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清楚地记得，那是四十九年前，1970年7月下旬的一天，炎热的天气搅得人无比烦躁，我正在灶台前为天生严重残疾的大姐烧洗澡水。南岸区弹子石街道居委会派人带来口信，说我的小哥光富（小名小刚）在南江病重，希望我们有人过去。
当时我正读初一，13岁，父亲早逝，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已经参与商讨家里的事了。我预感事情不妙：重庆距南江上千里，交通极其不便，如果小哥仅仅是生病住院是不会叫家人去的，除非……在我和母亲的再三追问下，来人才说出，我最喜欢的小哥，在那遥远的大巴山深处已经被南江河的洪水卷走两天了，生还的希望为零。
事发后的第四天，南江发来了电报，告知已经在离出事地点四里的下游打捞起小哥的尸体。而四天前，也就是7月22日，是小哥的生日，那天他刚满22岁。
天啦！这突如其来的噩耗对我那58岁，瘦弱多病缠身的母亲是何等残酷的打击，她当场晕了过去。
我和两个姐姐被吓坏了，不知所措地守候在母亲身旁，等待着她醒来。我坐在母亲床前，紧紧握着她那不停颤抖、布满皱纹的干细的手，心里好痛好痛。随着母亲和我姊妹仨眼泪的流淌，我的思绪被带到了三个月前和更远……
儿时小哥是我的偶像
父母是老来得子，生下我们兄妹几个。父亲的年纪大，没有工作，家里的生活就靠母亲一人辛勤维持，喂猪、养奶羊，用羊奶与订户换取粮票布票和食物以及旧衣服，拉扯我们长大。
小哥比我大九岁多， 长相十分像母亲，瘦个、大头、方脸、大眼。他读书一直很努力，我记得他的学校常敲锣打鼓送喜报和奖状到家里来，给父母亲和家里增了不少光。
小哥不但学习好，更是懂事，勤俭又孝顺，学习之余带着我们小姐妹俩帮助母亲操持家务。他与同学们的关系也特别好，常带着几个要好的同学回家帮我们做家务、打猪草、割羊草。我曾经挑着比我矮不了多少的小木桶，与哥一起在南岸区弹子石走街串巷收潲水。哥懂事有礼貌，在外也常常帮助别人。邻居们常常对我母亲说：“你真有福气，养了这么好一个儿子。”母亲淡淡一笑，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日子一天天过着，小哥进了初中，个头长到1.76米，典型的国字脸，我与他讲话要扬着头抬好高才能看到他的脸，用现在的话讲“真是帅呆了”。他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爱好广泛，喜欢航模、文学、演戏、打篮球、游泳。
他参加了学校的航模制作小组，家里的大写字台抽屉里放满了他制作航模的各种零件，都是他用割草卖给奶牛场挣的钱买的。我们院里的七八个小孩都围着看他制作滑翔机模型，每制作好一部，我们就吵着让他带我们到屋后面山坡上的水塔上去试飞，他是我们崇拜的娃娃头。
他也有调皮挨打的时候。我们家后面的两侧各有一个堰塘，夏天，他和男孩子们经常跳下去玩水，为练习“栽迷头”（跳水）而摔得鼻青脸肿，为这没少挨家长们的打骂；有时还去正对朝天门的南岸弹子石河边或野猫溪里畅游，由此练得了一手好水性。小哥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毛主席畅游长江后掀起的长江游泳热的比赛中获得好成绩，得了奖。
我父亲是解放前和解放初期都比较出名的基督教牧师。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加拿大友人，知名国际人士文幼章先生，在利用国际援助创办文德女中和精益中学（现重庆市十一中前身）和仁济医院（现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的过程中，父亲是具体的实施人，为中西方文化交流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父亲很有学识，也很开明，子女中有两个儿子（与我同父异母）是川东地下党成员，二哥还是小组负责人之一。重庆解放前夕，父亲利用自己的身份掩护儿子们的活动，家里常常有秘密会议，我母亲就坐在家门口做针线活放哨。这些都是我们长大后听母亲讲的，感觉就像电影、小说里描写地下党秘密活动那场景一样。我的家庭、我的父亲和兄长，都为重庆的解放事业出过力，我们都为此感到光荣。
