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何勇，女，1983年生，重庆巫山人，巫山县作家协会会员。以撰写散文见长，作品散见于《人民公安报》等报刊。现任教于巫山县平湖小学，有散文集《半袖清欢》出版。
一坡红土，一片杂树，几间瓦屋。
我们赖以生存繁衍的这个地方，在小村里两个叫得出名儿的小地方中间，没有名字，跟野草野花一般，仰天俯地，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存在着。屋场里姓周的居多，于是后来被叫做周家屋场。跟古时那些雅人隐士以书庐命名，号某某居士，同理。
周家屋场里住着周家三弟兄。三座房倒品字排列，我们家在这品字中间。那时周老太太还在，瘦得似一把豇豆，像风里摇曳的烛火，将熄未熄。她在三弟兄家每家住一月，每到月初，就见老太太罩一件蓝布衣衫，袖口上搭一个褐色小包袱，拄着拐杖，颠着小脚，影子从我家门口晃过。有时孙儿们来接，把着他们的手臂借力，走得顺畅些；若没人来，老太太走几步，倚靠着拐杖微微歇口气，又走。走走停停，一小段路，走出了一串单薄的破折号。
周老太太的大儿子，高个，圆脸，微胖，皮肤黝黑。常穿一身深蓝色家织布上衣，洗得泛白，衣角却平平整整，我唤他周家大伯。周家大伯身体不太好，老是咳嗽。站他家院坝里咳出一声，我家哪个角落里都能听得见。他咳嗽跟大多数人不同，开头迅而猛地一声，短促尖锐；接着就是第二声，低沉绵长，收尾跟歌剧里的咏叹调一般，似抽噎似叹息。小时淘气，常躲在屋里学他，听一声跟着咳一声，然后缩着身子，捂住嘴，指缝里漏出一串嗤嗤的笑。
周家大孃又瘦又小，衣服一水儿灰不溜秋的颜色，皱巴巴地套在身上。她是一只忙碌的蚂蚁，有与个头毫不匹配的一身力气。担粪桶，扛肥料，挑洋芋，不比男人弱半分。大伯身子不好，极少忙地里的活，整天影子一样蜷在他的小百货店里；只大孃瘦小的身影，一阵风似的田里屋里来来去去。
这胖瘦高矮占齐的两个人，在生活里如同一对反义词。大伯性子温吞，偏生嘴碎；大孃暴躁性急，口舌尖利。常常干着活儿就闹起来，手里的猪草筐啊扁锄啊，随手一丢就扑打在一起。一腔愤怨化为喷涌的咒骂，交织错乱，抖落一地鸡毛蒜皮。就这么折腾着，这一对反义词似对襟大褂上的盘扣般扭在一起，以一种弯折卷曲到不可思议的姿势，拧巴出一种奇异又舒坦的顺眼来。
周家大伯总是守在他的小百货店里。他是个死抠的老头儿，店里的东西每样东西，都比别处贵几分。有一回算错了账，多找了人家两分钱，反应过来时买货人已去得老远，他插上锁拔腿就追，等追到那人家门口，要回那两分钱时，满头汗把缠头布浸得透湿。攥着这失而复得的两分钱，周家大伯心神方定，又甩开腿走回来，缠头布少不得又再湿一回。
倒品字尖上，住着周家二伯。这一家子六口人，口舌的功夫全汇聚到二姐身上了，剩下老少五个，一组锯嘴葫芦。小时在他们家附近玩耍，一个下午，耳朵里灌满的，除了满院坝拉屎的母鸡们咕咕咕咕的叫声，再无其他。花椒晒干了的时候，我自告奋勇地帮二孃择花椒。我那时以为花椒是吃子的，小黑珠子一咬破，满口清香；花椒却极为讨厌，偶尔一颗挤到牙齿下，麻得嘴皮直跳。于是自作聪明地丢了一地的花椒，小簸箕里留一堆乌黑发亮的花椒子。二孃哭笑不得，把簸箕倒扣过来，花椒子呼啦滚了满地，然后弯腰，从地上把小毛虫一样的花椒一颗一颗捡起来。办了这么糊涂一件事，二孃也没有说我，如今想来，真真是好脾气。
