安排肉食的屠宰工作。我从办公室开了介绍信去公社牧场赶牛。
公社牧场在公社所在地的东北方向，距离公社有十几里地。那天一早，我同公社的大车倌借了一根赶车大鞭。一丈来长的鞭杆儿，软软的加上牛皮鞭绳和狗皮鞭梢儿。甩起来“啪、啪”山响，那个威风劲儿别提了。我兴致勃勃地骑着马一边走，一边甩着长鞭抽打着路边的草儿，用它们做参照物练着准头。
走了大约四十分钟，来到了公社牧场。说是牧场，其实只有两顶蒙古包。住着两家蒙族老乡，一家放牛一家放羊。牛羊的产权都是公社的，平时委托他们放牧管理。
我下了马，直接进了放牛的老乡家。他家里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和两个半大小伙子。问了好坐下之后，老乡很客气给我倒了奶茶。我拿出带来的公社介绍信交给他，一边喝茶一边说明了来意。他看了信后吩咐身边的孩子去赶牛，让我在家里等。
这位老乡很健谈，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聊着公社的新闻。他说以前没见过我，问我是不是知青----。我告诉他，我刚来公社时间不长，以前是柴达木队的知青。他又问我在队里做什么？我就简单的给他作了介绍。
时间不长，两个小伙子就把牛赶来了。我们走出毡包，老乡指着一头棕红色的羯牛告诉我，这头牛就是给你的，它不老实哦！你要小心点儿赶。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喝！这头牛个头儿可真不小。凭我几年的放牛经验，这牛有五六岁了。只见它浑身上下棕红色的毛油亮油亮的，抖一抖如同绸缎在迎风波动。宽阔的前胸、短粗的前腿、四只碗大的牛蹄，头顶上的犄角粗大对称，弯弯的尖尖的，显示出它的威武雄壮。
嘿！好一头威风凛凛的牛勇士！我谢别了牧场的老乡，骑上马挥着大鞭驱赶着牛朝公社的方向行进。
大约走出五六里地，这头牛突然间不走了。是它冥冥中感觉出了什么，还是……我百思不得其解。没办法，我挥舞着长鞭向它抽去。开始时还管用 ，再后来用鞭子抽它也不走了，站在原地瞪着一对牛眼，对着我虎视眈眈的。
我心想，我赶得也不快呀，不可能是累了！
我骑在马上与它对峙着，我一边吆喝着一边把长鞭抽的“啪啪”山响。可这头死犟牛仍然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试图再靠近它，它竟突然低头向我冲了过来，我赶紧夹马提缰险些被它顶到。这头凶牛看我躲开了，又站在那儿不动了。当我再次去赶它，它照例低头向我冲来，活脱一个“牛魔王”，拉开了要决斗的架势。现在回想起来，不是和西班牙斗牛差不多么！
这种情况是我来牧区第一次遇到。我突然想起前两年传说恩格尔河的一个北京知青，在一次杀牛时不小心被牛顶了，为此还丢掉了一个肾脏险些要了命。想到这里，我有些瘆的慌。于是，我骑马走开一段自认为安全的距离，下得马来坐在沙包子上吸了一支烟。
经过冷静的思考，我做出两个决定：
一、从牛群里赶出三十来头牛把这头蛮牛裹挟在一起，一同往回赶。
二、回赶时速度一定要加快，到公社时最好是近似趴蛋（累的没劲儿了），这样抓它也容易些。
办法有了，人也就来了精神，我再次跨上马一溜烟跑过沙丘。等我赶着牛群回来的时候，这头蛮牛正在那儿悠闲自得的吃着草。我一边喝喊着，一边“啪啪”用力的甩着响鞭，三十几头牛裹着那蛮凶在我的驱赶下狂奔起来。顿时，隆隆的牛蹄声卷起滚滚沙尘，夹裹着长鞭的“啪啪”声震撼着原野，好恢弘的场面！不一会儿肥牛们就累的气喘吁吁伸出了舌头 。我不时调整着赶牛的速度，终于将牛驱赶到了公社。
杀牛的帮工们早已在那里等候着。可是当看见要杀的那头蛮凶，谁也不敢靠前半步。
我和大家商量，组织三四个人把牛群赶到公社招待所门前。那儿有一根旗杆，旗杆下有一截水泥桩子。为了保险起见，一定要把牛和水泥桩捆在一起。我让他们找来一根大绳和一根长柳条子，挽了一个套儿别在柳条上。
我悄悄的接近牛群和那头蛮凶，并让大家尽量把牛群哄挤在一起，好分散蛮牛的注意力。
经过多次努力，终于把这头牛套住了，大家又同它做了一番搏斗，才把它牢牢地和水泥桩捆在一起。
