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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的人叫戈卫，今年71岁，是第一代老知青，回忆起上世纪60年代，自己第一次来到将要插队的码头村情景时，仍然记忆犹新。 1947年7月戈卫出生时，他的父亲戈治理已经是当时的西安医学院（西安交大医学部前身）教授，也是国内神经外科的奠基者之一。母亲李维清是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专家。戈卫父亲有兄弟姐妹10人，9人受过高等教育。 在那种家庭长大，戈卫上学后的志向也是偏向于自然科学，几乎不太接触政治。 但是，离高考仅剩八天时，即将在陕西师范大学附中毕业的戈卫和同学们接到学校的通知，高考取消了。“我和同学们一下子都懵了。” 那是1966年的初夏，毛泽东在5月16日那天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五十年后的同一天，已经是年逾花甲的戈卫讲起往事，让人有穿越时空之感。 “学校外面的世界早就热火朝天了，全国青年学生大串联进入高潮。”正处在青春期的戈卫也觉得热血沸腾，立即加入到大串联的队伍中。“一路走走停停，天亮时才到达宝鸡。”然后再折向四川、贵州，到了云南后，又折向北，最后终于抵达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1969年，戈卫又置身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中。那年10月27日，他与他的弟弟戈健，还有另外25名陕西师大附中的同学，从西安坐火车，到陕西宝鸡陈仓区坪头镇码头村插队。
“那时候坐火车慢的很，从西安6点坐上火车，到下午四五点才能到坪头，这不通路要过两个隧道坐渡船才能过来......”
“到坪头都半夜了，然后坐木船渡过渭河，对岸已有码头大队的社员迎接。”当时的坪头还叫永红公社，第二年又复名坪头公社。
虽然在城里时，学校也安排他们去郊区的农村帮农民收麦子，也算是接触过农村生活。可是，当戈卫和同学们来到码头村，还是被眼前看到的景象所震惊。“没想到农村会这么穷！”
幸运的是，这批来到码头村的西安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并没有多长时间，当年公社就下来了招工指标。第二年，又有大批的招工指标分到了这个知青点。曾经说着豪言壮语一辈子扎根农村的伙伴们都忙着准备回到省城去，戈卫却向大队和公社写了一封决心书，“要永远扎根码头大队，与贫下中农一起建设山区。”
多年后，戈卫似乎并不愿意让人更深入地探究他做出一选择的原因，只强调自己坚守下来最重要的一点：“主要还是因为有了感情，我接触了老魏他们后，对我太好了，确实和他们建立了感情。”
而在1975年4月召开的宝鸡县知识青年先进分子代表大会上， 戈卫是这样发的言：“考虑到自己下乡才一年，对农村情况才入门，和贫下中农的感情刚融洽，确实留恋不舍。当时我正在大队养猪场劳动，和社员一起试制黑曲霉醣化饲料，我想我自己走了，（这件事）当然还会有别人来干。可又一想，这是关系到落实毛主席关于‘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指示的大问题，要步步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留下来养好猪正是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的具体行动。”
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后，戈卫用当下的语言总结了他的行为，“我们要改变命运很容易，一招工、招干或者上大学就回城了，一切都改变了。我那时候就想，我走很容易，那这中国的七八亿农民不能都走吧？”
1975年10月28日，戈卫和另外11名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知识青年代表一起，联名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立志做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这让他们名噪一时，成为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如今，这些人当中，只有戈卫还扎根在码头村。
这样原始、简易的耕作方式，再加上当时农民用的种子还是几十年前老品种，导致村民往往“起五更睡半夜，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干一年，到头来粮食产量却非常低。1972年前全村1100多口人一年粮食总产量只有40万斤左右，最低时仅35万斤。村民吃了上顿没了下顿已经成为常态。
相对于落后的生产方式，村民们对于新技术、新产品的排斥，让戈卫更加头疼。1972年,戈卫当上了码头村村支书，上任后他下决心改变村民们原始落后的耕种方式。
要转变就要从“根”上入手，戈卫积极寻找新型种子，以代替村民们沿用多年的旧品种。经过多方联系，戈卫最终选定了新培育的玉米杂交种子“武顶一号”,在村上推广试种。由于对新种子持怀疑态度，当戈卫满怀希望，大老远坐火车把新种子背回到村上发给村民后，村民的态度却让他始料不及，有些村民干脆跟自己打起了“游击战”。
戈卫：我就记得五队有个老汉固执地不行，背着两样种子，一个就是我们引进的杂交种，一个就是他那老种子，我们为了推广，他种的时候我们要去看，他看你去了就把良种种上，你一走他就把他那种上。
俗话说“时间能证明一切”。等到玉米成熟时，地里出现了奇怪的现象，玉米地一半长势喜人，粒大饱满；而另一半则苗木矮小，纤细干瘪；而长势良好的那一片正是新种子结出的玉米，那一年望着从未见过的丰收场景，许多村民们热泪盈眶。打这以后，人们对新种子态度由反对逐渐变为了认可。
有了良种还不够，能否按时、按量给种苗“喝上水”至关重要。戈卫说，以前村民种粮食是靠天吃饭，今年雨水充盈粮食收成就好，明年遇到干旱年份，粮食产量就会大减，村民就只有“自认倒霉”。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戈卫带领村民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他专门借阅了相关书籍自学，还专程跑到西安买了建渠要用的水准仪。那时候戈卫和村民天天在地里研究修建方案，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研究出来了一套修渠方法，并投诸实践，建渠速度大大提升。
通过引进良种、兴修水利等一些列措施，再加上“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政策的施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码头村全村粮食总产量一举突破100万斤，村民们基本解决了温饱。
随着科技发展，近十多年码头村村民早就不用为良种发愁，新品种层出不穷，同时各种现代化农业机械逐步代替了人工，极大地减轻了村民的负担，码头村一些有想法的村民走出山村，来到全国各地打工，月收入普遍在3000到4000元左右，钱包逐渐鼓了起来的他们还在城里买了房，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同时，国家近些年累积投入近400万元建设费用，村上通过合理规划，村容村貌发生了巨大改变。在码头村当村支书40多年的魏文杰对此深有感触。
戈卫说，为了实现结构转型升级，增加农民收入，村上大力发展经济作物，这两年引导村民种植樱桃，全村耕地面积一共1300亩，其中一半都种植了经济价值更高的樱桃，算下来村民种樱桃一亩地平均收入5000元，最高能到近10000元，如今樱桃产业成了当地村民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戈卫说，农业曾经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几年，农村变得山清水秀，农业连年丰收，农民也告别了温饱，不少已迈入小康，然而即便如此,农村的发展相比城市还是非常不均衡。十九大上，国家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戈卫认为，这为农村今后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戈卫：农村现在也进入到一个新时代，你具体咋搞，你农村孤立的搞不行了，你要和全国经济发展要同步，现在实际是落后，为啥要抓美丽乡村建设、扶贫啊，都是为了让它和全国发展同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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