幺伯伯的房屋，在我家西北角方向。幺伯同幺孃，跟我父母年龄相近；他家三个孩子，跟我家兄妹仨也差不多年纪，所以往来更为密切些。不过这种密切也不是长久而安稳的，相反因着距离更近，反而更多出一分翻脸的风险来。
[一]
我至今不太明白，在那个坡里屋里活路堆成山的时候，这些大人们，是怎么有力气来吵上半天甚至一天的架的。吵架的由头很多——为孩子，为舌尖上转来转去的蜚短流长，或者一棵树，几颗枣，多数时候是为争地。一场收割，翻田过后，这家垒起的田坎朝下推移了两寸，这便翻了天了。两家人各自站在自己的地头，拉开对骂的拉锯战。
男人们一般是不参战的。骂架，历来是女人的主场。大孃把袖子一把撸上去，尖利急促的声音像逢年过节的鞭炮一样炸响，久而不断。骂到紧要关头，锄头在地上杵得梆梆响，脚步腾挪，泥土都蹭出了一层浮烟。瘦小的身板勃发出的骇人能量，让我疑心她一个不小心就嘭地一声爆炸开来。
精彩的战役不光得有强将精兵，重要的是旗鼓相当。幺孃的牙尖嘴利早就在对幺伯日复一日的数落中修炼升级，更何况久经沙场，经验丰富得可以著一本《论骂架的持久战》。相比于大孃的急和猛，幺孃的骂术更为稳健和细致。一开头先问候对方父母，质疑九泉之下的生活是否静好；而后再问候对手本人，从长相到内里一一过问，细致周到得不漏过任何一个地方。顺便谈谈天气，殷殷嘱咐在雷雨下，一定要小心收捡好自己，免得为天雷所伤。
除了语言的丰富多彩，幺孃还善用肢体表达。摆开小八字脚是标准姿势，有一条扁担傍手更助于发挥，若是没有也毫不影响。幺孃有一对丰腴的手臂，手指点出去由上而下，画出一道圆弧，像一半八卦图的线条；大臂上的赘肉伴着有节奏的叫骂一颤又一颤，波动出了进行曲般的威武雄壮。
对战胶着之际，也有大将助阵。大孃家大姐颇有其母之风，二人合力，此起彼伏，与幺孃厮杀得难解难分，好一场硝烟弥漫的乱仗。我隔岸观火，躲在屋角看得津津有味，冷不防被母亲提溜着耳朵进了屋，连什么时候鸣金收兵都不知道，只能凭着声音长短高低来臆测战局。
我们家在这个屋场没有田地，母亲又安静随和，不喜论人是非，燃起战火的几率大大降低。可是作为外姓，在他们的家族持久性战役的间隙，也不免受些夹带之气，多数时候，母亲都是忍了去。印象里唯有一回，放学到家不见母亲，我站在屋头唤她。每喊出一声“妈——”，屋后便有个声音阴阳怪气地接着唤：“死——哒——”，我一声声喊，她一声声应，一声不落。母亲在屋后池塘边洗衣，听得忍无可忍，红了脸争执起来，刚巧父亲回家，我迎上去，眼泪汪汪地告状。父亲让母亲进屋，自己拖一把椅子坐在大门口，抱一个绿壳茶杯，听对方一串一串骂过来。声音略微弱些时，父亲便回应几句，那边又如烈火烹油，陡地高昂起来。好些个来回，那边累得力竭，骂词没了翻新的，只唱歌一样捡顺口部分不厌其烦地循环；父亲倒是气定神闲，喝茶回骂两不误。这剑走偏锋的诡异招式，简直刷新了我对骂架的认知。
多年后，躲在暗处接话的姑娘已为人妇，常向我母亲学织毛衣，做宝宝鞋，关系渐渐十分要好。冬夜的火炉边，说起当年事，我们都笑了。那些当时无以压制的愤怒、激烈和疼痛，在时间的河流里一荡，便只剩下故事一段，为今夜的炉火作伴。
[二]
入了冬，风越来越凛冽，有时候还飞几片薄雪。
