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青生涯的八年半里，最难于忘怀的是得了危重病——“破伤风”。在这场与死神争夺生命的战斗中，多少人付出了努力，多少人付出了爱心，这种无私的爱不能量化，只能深深地潜藏在我的血液里，永远流淌。
破伤风病菌已潜伏
那是1969年1月的一天，在上山运石头的劳动中，我不小心被石头砸伤了右手中指，汽车司机立刻用烟丝按住伤口，止住了流血。回到连队，队医用草药给我包扎了伤口。第二天是糊泥墙劳动，我想：轻伤哪能下火线！就毫不犹豫地出工了。糊着糊着，包扎的绷带全掉光了，泥土沾满了伤口。几天后伤口是愈合了，但中指的关节肿胀却没能消退。一个多星期后的一天下午，在挑土修路的劳动中，我感到全身僵直无力，好不容易才坚持到收工。回到连队闻到阵阵的香味，原来晚餐连队杀了一头牛加菜了。久违的肉香令人唾涎欲滴，看着饭碗里大块的牛肉我却张不开口——牙关已紧，只剩下一条缝了。
住不进医院
第二天又是阴天，我自觉这次病挺严重的，就请了假，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步行到场部医院准备留医。因步履艰难，到达场部医院已11时多了，医生草草看了说没什么大问题，可能是“热气”导致牙关紧，不同意留医，我只好往回走。因太累了，肚子也太饿了，经过红旗队时我拐进了陈慧琳、刘桂珍她们的知青点。她们刚煮好了香喷喷的番薯糖水，立刻舀了一碗请我吃，可惜牙关越来越紧，嘴张不开，番薯吃不了，只喝了甜甜的糖水。在回去的路上，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阵阵小雨。我冒雨前行，路越来越泥泞，走不远解放鞋底已沾满一层厚厚的红土，很沉重，只能走到路边的树头刮掉，就这样走走刮刮，一步又一步，9公里的路竟走了5个多小时。终于回到了连队，一躺在床上就再也无力了。
队长的慧眼
第二天也是阴雨天，队里停工学习。我请了假斜躺在床上看书。“小蕴、小蕴！”宏亮的声音传了进来。声到人到，队长李育天走了进来，他仔细的观察着我，简单问了情况，就大步地走了出去。原来他赶紧到连部打电话叫车送我到医院救治。10点多钟，汽车来了，队长亲自叫来黄孟(到团部开会)一起送我到医院。我怎么也想不到，我连车也上不了，全身僵直到不能弯曲，费了很大力气，黄孟和司机左推右托才终于把我推上了副驾驶室坐位上，送到了场部医院。
在场部医院的24小时
在场部医院安顿下来。傍晚我斜躺在床上，正读着毛主席的诗词。黄孟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手里还拿着一瓶牛奶。她看到桌上饭碗里剩下的稀饭渣，就知道我只能喝了粥水，立刻冲了牛奶要我喝下去。她说：“你的病很严重，在红卫兵'串连’时，我一个同学的病情很像你一样，最后死在路上了，我要立刻去找医生，送你到海口大医院救治。”她去找医生了，医生回复：准备明天上午抽脊髓，确定是“脑膜炎”还是“破伤风”才送去海口医院。当夜，不断发生反弓抽搐(医学称为“角弓反张”，这是破伤风发展到最严重了)，一夜无眠。也许是天意，第二天上午还未来得及抽脊髓，电话传来了刘场长的母亲在海口农垦医院去世，要求医院派车接回遗体的信息。有车了！我就可以立刻被送到海口农垦医院了。这时黄孟又来了，她帮我收拾东西，扣衣服扣子，绑好鞋带(因我手指也僵硬了，不能弯曲)。令我想不到的是下床后已不能走路了，一走路就反弓抽搐。医院护士背着我到医院门前的大卡车边上，因身体僵直无法上车，好不容易才上了副驾驶的座位上。一路上，我看着窗外的景色。黄孟说：“不要看了，闭上眼睛好好地休息吧。”我脑海里突然一闪，“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一种悲凉的感觉涌上心头。我继续贪婪且留恋地看着车外一排排的绿树，直到无力地闭上眼睛。
农垦医院的抢救
一进医院，门诊医生一看我的情况，立刻说：“破伤风，危重病人，立刻抢救。”随即在二楼腾出一间布置得不透光不透风的单人病室，让我住进去。一进病房，我妹妹小宁也赶过来了，和黄孟一起帮我脱下鞋子，扶上了病床，刚喝了一口牛奶就晕过去了。就这样与死神搏斗中昏迷了13天。在这13天的抢救中，生产队派了潘小宁、李璐、宋淑本等人轮流看护(因破伤风病人怕光、怕风、怕声音，抽搐随时可使病人停止呼吸，立刻死亡)，随着病情发展，反弓抽搐越来越密，她们不敢沉睡、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大步走路、不敢开灯，随时观察着病人，一看到病人抽搐即时合力按住手脚，不让反弓张得太厉害，以防一时疏忽留下永久的懊悔。