可是，进入六十年代，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父亲被认为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于文革的1966年带着遗憾离开人世。到了七十年代，我入团入党都受到了牵连。我小哥是受牵连最惨的，以至于影响了的前途，最后丢掉了性命。
小哥初中毕业时报考了航校，各种测试和制作都已过关，体检也过了，只等录取通知了。小哥天天精神抖擞，笑容灿烂，美好的未来就在眼前。
可是，眼看各类学校的录取通知一张张送到了同学们的手上，直到最后，他也没有等到那一张梦寐以求的录取通知书。
“怎么了？我这是怎么了？是哪里出了问题？”急得团团转的小哥去学校查询。天啦，由于父亲的问题，政审不过关，名额已被一位红五类教师的女儿填补！
小哥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中，关起门来不见人，不吃不喝不出门。
母亲怕出事，派我端个板凳守在堂屋与卧室之间，看着他。只见他一会儿拿起书默默地念着，可能是剧本的台词，一会儿唱，一会儿又照着镜子练习哭、笑。我被他的举动吓着了：“哥你在做什么？我怕！”
“小妹别怕，哥在练习剧本里的台词。我要去考演员。”还将手里的剧本拿给我看。
我把小哥的举动告诉母亲后，我的任务更重了，要我寸步不离，处处留意他的言行，以防不测。
事情终于发生了。在大人们午休的时候，我照常坐在那离看着小哥练习表演。只见他放下手中的书，走向半截隔墙横架着的楠竹下，将不知什么时候准备的一根绳子拴在楠竹上打了一个圈，将头伸了进去，将绳圈下滑到颈部。
我看着看着呆住了，他在干什么呢？上吊吗？我哇一声吓哭了：“妈妈快来呀，哥要上吊了！”
母亲赶了过来，邻居们也来了，救下了他。妈哭着给他跪下了：“儿啊，你没有上航校你也不能这样啊！你的生命是我们给你的，是属于父母的，不能由你支配，更不能自暴自弃哟！你要振作起来，去寻找你该走的路，那才是男人。”
我哥也流着泪给妈妈跪下来，说：“儿子不是故意吓你们的，我是在试着练习人在死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恐惧感。”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孝顺的小哥为哄母亲不再怄气才这样说的。
妈妈松了一口气：“儿子，人生只有一次，死也只有一次，死亡就是生命的结束，哪有可以试的呀！”母子抱在一起哭成一团，全家老少也跟着哭成了一团。
从那以后，小哥就像变了个人，再没有表现出沮丧，他默默地找来扁担、筛子、铲子，又自制了一个筛架子，去了窍角沱长江边，加入了筛鹅卵石和河沙卖钱的队伍。这活非常辛苦，用筛子将河沙与鹅卵石分开，再将鹅卵石按大小分等级堆放，分类论价。他就住在那里，没日没夜风餐露宿地干。为了防止别人偷盗自己的劳动成果，白天晚上吃住都在那里，我与小姐姐给他送饭。
对于一个才16岁的半大孩子来说，那真的是炼狱。日晒雨淋，加之河风的鞭挞，小哥终于累病了，倒下了，咳嗽咯血发烧了，患上了“大叶性肺炎”。家里没钱让他住院治疗，他就在家里床上躺着，靠妈妈到屋前房后的山坡上照着单方扯草药熬水喝。我常站在小哥的床前，看见他厉害地咳嗽、咯血，我心里好痛好痛。我帮他轻轻拍背，将他床前的地面打扫干净后又铺上一层煤炭灰，以免吐在泥土地上不好清扫。一场病起来，小哥的人完全脱形了。
