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 工 咏 叹 调
文/ 漆福昌
序、红星旅馆的故事
1970年代初，工矿企业第一次在农村的知青当中招工后，留在农村的知青就开始四处托人，拉关系、走后门，准备迎接第二次招工潮的到来。那个时候，知青招工要经过四道关口：推荐、政审、体检、录取。在农村表现不好的、家庭有历史问题的、身体不合格的知青，对招工只能望洋兴叹。但是，他们对招工的欲望又非常强烈，唯一的方式就是托人、拉关系、走后门，于是演译了许多耐人寻味的故事。
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当时的四川涪陵专区（现重庆涪陵区）一个叫红星旅馆的地方。红星旅馆座落在县城的中心（涪陵专区所在地涪陵县），是县城唯一的一家大旅馆，现在的叫法叫星级宾馆。楼不高，只有四层，然而宽，一层有好几十套房间。有大房间、小房间、单人间。整个旅馆可容纳数百人。
红星旅馆成立了革委会小组，革委会组长是个老太婆，样儿有点像阿庆嫂，大家称她小阿庆嫂。小阿庆嫂有个女儿，也是下乡知青，不知何原因，也没有在招工范围之内。故此，她对知青特别厚爱，凡是南来北往在旅馆住宿的知青都受到特别照顾，熟点的还特别开恩，不要住宿费。
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来招工的师傅和一位从城里探亲返乡回来的知青住一个房间，交谈中知道了这位知青爱打篮球，在校时是球队的中锋。恰巧，这位师傅的单位有一个球队，经常与别单位进行友谊比赛，单位领导曾嘱咐招工师傅留意，知青中有打篮球的可特招（也就是优先录取有一技之长的）。
交谈越来越投机，招工师傅就邀约其他师傅在球场上进行一次友谊比赛，把他喊了去。知青在球赛中出尽了风头，特别让这位师傅看好，于是在没有违反原则的情况下，到县里招工办公室要了一份招工表。
这消息从红星旅馆不胫而走，越传越远，越传越神。于是，县里四面八方的知青们纷纷涌向县城，就住扎在红星旅馆。这些知青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互不相识，然而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互相介绍，互相组合，然后寻找招工师傅，自己推销自已，就有了知青们脍炙人口的故事。
王妥，原名王拓。父母想儿子成为开拓型的企业家，谁知一声令下，王拓一下拓进了广阔天地。由于他长得人高马大、风流倜傥，脸儿长得英俊潇洒，女知青就喊他王妥，妥——川东涪陵一带的土话就是周正、靓帅、好看的意思。
王妥的父母是剧团的导演和编剧，文化大革命中被关进牛棚。也许遗传基因的原故，王妥也爱好导演这一行。但在文革时期，王妥很难正儿八经学到“导演”知识，更多的是在生活中导演一场场悲剧、喜剧。在农村，他常常在队长和社员以及知青面前，吹虚他父母是红军长征干部，或者三八干部、南下干部。壳子冲得圆，狗屎咪咪甜，逗得一些想巴结他的人是癞疙宝拍马屁股——跳起跳起的拍。谁料有一天，队长交给他一封来自劳改农场父母的信，真相大白，结果招工他连推荐的份儿也没有。
王妥从知青嘴里知道了发生在红星旅馆的事，无孔不钻的他来到了涪陵县城红星旅馆，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没下多大的功夫就把小阿庆嫂摆平了。小阿庆嫂不但免了他的住宿费，还请他吃喝，甚至拜托王妥有办法时别忘了她在农村的女儿，并托付了女儿的终身。
由于王妥长得帅，又有一张“尿罐都吹得飞”的嘴，男女知青纷纷拜倒在他脚下，由他牵头组成了一支业余宣传队，取名为“红灯记宣传队”。宣传队里，有唱歌的、跳舞的、拉二胡吹笛子的、说相声演小品的，凡是能露一两手有水平的，都投在他的麾下。他还在女知青当中物色一个最漂亮的，在房间外、楼梯口注意和招呼从楼上下来或楼下上来的招工师傅们。并想方设法将师傅们拉进王妥开的房间，让师傅们看他们的表演。师傅看后，便在招工组里传开了：“下面有个知青宣传队，没事看看，消遣时光。”
