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青生涯的八年半里,最难于忘怀的是得了危重病——“破伤风”。在这场与死神争夺生命的战斗中,多少人付出了努力,多少人付出了爱心,这种无私的爱不能量化,只能深深地潜藏在我的血液里,永远流淌。
破伤风病菌已潜伏
那是1969年1月的一天,在上山运石头的劳动中,我不小心被石头砸伤了右手中指,汽车司机立刻用烟丝按住伤口,止住了流血。回到连队,队医用草药给我包扎了伤口。第二天是糊泥墙劳动,我想:轻伤哪能下火线!就毫不犹豫地出工了。糊着糊着,包扎的绷带全掉光了,泥土沾满了伤口。几天后伤口是愈合了,但中指的关节肿胀却没能消退。一个多星期后的一天下午,在挑土修路的劳动中,我感到全身僵直无力,好不容易才坚持到收工。回到连队闻到阵阵的香味,原来晚餐连队杀了一头牛加菜了。久违的肉香令人唾涎欲滴,看着饭碗里大块的牛肉我却张不开口——牙关已紧,只剩下一条缝了。
住不进医院
第二天又是阴天,我自觉这次病挺严重的,就请了假,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步行到场部医院准备留医。因步履艰难,到达场部医院已11时多了,医生草草看了说没什么大问题,可能是“热气”导致牙关紧,不同意留医,我只好往回走。因太累了,肚子也太饿了,经过红旗队时我拐进了陈慧琳、刘桂珍她们的知青点。她们刚煮好了香喷喷的番薯糖水,立刻舀了一碗请我吃,可惜牙关越来越紧,嘴张不开,番薯吃不了,只喝了甜甜的糖水。在回去的路上,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阵阵小雨。我冒雨前行,路越来越泥泞,走不远解放鞋底已沾满一层厚厚的红土,很沉重,只能走到路边的树头刮掉,就这样走走刮刮,一步又一步,9公里的路竟走了5个多小时。终于回到了连队,一躺在床上就再也无力了。
队长的慧眼
第二天也是阴雨天,队里停工学习。我请了假斜躺在床上看书。“小蕴、小蕴!”宏亮的声音传了进来。声到人到,队长李育天走了进来,他仔细的观察着我,简单问了情况,就大步地走了出去。原来他赶紧到连部打电话叫车送我到医院救治。10点多钟,汽车来了,队长亲自叫来黄孟(到团部开会)一起送我到医院。我怎么也想不到,我连车也上不了,全身僵直到不能弯曲,费了很大力气,黄孟和司机左推右托才终于把我推上了副驾驶室坐位上,送到了场部医院。
在场部医院的24小时
在场部医院安顿下来。傍晚我斜躺在床上,正读着毛主席的诗词。黄孟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手里还拿着一瓶牛奶。她看到桌上饭碗里剩下的稀饭渣,就知道我只能喝了粥水,立刻冲了牛奶要我喝下去。她说:“你的病很严重,在红卫兵'串连’时,我一个同学的病情很像你一样,最后死在路上了,我要立刻去找医生,送你到海口大医院救治。”她去找医生了,医生回复:准备明天上午抽脊髓,确定是“脑膜炎”还是“破伤风”才送去海口医院。当夜,不断发生反弓抽搐(医学称为“角弓反张”,这是破伤风发展到最严重了),一夜无眠。也许是天意,第二天上午还未来得及抽脊髓,电话传来了刘场长的母亲在海口农垦医院去世,要求医院派车接回遗体的信息。有车了!我就可以立刻被送到海口农垦医院了。这时黄孟又来了,她帮我收拾东西,扣衣服扣子,绑好鞋带(因我手指也僵硬了,不能弯曲)。令我想不到的是下床后已不能走路了,一走路就反弓抽搐。医院护士背着我到医院门前的大卡车边上,因身体僵直无法上车,好不容易才上了副驾驶的座位上。一路上,我看着窗外的景色。黄孟说:“不要看了,闭上眼睛好好地休息吧。”我脑海里突然一闪,“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一种悲凉的感觉涌上心头。我继续贪婪且留恋地看着车外一排排的绿树,直到无力地闭上眼睛。
农垦医院的抢救
一进医院,门诊医生一看我的情况,立刻说:“破伤风,危重病人,立刻抢救。”随即在二楼腾出一间布置得不透光不透风的单人病室,让我住进去。一进病房,我妹妹小宁也赶过来了,和黄孟一起帮我脱下鞋子,扶上了病床,刚喝了一口牛奶就晕过去了。就这样与死神搏斗中昏迷了13天。在这13天的抢救中,生产队派了潘小宁、李璐、宋淑本等人轮流看护(因破伤风病人怕光、怕风、怕声音,抽搐随时可使病人停止呼吸,立刻死亡),随着病情发展,反弓抽搐越来越密,她们不敢沉睡、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大步走路、不敢开灯,随时观察着病人,一看到病人抽搐即时合力按住手脚,不让反弓张得太厉害,以防一时疏忽留下永久的懊悔。