屋漏偏下连夜雨。由于一个多月没去河边看管，已经筛好分类堆放好的鹅卵石和沙石被人偷光了，劳动工具也不见了，小哥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本来就很大的一对眼睛瞪得大大的，憋了半天的气，才终于哭出声来。小哥哇哇地嚎啕大哭，那哭声是在向老天倾诉：“为什么不公要接二连三折磨我？究竟要怎样才有我的出头之日？我招谁惹谁了？不是我不努力，是你老天不长眼呀！”
我的心被这男儿的哭声揪痛，哭着跑过去抱着哥摇晃着、劝说着。哥是最疼我的，见我也哭得那么伤心，才慢慢停止了哭声。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还商量着怎样强装笑脸去面对日夜操劳的母亲。
受了这三重打击后，哥没有垮，悄悄地准备着明年去应考演员。空余时间他背着妈妈带着我到后面山坡上的水塔上去练习，我就是他的第一观众。那里没人，安静，还可以放眼望两江汇合处的朝天门码头，看看江里的船只，心情自然会好一些，找剧中人物的感觉，灵感也来得快一些。
在那个年代，人的命运不能由自己掌握，你就像被困在笼子里的鸟，想飞也飞不起来，再努力都无济于事。现在厄运又来了。1964年的上山下乡名额下来了，我们家这样的出身自然是优先下乡对象，居民委员、地段干部轮番来家里纠缠，做所谓的思想工作。
1964年，那时我父亲72岁，母亲54岁，都无正式工作，16岁的小哥是家里唯一的男劳力，他如果下乡走了，家里就只剩下年老多病的父母和我姊妹仨。大姐还是严重残疾人，手脚都不方便，没有劳动能力（后来只活了38岁）。怎么就没有政策眷顾我们这个家庭，没有哪个干部发发怜悯之心，可怜可怜我们这个弱势的困难小群体呢？
我哥和母亲受不了他们的日夜纠缠，最后是流着眼泪签了字。母亲极不情愿地让自己心爱的、唯一的、懂事听话的、有理想抱负的儿子，去到那遥远的大巴山深处的南江县石矿公社林场落户。哪知道，这一去就是一条不归的路。
小哥在四川南江县石矿公社林场和后来分下队的日子，都是十分艰苦，吃的是山洋芋和长不大的疙瘩包谷，喝的是没有油水的青菜汤；大巴山出门便是山，上山劳动背着上大下小的喇叭背篼，手里握着便于在陡坡上操作的短把锄镐，在半山腰的乱石缝里爬行着，栽种产量不高的包谷、洋芋、红苕，还有内陆见不着的产量很少的魔芋。
1969年小哥从林场下户到生产队后，几年下来与老乡们关系处得很好，谁家有困难找到他从不推辞，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他每次回重庆返乡时都要给老乡们带上许多东西，毛巾呀、香皂呀、细瓷碗呀、半导体收音机呀，还有一大堆西药，只见他细心地写上纸条贴上，生怕搞错。
因为我家里有人在医院工作，小哥每次回来都要去麻烦他们帮有病的老乡们咨询治疗方案和带药回去。病情都是一字一句地用本子记好了的，俨然像个医生那么仔细。他还自己学习针灸，为缺医少药的老乡们治病，深得他们的喜爱。每次小哥回重庆，老乡们也会送来山药和山货。
小哥在乡下，日子再苦再累，他都隔三差五地在煤油灯下给家里写信。供应的煤油用完了就摘来松果子点燃照明，夏天用纱布缝制成口袋，捉来许多萤火虫装在里面当灯使。
幸亏父亲在文革到来的前夕去世了，不然会遭到忍受不了的摧残。随着文革的深入，家里的资本主义尾巴也被革命了，我们全家依赖生存的唯一奶羊被牵去屠宰了。妈妈从屠宰场回来，眼里噙着泪水，讲起那只与我们同甘共苦了好多年、已经视为家庭成员的温顺的奶羊在屠宰场的悲惨下场时，我和姐姐哭得好伤心。
妈妈养家糊口的副业搞不成了，家里断了生活来源，怎么办？妈妈向街道办事处隐瞒了岁数，去了广元坝做临时工。从南江回来的小哥一到家，听说母亲在外做工，放下背包就坐当天的船去了那里。看见妈妈憔悴而苍老的面容，他哭着央求妈妈回了家，不许老人家再出去奔波劳累、受气受苦。他不忍心啊。
那次，他在家呆的时间稍长一些，帮助母亲把房前屋后能开荒的地方都开了出来，种上了好多种蔬菜，还不知从哪里买到了十几个能孵小鸡的蛋和一只已经怀孕的大灰兔。不久，小鸡孵出来了，大灰兔也生下了7只小兔。我们家又搞起了家庭副业，再艰苦一段时间，这些都可以换成钱，补贴生活了。感谢小哥的回家，感谢他的聪明智慧。小哥临走时对我们小姐妹俩说，要懂事一些，多帮母亲分担，母亲是家里的顶梁柱，不能倒下，要照顾好母亲。他虽在他乡，心系家中，为我和小姐姐做出了榜样。