王妥在知青们当中特别显眼，引起一位招工师傅的注意。这位师傅是长航局重庆分局的招工组长，长航局有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需要一位编导。这位组长踏破铁鞋无觅处，在知青们当中物色了一段时间，都没有可选之人。组长单独把王妥喊到了自己的房间，询问了一些家庭情况，然后提出一些问题让他答，问他知不知道柴可夫斯基、肖邦、李斯特、门德尔松。只上过初中二年级的王妥，以为还是课堂上老师叫学生造句。王妥一本正经地答道：“上山砍柴，可以在护林里烧鸡吃（柴可夫斯基）；吃多了，挖侧耳根，帮助消化（肖邦）；我们在山上砍的树，特别是斯李子树（李斯特），斯李子树可做船板，特别重；一拢屋就累倒在门下，牙巴都挞松了（门德尔松）。”
组长哭笑不得，只好叫他唱支歌。他鬼哭狼嚎，把房间里的人都吓跑了，还剩一个没跑——吓傻了忘记跑。最后叫他跳一个忠字舞，他扭着身子像抽筋（后来这种舞叫迪斯科，是他小时候，妈妈教他的）。王妥见房间里的人窃窃发笑，脸红一堂、白一堂，借肚痛开溜。
王妥在父母平反后，为了照顾身边无人，才得以特招回渝。
叶子、梭叶子，四川方言就是娼妓、破鞋的意思。重庆人的叫法，玩（王）大姐、水盐菜，都是一个意思。
黄冶秋，大田湾中学初67届学生。本人性格开朗、活泼、不拘小节，随随便便。在学校时就不分男女，疯疯打打，嘻戏骂俏。看不惯她的人常指责她不正经，就给她取了一个“梭叶子”绰号。到农村后，性格依然没有改变，不分男女社员、队长支书，都是无拘无束、逗打疯闹。个别社员和队里的干部见她平时嘻戏骂俏，就想打她的主意或占她的便宜，结果被她骂得狗血淋头，连祖宗八代都跟到背时。社员说她像黄瓜叶子一样，长满刺，吃不得也摸不得。这就是“黄瓜叶子”绰号的由来。
黄瓜叶子就因其性格，正派的人看不惯，想打她主意的人羊肉吃不着反惹一身骚，遭人嫉恨，所以招工没有被推荐上去。她到公社知青办主任面前哭鼻子，主任两手一摊：“下面不推荐，我又有什么办法？”
她找到队长，队长直捣脑袋：“上面只给这么点名额，你想走，别人也想走，我有什么办法？”
最后，黄瓜叶子软缠硬磨，知办主任开了腔：“你有办法自己去想，公社保证开绿灯。”
黄瓜叶子也听说了红星旅馆的故事，就只身一人来到县城。
她不会唱也不会跳，但天生一副逗人喜欢的乖脸蛋，管他生人熟人、男人女人，一句飞白就搭了过去。王妥正需要这类善交际的人才，将她收为麾下。她在房间外、楼梯口一站，凡是穿工作服、提公文包、戴“为人民服务”字样草帽的人，她都向他们甜甜一笑，找话搭讪；然后热情地挽住其胳膊，生拉活扯地往王妥房间里拽。
时间一久，她搞明白了：“红灯记宣传队”在招工组面前胜败与否都与她没有任何关联，这叫猫搬甑子替狗干。然而又舍不得那免费的房间。于是，她多了个心眼，自己找门路。
她在楼梯上上下下的招工人员中，发现一个四十开外的中年人，一身劳保服、劳保裤，脚穿解放鞋，头带“为人民服务”草帽。她从别的招工师傅那里了解到，这位师傅是机械局所轄机械厂的一位普通工人，家庭相当贫困，上有双老，下有个生病瘫痪在床的妹妹，全靠他一人的工资吃饭，至今还未成家。这次单位派他来招工，一他是党员，老实，没有复杂的裙带关系，便于招工；二考虑他没安家 借此机会在知青中找一个。当然，这都是大家的猜测。
黄瓜叶子凭着她那交际手腕，小使手段，竟将这位师傅搞得神魂颠倒。她试探性地给他钱，他拒绝了，因为他是党员。于是，她约他到餐厅吃饭，他避着其他师傅，鬼使神差地来了。黄瓜叶子有几分姿色，他被她的美丽迷住了。在饭桌上，黄瓜叶子就月亮坝上耍弯刀一一明砍，只要他想办法把她招回去，人就属于他的了。
他有些动心，但又担心犯错误。黄瓜叶子见他犹豫，猛地在他脸上亲了一口；怕他不相信，又马上写了份保证书，双方划了押。于是，这位师傅找借口将一个打不出喷嚏的知青挤掉，将名额给了黄瓜叶子。
黄瓜叶子兴冲冲地赶回公社办手续，公社知青办主任因有言在先，又加上黄瓜叶子上下打点，队长、主任作了个顺水人情，一路开绿灯。黄瓜叶子很快过了三关，接到了录取通知书。
黄瓜叶子被分配到了他一个车间，开初，黄瓜叶子与他接融的时间还算频繁。渐渐就少了，后来三天两头不见人影儿。他感觉黄瓜叶子是有意躲避他，就找到黄瓜叶子摊牌，问她何时与他办结婚手续？
而黄瓜叶子卷起舌头说黄话：“我啥时候跟你说过与你结婚？”