吸了一支烟休息了片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忙活，这头蛮凶已经被皮肉分开屠宰完毕了。啊！牛好大吆，出了有六七百斤的肉，只一条牛腿一个大小伙子就甭想拿起来。这是我到内蒙插队以来所杀的最大的一头牛。
还是那年刚入冬，公社各家都开始屠宰冬季肉食。
一天傍晚，我去公社乌书记家串门，见他家门口栓了一头母牛。乌书记问我：“小董，你明天有事吗？”
我想了想说：“没有”。
“那你明天过来帮我杀牛吧！”乌书记说，我答应了。
第二天早上我来到书记家，但只有乌书记家十岁的儿子春生在家。我问他，你爸妈不在家么？他回答，他们都去办公室了。
我说：“谁帮我杀牛呀？”
他很自信的说：“有我在哪！”一副虎头虎脑，小男子汉的样子。
我有些好笑，又问他：“杀好的牛肉放在哪儿呀？”
他告诉我，妈妈交代把牛牵到学校那儿，肉放到教室里（那时学校已经放假了，教室都空闲着）。
我和春生牵着牛来到学校，教室门口离他们家也只有二三十米。我看了看栓牛的绳子，是一根细细的毛绳。
我有点担心地问：“你们家还有绳子吗？”春生摇了摇头说，没有。
我想，一头母牛可能也没有多大劲儿，就动手把牛头和一条牛前腿拴在一起。我嘱咐春生双手抓住牛尾巴用力往后拉，无论如何也不要松手。
我从套袖中掏出了蒙古刀，站在牛的左侧。右手持刀，左手抓住牛的左犄角正要准备下刀，这头母牛突然一动脖子，一下子碰到了刀尖。它疼的一挣，那根细小的毛绳瞬间断了。
这一下母牛解脱了，它拖着我和春生向前直窜。春生的小脸挣得通红，那小小的身子被疯狂的牛甩来甩去的左右奔跑，我拼命地喊“春生抓紧”，自己也丝毫不敢有半点儿松懈。正在这时，正前方又出现了两三个孩子。原来他们是在看杀牛，而现在却处于危险境地，一旦失手后果不堪设想。我来不及多想，对准母牛的哑门穴狠狠一刀，母牛立时倒地。真险呀！再有三四米的距离，就要酿成大祸了。
牛被撂倒了，我浑身上下也被汗水湿了个透。回身再看春生，双手抓住牛尾巴还没松手呢。两条小腿儿蹬着地，浑身上下都是土，成了个小土猴儿，呲着牙还乐呢。我把他拽起，给他掸去身上的沙土，坐在地上休息了一会儿，又找来了一块小柳笆，垫在牛身下面，以免牛肉上沾到沙子 。春生用两只小手帮我扶着牛，并跑前跑后地递送我要用的工具等家伙事儿。我开始扒牛皮、掏下水、卸牛肉。等到春生的妈妈忙完过来，这牛也杀完了。
我松了一口气，春生用黑脏的小手抹了一下脸上的汗，对他妈妈很自豪地说：“我和董叔叔两个人，杀了一头大牛。”看热闹的几个孩子，围着这个脸上沾着肉渣儿和汗水的十岁蒙古小勇士，眼光里都是崇拜和羡慕的神色。
就是从那时起，公社的孩子们一看到我，就叫我“杀牛叔叔”。妇女们有时竟也拿这个“雅号”来吓唬孩子：“你再闹，再不听话杀牛叔叔来了----。”哈哈！我在他们眼里竟比“牛魔王”还厉害。
2004年，我和爱人与乌书记夫妇相约回草原时，与几个朋友在东苏旗饭馆儿聚会。推杯换盏正热闹时，从外面进来一个黑黑壮壮的蒙古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和乌书记打过招呼后，笑眯眯地看着我叫了一声“叔叔”。我应了一声，踌躇着不敢相认。乌书记对我说，这是当时公社副主任额尔敦仓的儿子，比春生小两岁。我恍然：“你认识我吗？”他想都没想，回答得很干脆：“认识，你是杀牛叔叔！”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那时还小，你不记得我。你杀牛时我就站在前面。”
噢，难为他记得那么清楚！二十六年过去，他已经是个三十多岁的大老爷们儿了。问起他的父母亲，他告诉我已经走了五、六年了。唉，都是当年的好朋友……
这就是“杀牛叔叔”的由来。说实在的，那次杀牛也是我大意了，若找根好一点的绳子把牛拴结实也不会出现险情。好在没酿成大错，每每想起都觉得后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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