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插队知青与农场和兵团知青最大的不同是，农场和兵团的知青每月可以按时拿一个月32元的工资，而插队知青则是多劳多得，不干活的话则一分钱也没有，显然，兵团和农场要比插队有保障，因此这也是当初许多学生争着要去农场和兵团的最主要原因。
插队知青必须和当地的农民一样，靠每天积攒下的工分，通过年中和年终的结算兑取现金。一般来说，每个地方都会对每个农村社员的劳动进行综合评估，也就是所谓的评工分。
评工分是每个插队知青农村生活必须有过的一种经历，或者说是兑现劳动成果所必然经过的一道程序。在这经历或程序中，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其中的甜酸苦辣或许只有自己最能深切地体会，不过，就评工分的过程而言，回忆起来却是蛮有意思的。
我们那儿的评工分一般每年两次，年中过端午节前一次，年底在总决算前再评一次。因为农村很在乎过端午，于是选在端午节前评一次工分自然有它的道理，评过工分后可以让大家预支些钱买点过节的东西。年底则是对一年的劳动进行总的决算，决算后就是分红。
评工分，按当今的话来说，也可以算是一个民主议事行为，因此，新立大队在经过这一关乎许多人切身利益的程序时，自然也就放在用于大家议事的大队俱乐部，也就是第一年曾是我们男知青宿舍的那地方。评工分应该经历过许多次，但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其他的基本已经淡忘。
那天晚上，全体社员、包括知青都早早地来到了俱乐部，如同全国各地所有的单位一样，此类直接关系个人切身利益的集会或会议的出席率绝对是很高的，丝毫不用任何人动员发动。
这种集会前，也是大家心情十分放松的时候，尤其是年轻姑娘或小伙最乐意在这种场合打打闹闹，老爷子们也会在这种场合相互对火点烟借机唠嗑几句。这种场合也是那么几个骚老爷打情骂俏的最佳机会，他们会似真似假地用一些不堪入耳的语言挑逗老娘们，不甘示弱的老娘们则是丝毫不落下风地反唇相讥，甚至相互间拉拉扯扯。
俱乐部地方原本不算太小，只是因为作了男知青宿舍，放了两排床铺，因此空间显得小了许多。尽管知青早已把床铺卷起并叠在里间，让出了地方让大家能够坐下，不过总有一些老乡不管不顾地干脆连鞋上了床铺，舒舒服服地倚靠在知青的铺盖上，并吧嗒吧嗒地大口抽烟。知青见此则是敢怒不敢言，因为知青最怕老乡的烟火不小心掉在铺盖上，更怕藏在老乡身上的虱子会因此进入他们的床铺。
此时的俱乐部，虽然人气很高，气氛非常热烈，但是空气十分浑浊，只见昏暗的灯光下，诸多烟枪喷出的缕缕青烟聚集于房顶下，但那积聚的青烟却始终无法从门窗紧闭的房子中散发出去；随着青烟一同发出的阵阵难闻且呛人的烟草味、老乡口中呼出的浓烈的葱蒜味、甚至是有人脱鞋后发出的臭脚味，汇成了一股无形的洪流滚滚而来，一时间真让那些从小在城市中长大、尤其是家庭条件很好的知青，似乎有一种窒息的感觉。
这种场合的主持者一般是大队的支书或革委会主任，简短几句开场白后便直奔主题，也就意味着开始进入“自报公议”的阶段。这“自报”就是每个人自己报出一个自己认为合适的工分值，然后由公众评议，也就是“公议”。
一切入主题，总有人、也必须有人先打头阵，而这先行者必然会出自于约定俗成的工作单位或部门，也就是某个具体的生产队组，同样也甚至会落到某个人。这时，往往会听到一种如我们知青常说的很鸟、且很牛的声音，不紧不慢、甚至盛气凌人地从某个角落中发出：“少说一点吧，10分！”
第一次听到此话，我们还觉得是听错了，因为规定工分的最高分就是10分，这10分已经是满分了，竟然还敢说是少说一点的，这是谁啊？谁这么牛！
原来发出此声音的是姓周的机务组组长，也许机务组是黑龙江农村各大队中最牛的，因为黑龙江地多人少，耕种和收割大都靠拖拉机、收割机，遇到农忙，这机器绝不能停下来，如果这机器一出毛病，绝对是非同小可。因此，人们对干机务的肯定是另眼相待，绝不敢轻易地怠慢那帮爷们。
久而久之，那帮爷们感觉自然好了起来，有些人亦当然多了点舍我其谁、无老子不行的心态。再加上干机务的工作确实很累，遇上农忙季节每天没日没夜，吃喝甚至睡觉都在地里（一次，两个机务工夜晚翻地，由于实在太累，在单调、贫乏的工作中竟然都呼呼睡着了，以至于拖拉机拉着犁耙径直开进了泡子），他们自然觉得如此这般拼命地干活，评个10分根本不冤枉。
