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落脚香山，周恩来每天在路途上所花的时间很长，因此住进了中南海。周恩来最早住的院子是丰泽园，1949年11月，他和邓颖超搬到了西花厅，以此作为居住和办公的地方。此后，周恩来一直居住在西花厅，直到他与世长辞……
01
住进西花厅是一个偶然
北方的十月仲秋，已经能感觉丝丝的凉意。为中央领袖们居住和经常聚集的会议厅、室安装暖气一事，随即列入日程。中央领袖和部分机关在中南海，住的都是旧有的院落，只经过简单地打扫和修葺，就匆匆忙忙地搬进去了。
安装取暖设施的计划一定，开会办公的颐年堂、勤政殿，住的紫云轩，包括周恩来准备迁入的西花厅，都来了水暖工人，开始了紧张的施工。那时还没有水暖气，安装的是恒温效果不太好的汽暖气。
施工期间的一天中午，工人们已去吃饭，周恩来恰从颐年堂走过。他发现一根未接好的管子甩在外头，人行走时不注意，就容易被绊倒，于是吩咐跟随他的卫士成元功：“你守在这里，万一主席路过时，提醒他一下。”
成元功守了一会儿，觉得自己的任务是随侍总理，不能总守在这里，就招呼另一位卫士韩福裕替换自己。他回到菊香书屋南小院，周恩来一看见他，顿时火了：“让你守在那里，你怎么擅自跑回来啦，万一绊着主席摔坏了，你负得起责任吗？”成元功说：“你身边不能长时间没人啊，我就让韩福裕守在那儿了。”周恩来这才平息了怒气。
政务院成立之后，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们，以及相当于政务院办公厅的机构，在中海西岸游泳池以北的区域办公。11月，周恩来搬出菊香书屋，到了政务院办公区域，他进驻的新院落叫“西花厅”。
周恩来为什么会选择西花厅，并一直在此居住到他与世长辞，完全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遇。1981年4月13日，邓颖超在西花厅，向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人员，讲述了那个偶然的过程。
邓颖超说，他们搬到西花厅，是1949年11月。早在当年4月，周恩来曾到这个院子看望一个生病的同志，对院里芬芳吐蕊的花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在叶茂花繁之中，周恩来最喜欢的是四月盛开的海棠花，它洁白，含着淡淡的清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组织了政务院，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时，选了这个院子。我们选了这一角。这一角，主要是恩来办公的地方。这里，我只能说是我们的住处，也不能说是我们的家，应该说是恩来同志一个集体的院子，里面有我们住的两间房子，一直到现在。”
西花厅是清末摄政王府西花园的后半部分。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在两日内相继辞世，光绪弟弟之子溥仪登基，其生父醇亲王载沣摄政，遂在中南海紫光阁以西兴造摄政王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务院办公处也在旧摄政王府，这实在是历史的巧合。西花厅坐落在政务院办公区域的西北角，前院高台阶上坐落着一座坐北朝南的旧式厅堂，门楣悬着题有“西花厅”的匾额，院落由此厅而得名。周恩来住进西花厅后，常在悬有匾额的厅里召集小型会议，接见国内外的宾客。
02
对感情最亲近的夫人也保密
西花厅后院有前厅和耳房作屏障，形成一个东西长南北短的四合院。正房坐北向南，是周恩来、邓颖超办公和居住的地方，包括周恩来的办公室，客厅兼餐厅，周恩来的卧室，邓颖超的卧室，以及卫生间。
周恩来的办公室约有30余平方米，室内办公用具很简陋。本来刚搬入时，卫士成元功找到一张漂亮的大写字台，但周恩来非得让他换一个旧的，一直用到去世。这个办公室只有三把钥匙，周恩来一把，值班室一把，值班卫士一把。他本人不在时，任何人不进入他的办公室，包括邓颖超和他的秘书。
从这些细微的小事上，也可让人感到周恩来处事的极其细密和谨慎。这也反映了那个时代领导核心成员，对组织原则和纪律的恪守，只在某一级别范围内沟通的事情，绝不外泄，哪怕是对感情最亲近的夫人。
