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中国近代著名的维新派代表人物。
实际上，梁启超不仅仅是维新派代表人物，他的一生都在不停地转变，在政治上：梁启超曾经是保皇派的领袖，热衷于君主立宪；后来又混迹于革命派中，甚至不惜与老师康有为翻脸；曾经支持过孙中山、袁世凯，但后来又因为各种原因，还是与他们分道扬镳了。
在学问上：梁启超最初是沉浸于词章训诂，继而从事于今文运动，说伪经，谈改制，继而又反对康有为的保教尊孔的主张，继而又从事于介绍的工作，继而又从事于旧有学说的整理；由主张孔子改制而至于反对孔教，又恰恰是一个对立面。
陈丹青绘《清华国学院》，左起：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与吴宓
纵使在别人看来他是一个善变的人，但是，“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
梁启超最终以文化巨人的身影铭刻青史。尽管从生前到身后始终争议不断，但这恰从另一面向证明了其人影响力的经久不息，以及属于他的时代并未过去。
虽然人们对梁启超的功过是非总是争论不休，但胡适却给予了高度评价：“梁任公为吾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
我们就拿梁启超与孙中山的分合之事，来看看他的思想究竟“新”在哪里。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就在这个危难时刻，兴起了一个团体——资产阶级革命派。
这个团体在当时还没有形成气候，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多次想联合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共同救国。
梁启超
而当时的维新派名声大震，康有为以帝师自居，看不起孙中山这些革命党，一直不愿意与他们联合。
此时，梁启超对孙中山的评价还仅仅停留在“蓄志倾覆满洲政府，不过陈胜、吴广之流罢了。”
后来，当“公车上书”失败后，梁启超为避免清政府的追捕，而逃亡日本的时候，孙中山正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
当时的梁启超对孙中山依然是不屑一顾的，但孙中山依然主动地向梁启超示好。与因循守旧的康有为相比，年轻有为的梁启超乐于接受新事物。在孙中山的影响下，他的内心开始倾向于革命了。
后来，孙中山在日本横滨开办了一家大同学校，并邀请了一批流亡在日本的维新派人士到学校任教，其中就包括梁启超。
在课堂上，梁启超就已经抛弃了孔孟之道，开口闭口皆谈孟德斯鸠、卢梭、罗伯斯皮尔等西方大思想家的民主思想。
渐渐地，梁启超在周围革命思想的熏陶下，也开始醉心于革命。但康有为却“深不谓然，屡责备之”，可康老师的这种刚愎自用根本无法令梁启超信服。
此时，革命派已经成功“策反”了大批的维新派人士。在这种形式下，革命派和维新派计划联合起来，并拟推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
有人悄悄地将此事汇报给了康有为，康有为已经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于是便责令梁启超奔赴美国的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
孙中山曾于1894年在檀香山创办了第一个具有资产阶级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并扛起了反清的革命大旗。可以说，檀香山是革命的发源地，也是革命派的根据地。
在出发去檀香山之前，梁启超“约中山共商国是，矢言合作到底，至死不渝”。其间，他还托孙中山给他介绍些朋友。孙中山并没有怀疑梁启超的革命动机，所以便将自己的兄弟及众多朋友介绍给了他。
梁启超来到檀香山后，保皇思想在他的心中再次占了上风，他也曾坦言道: “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自相矛盾。”
但让梁启超思想彻底发生改变的是，在游历了被称为“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的美国之后，他发现当时的美国虽然建立起了共和政体，但政治上仍然存在暗箱操作，并且华人帮派之间互相残杀，极为血腥……这些都让梁启超数十年来建立起的政治信仰瞬间崩塌。
回国后，梁启超的思想大变，开始写信劝说孙中山停止革命，实行渐进式改良。但是孙中山志在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民国，肯定不会轻易放弃革命。由此，两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并逐渐彼此疏远。
梁启超认为，实行暴力革命，将会导致国家大乱，付出的代价难以估算，而最终建立起来的国家必然是专制国家。
梁启超认为，根据目前国家的局势，最好的办法是先建立起一个开明专制的国家，再逐渐过渡成为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最后建立起一个民主立宪的国家。
针对此事，立宪派和革命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论战期间，梁启超创造了一种介于文言文和白话文之间的新文体——新民体，并写下了传诵上百年的《少年中国说》：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在此期间，梁启超还丰富了汉语的词汇量，如“政治” 、“民主” 、“哲学”等词语，都是由梁启超将日文直接翻译后引入中国的，而“中华民族”一词也是在这时候被梁启超创造出来的。
最终，梁启超以《新民丛报》为阵地，独战以孙中山，汪精卫、章太炎、胡汉民等以《民报》为阵地的革命派人士，取代了老师康有为，成为了立宪派的精神领袖。
梁启超虽然善变，并且还有一句常常自诵的名语，即：“不惜以今日之吾与昨日之吾宣战”，但是，其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建立一个民主的宪政国家。
胡适曾言：“……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心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唯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郑振铎先生在1929年悼念梁启超去世的《梁任公先生》一文中这样评论：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并不是变他的宗旨，变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不过“随时与境而变”，又随他“脑识之发达而变”其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便是爱国。“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凡有利于国的事，凡有益于国民的思想，他便不惜“屡变”，而躬自为之，躬自倡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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