“你还有保证书在我手里头呢？”
“你搞错了哟！”黄瓜叶子狗扯猴、猴扯牛，胡扯一气。
这位师傅气愤不过，到厂革委会告了黄瓜叶子一状。
厂革委比较重视，经过深入调查，情况属实，经上面核实批准，这位师傅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丧失了立场，被开除党籍，受行政处分。黄瓜叶子手段恶劣，用不正当手腕达到招工目的，本应退回农村；但鉴于黄瓜叶子本是招工对象，属招工范畴，厂里给黄瓜叶子缓一年转正，以观后效。
她原是重庆市第六中学校初68级中学生，能歌善舞，尤其有一副好嗓子，在学校的文艺表演中，她独唱的“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震撼全校，被师生们称为学校的一只黄莺。“”
黄莺是家里的独女，称得上金枝玉叶，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从来没有独立生活过。独女本来不该下乡，但是，重庆首批、二批下农村的知青没有兴这个政策。她在农村根本不习惯当地的生活，因此，常常是农村呆上几天就往家里跑，一年有300天泡在家里。
招工一开始，她自然连推荐的资格也没有。生产队与她一起落户的另两位女知青都调走了，就剩下她孤苦一人。生产队长、大队长及公社知青办主任都非常重视和关心她，队长说，只要她在农村扎扎实实地表现一年，下次招工一定推荐她岀去。
黄莺咬咬牙，照这样做了，从扯草到锄地，从点麦子、豌豆到挑粪淋粪，从栽秧到割谷子……冬天受虱子、跳蚤的困扰，夏天受蚊子、蠛蠛的叮咬，晚上望着煤油灯想爹想娘……终于盼来了第二次招工潮。生产队和大队没有失言，把她推荐了上去，公社也签了意见。
这天晚上，她特别兴奋，睡不着觉，引吭高歌《北京的金山上》《在那遥远的地方》，一支又一支动听的歌曲唱醒了深山峡谷。唱着唱着，她发现门外有人，打开房门一看，晒坝上坐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社员，他们都是来听她唱歌的。
两个月后，公社通知到县里体检的知青名单里没有她。她找到公社知青办主任，主任惋惜地告诉她，是政审没有过关，她父亲的历史没有搞清楚。她犹如一盆冷水淋在脑壳上，从头凉到脚，从此整天像霜打的茄子，蔫巴巴的。
她也听说了红星旅馆有个业余宣传队，向招工师傅推荐人才的事。便不辞辛苦，从几百里外来到涪陵县城，找到王妥，成为了“红灯记宣传队”的一员。王妥特别器重她，把她当成主要骨干，一到夜晚临近、招工人员憩息之时，王妥就让她在房间引吭高歌，唱《草原之夜》《看见你们格外亲》……悦耳动听的歌声，惊动了二楼房间里的招工组师傅们，他们纷纷下楼，想一睹歌唱者的芳容。
恰巧，黄莺在公社被推荐、过后被政审刷脱的招工单位正在红星旅馆。单位负责人了解此事后，觉得她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临时决定，让她再次填了张招工表，回去后交给招工委员会讨论。
黄莺心里清楚，自己的家庭历史过不了关，这次也是白费劲。她心灰意懒地回到生产队，一天不说两句话，脸上看不见一丝笑容。社员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也帮不了什么忙。
招工接近尾声，体检后的知青们在生产队等待录取通知，而黄莺却一点消息也没有。知青们接到录取通知后陆陆续续走了，黄莺仍然没有一点儿动静。她打算回家散散心。
临走的晚上，公社广播站通知她到县知办去，有人找。她以为是王妥那伙知青们找她，没打算去。后来队长到黄莺家来，抓起电筒，半夜陪伴她走了几十里山路，然后坐车赶到县城。到了知青办，除了县知办主任和那位单位负责人她认识外，其余的都不认识。
单位负责人向黄莺解释说，这些都是招工办公室的领导，他们知道了黄莺的事情后，非常重视，作了一个月的调查。本着有成份、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的原则，鉴于黄莺是独女，父母身边无人，加上黄莺有唱歌的一技之长，这次是专门为她而来。因招工的领导中有一位是文艺宣传队的队长，她要亲自考试黄莺的唱歌。