医院派了经验丰富、医德高尚的陈医生主治，医院想尽办法到部队医院、地方医院、大陆药批等联系到足够的特效药。日日夜夜不停地输药输液，两手的血管输不进了，就在脚上切开一道口插针到一条大血管继续输。农场派出干部专程到医院了解病况，连队的知青也记挂着，轮番在星期天走9公里路到福山爬车到海口农垦医院，只为在病房窗口看一眼躺在病床上，戴着墨镜，身上挂满了吊针，奄奄一息的战友。李福煦代表连队的老工人、知青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送到农垦医院，恳请医生尽力抢救年轻的生命。
傍晚，他从窗口看到我表情痛苦，喉头上有东西上涌，呼吸困难。他警觉到这可能危及生命，立刻去找医生护士，但医生护士已下班了。一些老病号告诉他陈医生的住处，他立刻找到陈医生的家，陈医生一家四口正准备吃饭，一听情况，饭也不吃了，快步赶回病房。一看情况不妙(因破伤风病人的另一种致命危险在于痰上涌在喉头堵死而窒息)，当机立断决定切开气管用抽痰机插喉抽痰。随即开广播，紧急召集有关医务人员立即回外科手术室抢救病人。搬动病人到手术室也可能出意外，便决定立即消毒病房，在病房手术。手术后外科组织了一个抢救小组。由外科主任、医生、护士组织了一个专护班，每天轮流24小时看护，经过七天七夜的抢救与护理，终于挽回了年轻的生命。
度过危险期苏醒这一天，陈医生早早写好了毛主席语录“既来之，则安之，让身体慢慢增长抵抗力和它斗争……”贴在床架上，陈医生叫着我的名字：“小蕴、小蕴……”，我慢慢地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微笑着慈祥的脸，由朦胧到逐渐清晰。医护人员小声地欢叫着：“醒了，醒了，抢救成功了！”陈医生读着床头挂着的毛主席语录，鼓励我与疾病继续斗争，早日康复。我泪流满脸，在生命与死神的搏斗中，是他们的无私奉献，是他们的爱心，是他们精湛的医术，为抢救一个年轻的知青生命付出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艰辛劳累，我感谢他们，我感谢所有付出努力与爱心的人们。
在康复的日子里
苏醒后虽过了危险期，但我浑身无力，不能起床，更不能走路，一下子消瘦了20多斤，一个164米的人只剩下70多斤了，膝头比大腿还大。双手和手臂因吊针而全部瘀黑，因抽搐太厉害而伸不直了；脊尾部长了两个大褥疮直烂到见骨头；拔了插喉管后脖子上的伤口要慢慢自愈，说话漏气……医生说大概要半年才能恢复劳动。
在李璐、潘小宁的陪伴下我开始学习走路，从下地晕眩，到两人扶着我从病房内慢慢走到病房外的走廊，一天天练习，一天天进步，后她们回连队了。为了尽快康复，为了手能伸直和增加力量，必须咬着牙加强锻炼。我从楼下捡了几块砖头回来，每天举砖块，一天天地增加举的时间和次数。我从病友中借了些书，从一看书就头晕，逐渐到了连续看书20分钟了。连队领导、老工人、知青们一直关心着大病初愈的我，在干塘捉鱼时队长特意留下满满一桶活鱼，老工人你一把干姜、我一把黑豆地送到知青处，由吴俊元艰辛地送到海口病房。在物质极度缺乏的当时，一桶活鱼包含的既是物质，也是精神，多么珍贵。
身体在逐渐康复中，我当了女病区的连长，每天读报，让病友们知道国家大事，帮助重病号和不能走动的病人擦身，甚至端屎端尿……我要把别人给我的爱和帮助传送给她们，让她们在无助和病痛中感到温暖。农场有意让我退职回广州，我想是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医生、护士、农场和队领导、老工人、知青们给了我战胜疾病的力量和勇气，我要把重生的生命投入到建设海南的事业，毅然留了下来，与知青们一起继续战斗。
回城后成为人民教师的潘小蕴
40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把这段珍贵的回忆作为鞭策自己前进的动力，努力做一个优秀的人民教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终生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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