医院派了经验丰富、医德高尚的陈医生主治,医院想尽办法到部队医院、地方医院、大陆药批等联系到足够的特效药。日日夜夜不停地输药输液,两手的血管输不进了,就在脚上切开一道口插针到一条大血管继续输。农场派出干部专程到医院了解病况,连队的知青也记挂着,轮番在星期天走9公里路到福山爬车到海口农垦医院,只为在病房窗口看一眼躺在病床上,戴着墨镜,身上挂满了吊针,奄奄一息的战友。李福煦代表连队的老工人、知青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送到农垦医院,恳请医生尽力抢救年轻的生命。
傍晚,他从窗口看到我表情痛苦,喉头上有东西上涌,呼吸困难。他警觉到这可能危及生命,立刻去找医生护士,但医生护士已下班了。一些老病号告诉他陈医生的住处,他立刻找到陈医生的家,陈医生一家四口正准备吃饭,一听情况,饭也不吃了,快步赶回病房。一看情况不妙(因破伤风病人的另一种致命危险在于痰上涌在喉头堵死而窒息),当机立断决定切开气管用抽痰机插喉抽痰。随即开广播,紧急召集有关医务人员立即回外科手术室抢救病人。搬动病人到手术室也可能出意外,便决定立即消毒病房,在病房手术。手术后外科组织了一个抢救小组。由外科主任、医生、护士组织了一个专护班,每天轮流24小时看护,经过七天七夜的抢救与护理,终于挽回了年轻的生命。
度过危险期苏醒这一天,陈医生早早写好了毛主席语录“既来之,则安之,让身体慢慢增长抵抗力和它斗争……”贴在床架上,陈医生叫着我的名字:“小蕴、小蕴……”,我慢慢地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微笑着慈祥的脸,由朦胧到逐渐清晰。医护人员小声地欢叫着:“醒了,醒了,抢救成功了!”陈医生读着床头挂着的毛主席语录,鼓励我与疾病继续斗争,早日康复。我泪流满脸,在生命与死神的搏斗中,是他们的无私奉献,是他们的爱心,是他们精湛的医术,为抢救一个年轻的知青生命付出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艰辛劳累,我感谢他们,我感谢所有付出努力与爱心的人们。
在康复的日子里
苏醒后虽过了危险期,但我浑身无力,不能起床,更不能走路,一下子消瘦了20多斤,一个164米的人只剩下70多斤了,膝头比大腿还大。双手和手臂因吊针而全部瘀黑,因抽搐太厉害而伸不直了;脊尾部长了两个大褥疮直烂到见骨头;拔了插喉管后脖子上的伤口要慢慢自愈,说话漏气……医生说大概要半年才能恢复劳动。
在李璐、潘小宁的陪伴下我开始学习走路,从下地晕眩,到两人扶着我从病房内慢慢走到病房外的走廊,一天天练习,一天天进步,后她们回连队了。为了尽快康复,为了手能伸直和增加力量,必须咬着牙加强锻炼。我从楼下捡了几块砖头回来,每天举砖块,一天天地增加举的时间和次数。我从病友中借了些书,从一看书就头晕,逐渐到了连续看书20分钟了。连队领导、老工人、知青们一直关心着大病初愈的我,在干塘捉鱼时队长特意留下满满一桶活鱼,老工人你一把干姜、我一把黑豆地送到知青处,由吴俊元艰辛地送到海口病房。在物质极度缺乏的当时,一桶活鱼包含的既是物质,也是精神,多么珍贵。
身体在逐渐康复中,我当了女病区的连长,每天读报,让病友们知道国家大事,帮助重病号和不能走动的病人擦身,甚至端屎端尿……我要把别人给我的爱和帮助传送给她们,让她们在无助和病痛中感到温暖。农场有意让我退职回广州,我想是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医生、护士、农场和队领导、老工人、知青们给了我战胜疾病的力量和勇气,我要把重生的生命投入到建设海南的事业,毅然留了下来,与知青们一起继续战斗。
回城后成为人民教师的潘小蕴
40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把这段珍贵的回忆作为鞭策自己前进的动力,努力做一个优秀的人民教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终生无悔。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