记得我十岁那天，哥刚好从南江回到家，给我买了一个文具盒，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妹，你知道哥为什么送你文具盒吗？”我点点头。“知道就好，你记住你十岁时哥给你讲的话。你一定要努力学习，长大后一定要有出息。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迈不动步子，只有在最低层挣扎。”
我当时还不完全理解哥的用意，只是一个劲地点头。一是谢谢他的礼物，二是觉得只要是哥说的话、做的事都是有道理的。在后来几十年的风雨人生中，才慢慢地体会到了哥当时的心境和他对我的期望。
1970年春节，由于母亲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好多事要靠哥撑起，他这次在家待得比较久，三个月。那时我们兄妹几个正是吃长饭的时候，粮食根本不够吃，必须想法兼搭其他代替食品才行，现在多出一个哥，我们常常没吃饱。不懂事的我见哥吃得最多，不高兴了：“你没有口粮，能不能少吃一点？”他一声不吭地放下了饭碗，当他转身时，我看见他眼里闪着泪光，他的心里该有多难受啊。
我说出那句话马上就后悔了，见他那样，我在心里说：哥，你别恨我，一家人都没有吃饱，我不是有意伤害你。至今我一想起这件事就感到心里痛。我对不起我哥，早知道那次是他在家里待的最后时光，我宁愿自己挨饿，一点都不吃，也要让我最爱的小哥吃个饱、吃个够呀。我亲爱的哥，你知道吗？这件事在我心里纠结了几十年了，这是我一生都无法向你赎的罪孽，我要再次向你说声“对不起”，愿你在那边能听见我的道歉。你原谅我了吗？
老人们都说，不该说的话不要乱说，口要有遮拦，不然说错的话兑了现，后悔就来不及了。我妈也常这样说。
小哥最后在家期间，说来也怪，他乖乖地待在家哪里都不去，要好的同学回到了重庆，他也不去找他们耍。他对妈妈说，要在家里多陪陪家人。而且有事无事地，他将屋子里的家具多次搬动调整方位，说是要走了，留念想。
他拿上借来的120相机，到家对面的山坡上麦地里，为自己拍了一张眼望两江朝天门的照片，也是说是留念想，就是死，心和面都是朝着重庆家乡的。当时我妈还吵了他，叫他不要乱说话，这样不好，特别是出远门的人要图个吉利。他只是笑了笑，没有说什么。
不久，南江那边来信了，告诉他知青有返城的机会了，叫他快回南江。他兴奋地告诉家人，公社黄书记告诉过他，有回城名额就把机会先给他。所以小哥在兴奋激动之后，收拾好行李，满怀马上就要返城的希望高高兴兴地回南江去了。
哪知道这次是单程票，永远回不来了。不知是什么原因，小哥回去不久就病了，还去县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出院不久就出事了，正好是离开重庆我们家三个月。
在南江那几年，他始终没有忘记当演员的愿望，执着地坚持收集素材写短剧。晚上人们都入睡了，他一个人出来在月光下写，打着手电写，用自制的“萤火虫灯”照着写。就这样坚持着，写好了就自己躲起来练习，自己试演各个不同的角色，希望有一天能派上用场。
结果直到最后都没有用上。可惜他写的那些作品，出事后我们没有人去拿回来保存。我现在想，那么多年，小哥为什么不去找找当地的文化单位寻求帮助呢？是打击受多了，害怕再受挫折吗？我被他的执着所感动，也为他的愿望成空而遗憾！
1970年7月22日。骄阳似火，这天是小哥23岁生日。知青朋友们都来到了他的知青屋，为他庆贺生日。吃过午饭，大家都午睡了，不知什么原因，小哥独自一人往河边走。天太热了，路过公社时，他还去向正在开会的黄书记要水喝。
不一会儿，有人急急忙忙跑到公社报信：“有知青出事了!”全体开会的干部都站立起来：“一定是他！”马上都往河边赶，呼啊，喊啊。他哪里还听得见哟？汹涌的河水吞没了他的身影，怒吼的浪涛吞没了人们的呼唤。
他才刚刚23岁，过早地饱受了本不该受的苦难，在大巴山艰难地熬过了七个春秋，眼看这个夏天将带给他返城的好运，他却意外地一声不响地走了。
