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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自《大国粮仓 —— 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实录》故事原型为哈尔滨女知青刘艳杰。以第一人称自述方式所呈现
我从未想过有一天能够讲出自己的故事,在当时那个年代,我不过是成千上万知青的其中之一,也是北大荒众多留守知青的其中之一。其实大家下乡的理由基本相似,但留下来的原因各不相同。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过去几十年了,对于返城知青而言,那些苦难和风流都已是耐人寻味的昨日,而对于我们这些留守知青而言,知青的历史还在延续。
1968年10月13日,我从哈尔滨下乡到普阳农场时,虚岁20。初中毕业才一年,我10岁才开始上学,因为个子小的原因,母亲让我晚上了几年,怕去了学校,因为个子小遭同学们欺负。
下乡的时候,父母是不同意的。母亲对我说:“这十八年都养了,还差这功夫吗?” 老人有自己的老观点,都不愿意孩子离开自己身边,想让孩子都承欢膝下。母亲还说:“姑娘就在家吧,过两年找个婆家。”
我当时明白自己家的条件,我们家孩子多,加起来七八口人,父亲一个月才挣52元钱,生活条件实在拮据。我寻思我出来了,把我一张嘴给带出来,就这样我就下乡了。
1974年,入党。当时的想法是,生活上可以将就将就,但是政治上咱不能混。刚下乡的时候,我就想哪里艰苦就去哪锻炼,一心想上农工班。连长说我个子太小了,下农田是不行的,就把我分配到食堂了。转念一想,这也好,我是个内向性子,不爱说话的蔫茄子,想改改自己的毛病。食堂八个炊事员,开饭的时候,天南地北的知青都来了,北京的、上海的、浙江的、特别热闹。
就这样,我在炊事班干了三年,后来主动要求到农工班,1972年当了农工班的班长,又到畜牧班,当畜牧班的班长,再后来又回到了炊事班做班长。用我女儿的话来说,我是当了一辈子的班长。
1976年,我28岁了。农场的陈大姐问我是否有返城的想法,我说家里条件不好,姐妹五个,不愿意再累赘家里了,既然出来就不想回去了。陈大姐是来给我说媒的,听她介绍,对方是个不错的人。
“ 陈建华心眼好,干净利落,爱收拾屋子。” 这是陈大姐的原话。
建华比我小三岁,一米八几的大个子,瘦高瘦高的,身体健康,就是不会说话,是个哑巴。他是当地人,兄妹五个。建华三岁时,父亲因冤假错案进去了。建华是因为生病打针给打哑的,后来一直没上学。1976年,他的父亲平反了,做了连长,是转业军官。
我和建华的接触很少,我本身是个不爱说话的,他又是个哑巴。我个人的自卑感很强,因为个子只有一米四九,长得又很普通。论个头和长相都配不上人家。建华并不嫌我,就这样,我也就同意了。
图为刘艳杰女士本人
“ 建华不能因为是哑巴就一辈子不结婚,我不能因为个子矮就一辈子不嫁人。”
可是家人对我的婚姻大事是不满意的。母亲一听就哭了:“你哪怕找个瘸子也比哑巴强啊!最起码语言上能沟通!” 我明白母亲的心情,只是一时无法解释我在农村的辛苦,建华他体谅我,替我分担,我已经很知足了,至少生活不那么难捱不是?
1976年10月,我们结婚了。1977年,我怀老大的时候,想吃水果罐头,手里一分钱都没有。建华到小卖店去赊,赊回来后,他让我吃,自己一口没动。1979年,我怀老二时,我想吃肉,那时候可没有卖烧鸡的,猪肉也没有,要买猪肉得去团部。建华就堵着鸡笼子给我抓,我想着家里的鸡是用来下蛋的,他看出了我的犹豫,就给我比划:“杀吧,别舍不得。”
生完老二,他一次煮了10个鸡蛋,熬了点粥,放点红糖,怕老大跟我争嘴,就把孩子抱走,在院儿里玩。
建华在基建队,每天很晚才回来。我怕他晚上回家饿着肚子,就把孩子放在小车里,他回来见孩子哭闹不止,就对我比划说:“以后饭我来做,你哄孩子玩。”
我说:“怕你大晚上饿着肚子。”
他又比划:“饿肚子没事,但是孩子哭,不行。”
图为刘艳杰女士与她的“哑伴”建华
建华不仅爱孩子,爱护我,更尊敬我的家人。母亲有一年来北大荒探望我,不小心把假牙掉进炉子里烧了。他饭都没吃,骑摩托车就走了,傍晚回来朝我比划说:“去团部医院买牙了,医生说假牙不卖,得咬牙印才能镶。” 当时数九寒天,他骑摩托车跑了很远的路,母亲当时就被他感动了。
在北大荒几十年就这么过去了,建华这几年身体不好,患有甲亢和扩张性心肌病,他的病一怕生气,二怕累着。我什么事都依着他,就像他从前照顾我,爱护我一样。
要说,为什么留在这里,一待就是一辈子呢?我不像其他知青,有辉煌的事业,我只是个普通人,我这辈子自认为做过有影响的事,就是和建华组成家庭,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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