真不是出坡干活的好天气。可是，家里圆滚滚的洋芋种已切块堆码在箩筐里，只等人手凑齐就开种了。种洋芋至少需要三个人手：一个挖坑，填土；一个丢洋芋，一个盖粪。挖坑俗称“打窝子”，是不折不扣的体力活；挑粪盖粪既脏且臭，不是自己的地没谁情愿伸手。只有丢洋芋这事，是个轻松讨巧的活儿，上手就会，人人都能胜周。
我们家没有田地，也没喂猪，家务事也有母亲忙碌着，家里齐整整三个娃，在种洋芋的时节，就成了屋场里的潜在小劳动力。通常在头天暮色将尽时，就有人在外头唤母亲。出去片刻，再进来时，母亲的眼风落在谁身上，自然就是谁要去帮忙了。被挑中的那一个，脸上做着没奈何的表情，心里却暗暗地高兴——从来都被当一群小野猴子看，突然有人“请工”请到自己头上，跟大人一般待遇，心里自然是得意的。
第二日一早，天色尚发着灰，母亲就叫起。迷迷糊糊穿好衣服，这就去了。炊烟袅袅，桌上早已热气升腾。吃完早饭，挎上主人家递过来的小篓子，踩着满是湿气的田埂，堆得满满当当的箩筐在大哥肩头晃晃悠悠，一路到了田间。
大哥搁下扁担，扛起锄头。我跪趴在箩筐上，手往底下一插一兜，扒拉满一篓子洋芋块。大哥锄头起落间，已经打了一串窝子，像地里长出的一排新牙。我拽拽肩上的布绳，让篓子垂到右髋骨旁，左手放在篓子里，右手满握一把，顺着越来越长的新牙，一步一步往前，手腕一抖一抛，土豆块滚进小坑里。开始还不顺手，偶尔一个丢到坑外，还得弯腰去拨弄回来，一来二去，被大哥落下好一段距离。心里不免有些发急，憋着一股劲儿只管埋头赶。好在挖第二排时，大哥还得顺便把头一排的土扒拉回去，速度自然就慢下来了。我落后他一步，瞧好他锄头落下后，手一扬，洋芋块滴溜溜翻个身，卧进坑里。后来渐渐手熟，篓子空了我蹦跶着去装满再窜回来，也只需几个扬手间就追上了。
地里的牙印越排越多，大哥的锄头也越挥越慢，头上冒起白气来。我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一排挖到底，大哥放下锄头，一边拿脖子上的汗巾抹一把头脸，一边靠着田坎坐下来，从裤袋里摸索出半张烟叶，舌头一舔，手一搓，裹成筒，塞进烟杆。点火时得两手合拢，虚虚掩住，遮挡从田地里窜过的风。火苗燃起时，大哥晃一晃烟杆，火灭了，一丝烟冒了出来。
我不高兴坐他旁边，烟呛鼻得很。有时他会从兜里掏把生瓜子给我，有时没有。我便搓着冻得发红发僵的手，在田坎边跑着玩。有一回勾着一根枯藤，扎扎实实扑下地去，手里的瓜子泼撒得一颗不剩。当时不以为意，谁知花开春暖时，田坎上下冒出了好些向日葵，油亮亮的叶子，笔直的杆儿。每每路过，总被大人一阵打趣。虽攥在手心的瓜子飞了，未饱口腹之欲，但一场无心之失，造化好些生命的延续，也算功德一件。
地一排排翻过去，天色也暗了。山的影子越压越低，暮色笼罩下来。拾掇好锄头箩筐篓子，这便算完成了一日的任务，赶紧撒开腿跑回家去，把挽留吃饭的呼喊留在身后。第二天必定要手酸腰疼的，跟母亲诉苦，被抛一个白眼：“去去去，细娃无腰，哪来的腰疼？力气用了才得来，莫叫唤！”
我心里忿忿，直嘟囔着再也不去了。但到了第二年入冬，那个篓子还是挎在我右髋骨上，只是绳子需放长一截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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