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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自《大国粮仓 —— 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实录》故事原型为哈尔滨女知青刘艳杰。以第一人称自述方式所呈现
我从未想过有一天能够讲出自己的故事，在当时那个年代，我不过是成千上万知青的其中之一，也是北大荒众多留守知青的其中之一。其实大家下乡的理由基本相似，但留下来的原因各不相同。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过去几十年了，对于返城知青而言，那些苦难和风流都已是耐人寻味的昨日，而对于我们这些留守知青而言，知青的历史还在延续。
1968年10月13日，我从哈尔滨下乡到普阳农场时，虚岁20。初中毕业才一年，我10岁才开始上学，因为个子小的原因，母亲让我晚上了几年，怕去了学校，因为个子小遭同学们欺负。
下乡的时候，父母是不同意的。母亲对我说：“这十八年都养了，还差这功夫吗？” 老人有自己的老观点，都不愿意孩子离开自己身边，想让孩子都承欢膝下。母亲还说：“姑娘就在家吧，过两年找个婆家。”
我当时明白自己家的条件，我们家孩子多，加起来七八口人，父亲一个月才挣52元钱，生活条件实在拮据。我寻思我出来了，把我一张嘴给带出来，就这样我就下乡了。
1974年，入党。当时的想法是，生活上可以将就将就，但是政治上咱不能混。刚下乡的时候，我就想哪里艰苦就去哪锻炼，一心想上农工班。连长说我个子太小了，下农田是不行的，就把我分配到食堂了。转念一想，这也好，我是个内向性子，不爱说话的蔫茄子，想改改自己的毛病。食堂八个炊事员，开饭的时候，天南地北的知青都来了，北京的、上海的、浙江的、特别热闹。
就这样，我在炊事班干了三年，后来主动要求到农工班，1972年当了农工班的班长，又到畜牧班，当畜牧班的班长，再后来又回到了炊事班做班长。用我女儿的话来说，我是当了一辈子的班长。
1976年，我28岁了。农场的陈大姐问我是否有返城的想法，我说家里条件不好，姐妹五个，不愿意再累赘家里了，既然出来就不想回去了。陈大姐是来给我说媒的，听她介绍，对方是个不错的人。
“ 陈建华心眼好，干净利落，爱收拾屋子。” 这是陈大姐的原话。
建华比我小三岁，一米八几的大个子，瘦高瘦高的，身体健康，就是不会说话，是个哑巴。他是当地人，兄妹五个。建华三岁时，父亲因冤假错案进去了。建华是因为生病打针给打哑的，后来一直没上学。1976年，他的父亲平反了，做了连长，是转业军官。
我和建华的接触很少，我本身是个不爱说话的，他又是个哑巴。我个人的自卑感很强，因为个子只有一米四九，长得又很普通。论个头和长相都配不上人家。建华并不嫌我，就这样，我也就同意了。
图为刘艳杰女士本人
“ 建华不能因为是哑巴就一辈子不结婚，我不能因为个子矮就一辈子不嫁人。”
可是家人对我的婚姻大事是不满意的。母亲一听就哭了：“你哪怕找个瘸子也比哑巴强啊！最起码语言上能沟通！” 我明白母亲的心情，只是一时无法解释我在农村的辛苦，建华他体谅我，替我分担，我已经很知足了，至少生活不那么难捱不是？
1976年10月，我们结婚了。1977年，我怀老大的时候，想吃水果罐头，手里一分钱都没有。建华到小卖店去赊，赊回来后，他让我吃，自己一口没动。1979年，我怀老二时，我想吃肉，那时候可没有卖烧鸡的，猪肉也没有，要买猪肉得去团部。建华就堵着鸡笼子给我抓，我想着家里的鸡是用来下蛋的，他看出了我的犹豫，就给我比划：“杀吧，别舍不得。”
生完老二，他一次煮了10个鸡蛋，熬了点粥，放点红糖，怕老大跟我争嘴，就把孩子抱走，在院儿里玩。
建华在基建队，每天很晚才回来。我怕他晚上回家饿着肚子，就把孩子放在小车里，他回来见孩子哭闹不止，就对我比划说：“以后饭我来做，你哄孩子玩。”
我说：“怕你大晚上饿着肚子。”
他又比划：“饿肚子没事，但是孩子哭，不行。”
图为刘艳杰女士与她的“哑伴”建华
建华不仅爱孩子，爱护我，更尊敬我的家人。母亲有一年来北大荒探望我，不小心把假牙掉进炉子里烧了。他饭都没吃，骑摩托车就走了，傍晚回来朝我比划说：“去团部医院买牙了，医生说假牙不卖，得咬牙印才能镶。” 当时数九寒天，他骑摩托车跑了很远的路，母亲当时就被他感动了。
在北大荒几十年就这么过去了，建华这几年身体不好，患有甲亢和扩张性心肌病，他的病一怕生气，二怕累着。我什么事都依着他，就像他从前照顾我，爱护我一样。
要说，为什么留在这里，一待就是一辈子呢？我不像其他知青，有辉煌的事业，我只是个普通人，我这辈子自认为做过有影响的事，就是和建华组成家庭，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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