南江河水平常是一条温柔的小溪，夏天涨水季节却像发怒的吼狮，汹涌澎湃。你为什么要吞噬我才23岁的小哥？我的好小哥，你起来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去到正在涨着滚滚大水的河边？七月炽火烤在头上，你有什么紧急的事要去办吗？你很快就会返城了呀，你是舍不得离开南江这片有七年情感的土地吗？我的小哥，你究竟要去哪儿，你是怎样下到河里去的？你是一个极其负责任的男人，你怎么舍得你在重庆家乡的亲人们呢？
小哥，你留下的谜几十年来没人能回答。我祈祷：苍天有情，带着小哥脱离苦海，让他的灵魂回到他日夜思念的重庆，回到他的亲人身边。小哥，我永远怀念你，我们一家人永远爱你！
小哥的尸体第四天在出事的下游4里处的江里打捞上来，惨不忍睹。赤裸的身子体无完肤，一身新军装被水冲得不见了，连内裤都只剩下松紧带围在腰间。全区的知青朋友们赶来了，在那里陪了他几天。老乡们赶来了，来送他最后一程。一位同林场的女同事，他的知青朋友，跪在地上哭得晕过去几次。
小哥出事后，因为家里当时老的老、小的小、残的残，无法前去处理后事。
后来我也下了乡，在四川大竹县当知青，1984年才调回重庆工作，因为工作忙也没有时间到南江去寻找小哥，这是我一直遗憾和纠结的事，我常在梦里自责。
直到四十四年后的2015年，在小哥的知青战友和热心朋友的帮助下，我们才来到了小哥插队的生产队。
坟头已经找不到了，蒲社长和一个社员都认错了地头。最后还是这块地的主人，根据坎壁上的一块大石头认出了原坟头的位置。就在这块大石头的坎上。安葬小哥的坟头已近湮没，坟莹完全踏平，四周长满了杂草。
老天也为逝去的孤魂落泪。在垒石修坟的两天里，雨不停地下了整整两天，我也流了不少泪水。热心的乡亲们拿着工具冒雨为小哥修缮坟头，我也在坎上坎下不停地忙碌，脚下烂泥溜滑，几次站不稳差点摔倒。我打着伞，护着相机，力求把这全过程记录下来。感谢热心的社长和乡亲们。我从这些质朴的山民身上体会到了人间真情，感受到了温暖，小哥长眠于此也许会得到慰藉。
邻居、老乡、同学、朋友爱戴的好青年，我们家的顶梁柱，我妈妈的好儿子，我崇敬的小刚哥，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逝了。快五十年过去了，没有任何部门的任何人来为我们解释原因和说一句慰藉的话。那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呀！我母亲为此曾一度精神失常，差点疯掉。老天和人世都对逝者不公，对我的家庭不公。
唉，我们的叹息有何用？受伤害的不仅仅只是一个家庭，是上千万的一代人，这一代人的青春和前途被莫名其妙地毁于一旦，有多少人还葬送了宝贵的生命。这是残酷的事实。让我们深思和谨记这段血的历史，让悲剧一去不返。
写完这段文字，已是午夜时分，窗外沥沥淅淅下着小雨，打在我桌前的窗台上滴答滴答，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清脆而凄凉。我的泪水也同窗外的雨点一般，涌出眼眶，湿了脸庞，湿了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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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近照及简介：
黄耀华，网（笔）名文韵，1956年生于重庆，重庆11中高75级学生，1975年8月插队落户在四川大竹县杨家区人和公社。恢复高考后如愿当了医生，守护民众健康36年。退休后与文字为友，写过多篇纪实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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