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参加工作时，中国是计划经济年代。工作人员的工资，都是按照每个人岗位的性质，执行不同类别的工资。当时国家干部有国家干部的工资标准，如当时毛主席的工资也是每月按级别领取。事业单位有事业单位的工资标准。工业商业都有不同的工资类别标准。
我刚参加工作，被分配到商业部门，按照商业部门的工资类别，我第一年月工资为17.65元，第二年月工资为19,65元，第三年因为从营业员身份改为会计员身份，月工资稍高一点为22元。
那年代增加工资是每个人心中的大事，如何增加工资都有严格的规定，但是基本上都是与工龄挂钩，参加工作多少年，应当享受什么级别的工资，都是很明了的事。在低级别段，向上增加一级工资仅几元钱，几元钱现在看不算什么，但是在那低工资年代，几元钱就是大钱了。
我参加工作没几年，上世纪80年代初，发生过一次打破常规的工资调整，就是给40％的职工增加一级工资，我不明白当时为什么叫“普调”，百分之一百增加工资才能称普调。我所在的企业，是按部门进行40%人员的确定。我当时参加办公室这一摊、大约有20人，要在其中确定8人。方法是大家集中在一起，面对面，每个人都必须提出8人，然后汇总排名，从高到低的前八名就是办公室这一摊的増资人选。
那时如果有幸是40%的人选，增加的一级工资大约是5元钱。我那时的月工资是36.54元，如果当选，月工资就四十出头了，好听一大截。那时我吃的菜油一斤0.78元，大米一斤0.13元，六安酒厂的白酒0.7元一斤，办公室同事之间红白事，大伙凑份，一般一人2元，我女儿上幼儿园，9月1日缴学费玩具费8元，（到我孙女这年代要缴1900元，还是普通幼儿园），当时月工资能增加5元，那是既光荣又实惠的一件事。
不知道别的企业，是不是也像这样面对面，口中唱票的选人，这是一种万般无奈的煎熬。都是同事，要当面说同意谁，不同意谁，我想那时的心情可能都是一样的：除了紧张，还是紧张！害怕别人不选自己，自己又拿不定主意选谁？公司的一名副经理就在选人时出事了。这是我很尊敬的长者，大约是气氛太压抑，个人也紧张，他突然从自己的座椅上倾倒在地，大家一阵慌乱后，当即用担架抬向九墩塘的专医门诊部，我是抬担架二人中之一。
到门诊部，医生一番检查后说：脑溢血，已经不行了。去世的副经理姓夏，他是我们单位专业技术的元老，已经是接近退休的年龄。在我工作的年代，像这样的评工资就那么一次，也幸好就那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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