后院的东厢房，部分用作仓储，部分住人。周恩来夫妇刚搬进去时，就是周秉德（注：周恩来三弟的大女儿）一人住。过了段日子，周秉德的弟弟周秉钧，妹妹周秉宜，也到了北京。因周恩来还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就把他们送入以部队的孩子为主的八一小学读书。他们回中南海度周末，就和周秉德一起住在东厢房。
此时，周恩来的老警卫副官龙飞虎随部队在南方，他的儿子、女儿，都在北京的学校读书。有时，朱德接他们过去住；而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在西花厅后院和周秉德姐弟做伴。
又过了些时日，在周恩来夫妇的敦促下，他们的老战友孙炳文将军的女儿，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也常住到西花厅后院度周末了，这其间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孙炳文早年随朱德一同到海外寻找真理，1922年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蒋介石“清共”，孙炳文在上海惨遭屠戮。当时遗下5个孩子：老大孙宁世，老二孙济世，老三孙维世，老四孙名世，孙新世最小，此刻还没起正式的名字。
母亲任锐难以一面坚持地下工作，一面抚养5个孩子，就将最小的孩子托付给孙炳文的好友黄志。为了安全起见，黄为她起名黄粤生，即出生在广东。粤生在黄家生活得很好，长大后，称黄志为爸爸。
后来，黄志将粤生的真实身份告诉了她，她思念生母和哥哥、姐姐，于1949年7月踏上了万里寻亲认母之途。她先到香港，按照事先的联络地点，找到了乔冠华夫人龚澎。龚澎发报北平，周恩来回电：“做好接待，保证安全。”
在龚澎的安排下，黄粤生乘船从海上北上，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航行，“飘泊”到天津，继而赴北平。根据龚澎的交代，她找到了中南海新华门，恰巧在门口碰上了邓颖超。邓颖超将她带到菊香书屋，见到了住在这里的周恩来。周恩来看见黄粤生，抚摩着她的肩膀，眼泪潸然而下：“可怜的孩子，总算把你找到了。”黄粤生在这里得知，母亲已在3个月前病逝。
03
领袖就像亲人一般
最初周恩来搬过来时，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一家，就住在西花厅院内的水榭。后来他调到了文化部，全家搬出了中南海。邓颖超的秘书张元，就带女儿箫远音、箫远丽、箫松几个孩子住进了水榭。
张元是个老机要工作者。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期，她曾跟随周恩来、邓颖超在中央长江局。当时，长江局所在的武汉，亦是国民党政府西迁过程中的控制中心。为了确保机要讯息传递的秘密，张元长期不能与他人接触，一人躲在小阁楼里收发报，吃饭睡觉都在其中。
经历了长期艰难险阻的考验，张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回到老首长的身边，担任邓颖超的秘书。再次来到周恩来、邓颖超身边，箫远音还是像以往那样，称他们“伯伯、邓妈妈”。周恩来则叫她和她妹妹“大米”、“二米”。
箫远音说：“在我心目中，生活中的领袖并不觉得高不可攀，而就是我们的父辈、爷爷、奶奶，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那种有亲情关系的感觉。”
箫远音第一次吃螃蟹，就是在周恩来家吃的。那天周恩来对没吃过螃蟹的箫远音说：“我这儿今天正好有螃蟹，你就来吃吧。不会吃螃蟹的箫远音，还是在周恩来指教下，学会了用手、筷子和牙签吃螃蟹。
和周恩来吃过几次螃蟹后，箫远音发现周恩来在餐桌上对文明和礼仪的一丝不苟。就拿吃螃蟹来说，他吃得十分认真仔细，而且干净整齐，吃完把盖一扣，还是一只完整的螃蟹。
新周报，赵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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