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改名后走进小说对号入座

 

在法庭的调查中， 原告人为了证实唐敏有罪，构成对三位原告的直接故意诽谤，在朱秀琴姓名上作了一番文章，同时坚持小说中的“公社党委副书记”就是原告朱良发。唐敏指出，朱秀琴的原名叫“朱秀芹”，不是小说中的“朱玉琴”，为了构成唐敏犯罪，改成“朱秀琴”后再改成“朱玉琴”，并以“朱玉琴”这个名字在《解放日报》上撰文控告唐敏，当地派出所出具给该报的户口证明上写着“朱玉琴”之名，因为改得态度明显了，在法庭上当地派出所出具的户口证明又改成“姓名朱秀琴，又名朱玉琴”。原告人朱秀琴显然很听得懂唐敏的陈述，又用当地土语讲了一些幸亏没人听得懂的话。唐敏又为“公社党委副书记”一职说明是小说中的一种权利象征，原告人朱良发当时任公社武装部长和革委会副主任，并非副书记。这时朱良发立即出示党组织的证明，证明他当时是副书记。因为只有证明了他是副书记，小说中的副书记夫人的通奸一事才能和他有联系。为了反驳唐敏的所说的“对号入座”，原告的6位律师不惜花费极长的时间来证明小说中的A等于生活中的B。

经过漫长的死者好坏、姓名真假、职务分类的争执，为了找到唐敏犯罪的动机，两位原告和6位律师又开始对唐敏轮流发问，企图找到“犯罪动机”，以能符合“诽谤罪”的犯罪特点。三位原告的起诉书中都一致说：不知唐敏出于什么目的和动机，对他们进行诽谤。朱秀琴在法庭上说，唐敏在插队劳动期间与她没有任何不愉快的事。朱良发则说他甚至请唐敏的母亲吃过饭，意思是唐敏忘恩负义。唐敏回答说，她当时仅19岁，是个无权无势平民的女儿，公社武装部长怎么会请她的母亲吃饭呢？原告的6位律师放弃这些问题，突然问原告朱秀琴是否在当时托唐敏卖过一块布，朱秀琴不知道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答说没有。经过法庭休息后，她又说她家又过一块布，是她丈夫托人买来的，托谁买的，有否收钱她不知道。原告律师又问唐敏是否会打枪，是否在插队时当过民兵，唐敏都予否认。原告的6位律师于是就以这两件事认定是唐敏的犯罪动机，但是原告朱良发却不顾律师的苦心，在法庭上大讲唐敏在农村“不肯好好改造”，“摆出副城里人派头”，“不仅入不了党和团，连民兵也当不上”。唐敏的律师当即指出这块布和民兵打枪时死者王某不让某女知青打枪一事都是从唐敏的小说里找出来的，小说中有一个女知青并不是唐敏，买布打枪只是虚构的情节，怎么能做为给被告定罪的根据？而且小说是在唐敏离开农村近十年后发表的，唐敏已成为全国有影响的作家，怎么可能为了一块已经付了帐的布和一次打靶的小事，对山区的一个民兵营长仍然耿耿于怀呢？

审到这里，听众席议论纷纷。有的说，唐敏写那么多作品，如果为十年前的一件小事就要以小说来诽谤，那么他医生要“诽谤”多少人呢？有的说，户口簿的名字，一改再改还情有可原，公社党组织怎么能随便以组织的名义出证明呢？

当法庭由调查转入辩论时，原告的六位律师要求休庭，他们要回去“消化”今天的出庭调查，明天再辩论，审判长于是宣布休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