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江河那样奔流 ――尹全生访谈录 陈 勇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作家海明威短篇小说《老人与海》的最后一句话,成为人们经常引用的经典之语:“人可以被推毁,但不能被打倒。”在我看来,这句话是否也可以概括你小说中硬汉形象的本质特征? 尹全生(中国作协会员、《微型小说月报》副主编,以下简称尹):俗话说是“人活一口气”。人的肉体十分脆弱(“脆弱的芦苇”就是世人认同的说法),但有精神支撑的生命则是强大的。我作品中的那些“硬汉”,多是为“一口气”活着的,被某种精神支撑着的人。由此说来,用海明威的话来概括我小说中的硬汉形象还是恰当的。 陈:在你笔下,硬汉形象主要指的是男子汉,但也有例外,《命运》中的黄翠花就是女性中的硬汉形象。这一点,过去评论并未提及。硬汉情结是不是你的一种文学追求?硬汉情结产生的原因何在? 尹: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人说什么话。任何文学作品无不是作者本人的修养、个性、情感、生活体验的外露。因此,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塑造什么样的人,一般来说不是作者刻意“追求”的,而是个性、情绪、修养、体验等通过文字自然流露出来的。河流千折百回奔向大海,并不是河流的“追求”决定的,而是“水向低处流”的本性决定的。在创作过程中,作家和河流同样没有理性,是由本性、情感支配的。 “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无病呻吟,不论在小小说界还是其他文学圈子都是存在的。有人要通过“强说愁”来晋升,有人要通过“强说愁”来挣钱,有人则要通过“强说愁”来获取虚名,还有人要通过“强说愁”来使上司欢颜,那么,这样的作家就近似于商贾、娼妓、太监了。自古至今,好像还没有听说哪个商贾、娼妓、太监是“硬汉”的。 陈:冯骥才说过,“凡是真正的作家,都有一辈子的敌人,如丑恶、虚伪、庸俗、懦弱等等”。 契可夫就选择庸俗作为他的敌人。你的敌人是什么? 尹:作家应当是有良知、良心,有济世之心的人,他不能放弃对人类高尚的理想和对真理的追求,不能放弃对人类的同情和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那么,一切与自然规律相悖而使生命陷入困境,使生灵陷入精神煎熬的形态和观念;一切返祖为兽,靠他人的血汗饲养的动物,都应当是我的敌人。 江河的奔流不可避免地要冲刷、冲击阻碍它的顽石或淤积物,优秀的文学作品正是在这些冲刷、冲击过程中掀起的浪花。 陈:各种艺术门类,都需要丰富的生活滋养,作家非常需要具备海绵般的吸收营养的能力,也就是作家头脑里应当有块“海绵”。在创作过程中,你是如何吸引民间文学养分的? 尹:“海绵”之说似乎还不够确切。作家的头脑,应当是一台高性能的电子讯号接收装置;接收到讯号后,转换成音频或视频信号,通过复杂的处理后再播放、传输,成为人们视觉可接收的画面,也就是作品了。 “接收装置”的接收频率往往是不一样的,我接收的频率,民间的成分比较多,对洋“频率”不太敏感。毕竟自己是中国人,毕竟写作的东西主要是给中国人看的,因此就偏爱民间文学,特别是故事。其实,中国的经典小说,如《三国演绎》、《西游记》、《水浒传》,大都是由说书人当故事讲了一代又一代,因此才成了家喻户晓的名著的。小小说是叙事文学,我认为不应当缺少故事这个要素。特别是中国的小小说,面对的主要是中国的读者;中国读者有自己非西方的阅读审美习惯,无故事情节的小小说大众肯定不喜欢。或者说就不该往“小小说”中挤。小小说既然是小说,它就应当具有小说文体的一些普遍性的特征,如虚构、人物塑造、故事性等。 “我的根在哪里”?这恐怕是任何一个作家都应当扪心自问的。我的小小说较注重故事性,大多都有一个较完整且尽可能曲折跌宕的故事,构建一个特殊环境,在此环境中表现人物和思想。使小小说具有故事的可讲述性、可读性,是我的追求之一。 陈:蒋子龙说:“真正的作家应该没有家,他有灵魂,他的精神应该在路上,在行动中。如果一个作家安于有家了,他的精神就死了。”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你的写作是否在路上、在行动中? 尹:作家是人,家对于人还是需要的。尽管我也认同作家的灵魂、精神应当“在路上,在行动中”,但现实生活中的“家”还是需要的。古往今来的大家,似乎大多是有家的。一个作家的精神处于什么层面,绝不是有他所处的生活层面和环境所决定的;只要有思想,是不可能被世俗的家庭禁锢的;没有思想,终生与流浪汉为伍也照样是流浪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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