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话》单行本出版后,接到不少读者来信,劝我扩大范围,谈谈自己买书、藏书的经过。直到今年,还有人把书目寄来,嘱为鉴定;更有人飞柬相邀,约我“过斋看书”。看书本来是愉快的事情,怎奈去夏以来,一病缠绵,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病榻上磨,偶尔精神好些,也没有出门会客的能力。眼看这样下去,怕连笔都提不起来了。人活着而不工作,岂非等于不活。为此我很想伏案试试,即使写少些、慢些、轻松些,也很想伏案试试。
说起买书,二十多年来,自己的确买过书,如今还是一架一架地堆得满满的,从屋子的四壁到中央,纵横曲折,像一座矮矮的书城一样。
但我并不是藏书家,也不希望别人以藏书家看待我。这中间有个原因,大约三十年前,我遇见一个朋友,他性好读书,平日手不释卷,只是读书的方法非常古怪,总是读一页撕一页,随读随撕,一本书读完了,同时也给撕完了。我第一次看到,不免大吃一惊,问他这是在干什么,他指着自己的脑袋,笑嘻嘻说:“没有错!我把它放在这儿了。”他是我最初结交的少数朋友之一,博闻强记,脑子里装的书不少,手头上却一本书也没有。我很佩服他,又并不以他的读书方法为然。
可是说来奇怪,从此以后,他的话却楔入心坎,使我一直忘不了。
凡遇买了书来而不及翻阅,那张笑嘻嘻的脸孔便会在眼前出现:“哦!你没有把书放错地方吗?”我因此感到紧张,感到惭愧,感到坐立不安。
为了免除烦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如果自问没有工夫读,我就干脆不买书。
我的有目的地买书,开始于1942 年,那时住在上海徐家汇。日本军侵占上海,一天几次警报,家家烧书、撕书,成批地当做废纸卖书。目睹文化浩劫,实在心痛得很,于是发了个狠:别人卖书,我偏买书。离我寓所不远有个废纸收购站,主人是个猫儿脸的老头儿,人还和气,谈得熟pi了,他答应帮忙,从此我便节衣缩食,想尽办法,把所有可以省下的钱都花在买书上。书籍大概也真是一种“食粮”吧,有几次,我钻在废纸站的堆栈里,一天只啃两个烧饼,也居然对付了过去。我在那里买到《新青年》季刊、《前锋》、《小说月报》、《文学》,零星的《觉悟》、《学灯》和《晨报副刊》。不过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废纸的来势又猛,浪推潮涌,最后便只好望洋兴叹。我和老头儿约定把买下的书刊当做未出栈的废纸,仍然存在他那里。几个月后烧书的风潮逐渐平息,那张笑嘻嘻的脸孔又在眼前出现:“你没有把书放错地方吗?”说真的,我应该怎样衡量自己的行径呢?恰巧这时候,堆栈来催促提货了,我决计把它们接回家来:掘开地板,揭去屋瓦,塞入煤球堆,尽一切可能安顿了它们。
这样,我就被迫成了个“藏”书家。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藏书家,不仅因为我没有宋椠明刻,毛抄黄跋,单看这藏书方法,也不免使海内的通人齿冷。不过我又确实爱惜我的书,当时曾想:“江左征尘动鼓鼙,百千纸甲烂如泥。”逝者如斯,怎么能够担保手头的这些一定可以留存到异日呢?我感到惶惑。夜深了,一灯如豆,万籁俱寂,我于是偷偷地捧出一批来,翻着、读着,以迫不及待的心情,为文艺界一位先辈的文集做着辑佚的工作。浏览之间,我又顺手分门别类地夹上颜色不同的纸条,简单扼要地记下初次批读的感想。年复一年,正是这些书籍,它们始终伴随着我,和我一起度过了数不清的饥寒交迫的日子,度过了数不清的惊风骇浪的时刻,最后,又和我一起迎接了东方的黎明,牢牢地守护着我所寄托的往昔的印象和记录。
近年来,虽然偶尔还跑跑书店,事实却进一步证明我并不是一个藏书家:买书只是为了应用。在这点上,我自问够得上是那位朋友的朋友。
至于没有采用他的读书方法,对书籍多少有点爱惜,则是因为,案头架上,触处都足以钩起我对遥远年代的记忆;而只要我还有记忆,我又觉得,在革命的艰苦岁月里,这些书籍,有不少正是我的贫贱之交,正是我的患难之交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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