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融：​《红岩》是一种境界（节选）

 ·11.27.特刊·

《红岩》是一种境界（节选）

文/吴  融

我的父亲吴凡创作了三幅插图：《江姐就义》《血债》《周恩来在红岩村》。

李焕民老师在文章《吴凡画〈红岩〉中的江姐》里写道：

“吴凡创作的《江姐就义》是一幅可独立成章的肖像画。

“小说描写狱中的江姐听到特务喊叫她‘转移’时，她已意识到自己即将就义。她先整理头发，然后脱下棉衣，取出被捕时穿的那件蓝色旗袍，又披起那件红色的绒线衣，从容地告别……

《江姐就义》作者：吴凡

“吴凡作了改动。江姐先穿好旗袍和绒线衣，然后平静地梳理头发。这一改动，使江姐就义前的形象更加典型。

“造型艺术与小说不一样，小说是在故事的发展中刻画人物，造型艺术是空间艺术，要把事物发展的‘过去，现在，未来’集中在一个可视的形象上，因此，吴凡的改动是必然的，合情合理的。吴凡创作的这幅江姐形象，是江姐视觉形象的第一张，也是深入人心的一张。

“《血债》是江姐去华蓥山途中，见到城楼上悬挂着被害的革命者的头颅，其中之一是自己的丈夫彭松涛。小说对这一段故事的描写十分深刻。场面宏大，人群嘈杂。如果顺着小说描写的视线看过去，江姐是背影，且混在人群中，表现不出江姐崇高的精神境界。吴凡抓住江姐忍痛离开，回头一望的刹那，避开了城楼和人群，集中刻画江姐的内心活动，是巧妙的。

“在艺术处理上，作者把江姐画在右下角，大面积的黑色背景，象征着环境的险恶，画面只有几个亮点，即江姐的头部、手、围巾、手提箱，造型语言简洁，黑白对比强烈，发挥了版画的优势，具有艺术的概括性。”⋯⋯

我的父亲吳凡，爱读书，善思考，创作中最注重作品的“意境”。画面上，江姐从容屹立，似一座精神的丰碑，革命者为理想、为信仰，视死如归，因此伟大而永恒。

1977年，“文革”结束后，小说《红岩》增加了一段非常重要的文字，还原了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在重庆领导川东和重庆地下党革命的那段真实历史，周恩来成为小说《红岩》中提纲挈领的人物。父亲决定以此为题材创作一幅插图《周恩来在红岩村》。

选择画周总理，是需要胆量和勇气的。《红岩》插图共有二十多幅，其中李敬原、许云峰、江姐、成岗、丁长发、“小萝卜头”等等形象都是画家根据小说情节和自己对烈士英雄形象的理解和想象而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唯独周恩来的形象必须完全真实准确。

父亲知难而上，他闭门埋头阅读有关的文章，研究相关的资料，找来周恩来正面、侧面等各个角度、各个时期的照片作参考。我的妹妹吴小艾记得：“我多次陪爸爸带着干粮，走路到红岩村去参观、写生，爸爸要去体会那里的情景，感受当年的氛围。”

《周恩来在红岩村》作者：吳凡

父亲做到胸有成竹后开始动手进行创作，他反复构思、构图，推敲每一个细节，对着镜子做动作写生⋯⋯终于《周恩来在红岩村》这幅插图完成，画面表现了蒋介石即将发动全面内战的前夕，南方局要撤离重庆了，在红岩村中共办事处台阶上，周恩来告诉中共川东特委的同志们：“重庆，我们一定会回来的！”这幅插图在小说中出现后，得到读者一致认可。

（本文作者为吴凡先生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