显然，大家对这10分还少说点的“自报”是不会有不同意见的，即使有意见至少也是不敢不自量力地在这种场合自讨没趣的。只听到一片“行啊，行啊”的附和声，于是，就像如今拍卖行拍板那般，由主持人嘴里蹦出了“周xx10分”的声响，也就意味着那人的评工分程序已经结束，开始进入下一个人的“自报公议”。
机务组那帮人评过以后，接下来就轮上赶车的那些人，赶车的，在东北统称为“车老板”，赶马车的称“马老板”，赶牛车的则称“牛老板”，不过，同样赶车，这赶马和赶牛不仅干活时感觉完全是两码事，评起工分来，“马老板”肯定赛过“牛老板”。资深的“马老板”自报工分一般比干机务的略少0点几分，“马老板”间也会各自根据各自的参照人物有些上下浮动。“牛老板”则在“马老板”的基础上再稍往下减去0点几分。不过，以上所说的0点几分的区间，一般不会超过0点三分。
机务、赶车的完了以后，该轮到大队中的另一类技术“大拿”，这些大拿就是铁匠、木匠等。这些人干的活也是与农村生活密不可分的，挂个马掌、打个镰刀和锄头，哪样离得开铁匠？盖间房子、整个犁杖、安个斧把，哪样离得开木匠？因此，这些人也是得罪不起的。当然，他们的工分自然是少不得的，一般也是和干机务的不相上下的。
技术类、“大拿”评完以后，便是一般干农活的，也就是大部分的老乡和全部的知青。不过，随着以后知青逐步走上一些技术岗位并掌握一部分技术本领后，有些人也不再处于底层了，甚至足以与老乡叫板，老乡自然对他们一定也是刮目相看的，这种变化完全可以从以后的评工分过程中得以体现。
在对干一般农活的社员测评时，总是先从各队的队长评起，队长大都是由一些有些“德高望重”或“干农活的行家里手”担当，因此，评起工分来分数是绝不会低的。他们的分数确定以后，对其他人来说也自然有了参照值。其他人则根据自己的感觉并对照队长，然后报出自己认定的分数，除非确实是干农活的高手并劳动态度极好，可以报出与队长齐驾并驱的分数外，一般报出的分数自然会低于队长。最后知青也是如此类推进行自报。
评工分实质上与任何时期、任何地方类似的评比考核，都有一点共同之处，那就是除了本领、态度之外，人缘也很讲究。人缘好的，如果工分报得低的话，有人会提议适当提高点。如若人缘差，再加上活拿不起的话，有人会马上表示质疑，因而会提出压低分数的建议。往往，这种现象的对象更多的是知青，由于老乡间大都有曲里拐弯的亲戚关系，因此他们一般不会“现开销”，而对知青，他们应该是没多少顾忌的。
第一年，大多知青的农活还未上手，再加上一些知青人还未完全发育，个头很小因此很难干一些重活，故而一些知青的分数是压得很低的，有些人的分数甚至压到只有6-7分之间，这让那些知青的心情在好长一段时间内一直非常郁闷。
不过本人第一年的工分被评得不低，记得是8.6分，只记得评到我时，老乡说，这小伙干活不错。
这分数在所有知青中是算高的，在我们那批知青中几乎是最高的。不过，这种状况并未能持久下去。因为以后随着大部分知青农活本领的崛起，以及我的工伤和患病的原因，尽管本人的工分评得并不是很低，但再也没有第一年那种风光了。
评工分直接关系到以后的年终分红。年终根据当年每天10分工所得的工分值，按每人评定的工分，折算出那人每天的工分值，再乘上每个人的具体出工天数，就得到每个人当年的总收入。
每年年终分红，对新立插队知青来说，是一件非常快活的事情。第一年的最高日工分最高可达一元八角一天，第二年则是二元五角一天，第三年更是达到三元一天，以后也一直没低过。这绝对是兵团和农场知青不能相比的，也远比上海工厂的一般工人多得多。一般正常干活的男知青年终拿四五百元是没有问题的，而女知青中几乎每天有活干的赤脚医生，年底分红所得也是相当可观的。
那时节，知青在处理年底分红的钱时，很多人会采用让回沪探亲的知青捎回去的办法，而不愿意多花那些邮费，以致曾出现过众多女孩让一位女知青用军用书包携带巨款回沪的冒险经历。至今想来，仍为那女孩当初的举动感到有些后怕。
来源：30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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