黄莺唱了，唱的是“唱支山歌给党听”。她饱含激情，声情并茂，唱得那样情真意切，泪珠儿挂满了两腮，感动得在座的领导和招工人员泪水盈盈。领导第一把手当场拍板，拿了张体检表叫她速去医院体检，第二天拿结果。
夜晚，黄莺和生产队长住宿在红星旅馆。此时的黄莺一直处于亢奋状态，在房间里引吭高歌，一支又一支，一遍又一遍，经久不息。知青和招工师傅们都拥在她的房间外面，听她的歌声。听着听着，人们觉得不对劲了。
她唱着唱着走岀了房间，走上了大街。她唱着唱着，开始手舞兄蹈，声音变样……直到生产队长叫来了医生。
招工负责人拿着黄莺的录取通知书走到红星旅馆，亲眼看到黄莺上了救护车，直摇脑袋，叹息道：“可惜了哇，多么可爱的孩子……”
后来，黄莺的母亲得到了女儿疯了的消息，捶胸拍脑地哭着：“文件都下来了，独子的可以特招回来，我单位都填表了，女儿呀，为啥想不开呀？……”
向麻豌本不叫这个名字，文革初期在重庆29中读初二。武斗时，他跟随“山城武斗之花”当了几天警卫员。在一场武斗中，被对方用自制的火药枪打中了脸面，医生在他脸上用镊子挟岀数百颗砂子，命保住了，眼睛保住了，但脸成了布满豌豆似的麻脸。他姓向，从此同学们就叫他向麻豌。
向麻豌因脸上的枪伤，本不应下农村，但他在武斗中带了命债，下农村才是他最好的选择。在农村，他的脸就像块招牌，招工哪有推荐他的？他苦恼、頹废，一有气就向农民的娃儿岀，他学了几招三脚猫功夫，常打得农民娃儿鬼哭狼嚎。社员们像躲瘟神一样躲着他。
他也是听知青们说，县城有个红灯记宣传队，就只身来到了县城。
王妥对向麻豌这号人是不感冒的，拿王妥的话说，向麻豌是颗耗子屎，丢在锅里会坏了一锅汤，躲都躲不赢，岂敢要他？向麻豌死皮赖脸地到底楼的大房间，与几个三混知青住在一起。小阿庆嫂想息事宁人，也随他去。
向麻豌没事就往楼梯口黄瓜叶子身边一站，边臊皮，边注视楼上下来的招工师傅们。他也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二楼216房间来了几个公安局招刑警的。当刑警得有一身武功本领，向麻豌自认为学了几招，武功了得，就想试一试。
天刚擦黑，他迫不急待地叩响了216房间的门。门口岀现一个高大魁梧的青年人，向麻豌说明来意，然后不等对方开口，就自我介绍，说着说着，竟黯然泪下，说自己家里有年老的母亲和病入膏肓的父亲。
青年人见他脸上的豌豆窝窝，呈现可怜兮兮的样子，以为是来讨钱的，东掏西掏，掏出几块钱来塞到他手里。向麻豌急忙解释：“误会了，误会了！我不是来要钱的，我是来问，你们招人，我能行吗？”
屋里走岀个年龄稍大点的男子，解释道，他们不是来招人的。向麻豌不信：不是招人？干嘛住在星级宾馆里？男子再三解释，向麻豌根本不信，认为这几个男子瞧不起他。不管他们同意不同意，闯进216房间，在屋里就耍了几套花拳绣腿，然后练气、鼓气，用板凳登往自己肚子上砸。
演完了气功又表演腾空翻，也许是心情过于激动，或者功夫没到家，在腾空的一霎间，脑袋触地，当场跌昏了过去。
这可慌了屋里人，手忙脚乱地将他抬到床铺上，忙送到医院，又是开药又是打针。等他苏醒过来，几个围着他转的男子才深深地松了口气，那年龄稍大的男子告诉他：“我们不是来招工的，是来执行任务的。你们招工应该回到生产队去，用正规的招工方式去应对。”
向麻豌后来是顶替在教育局工作的父亲，才得以回到重庆。他在小学当体育教师，据说也闹了许多的笑话。
我说的“孔夫子”是个女知青，带一副左眼800度、右眼1000度的近视眼镜，名叫郑又兰，重庆50中初三学生。
她本不该下农村的，属于病残范围。但是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工宣队第一个动员她下农村，说眼镜象征“孔夫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最适合下农村锻炼。孔夫子下乡后，经常抱着书籍啃，当然啃的不是数理化书籍（当时认为读这些书无用），而是养猪养鸡、种植蔬菜类的农业科技书籍。
她利用书本中所学到的知识，教社员们喂猪、养鸡、种植蔬菜等，收获颇丰，很受贫下中农的欢迎，因此年年受奖，出席公社、区、县三级知青先代会。招工一开始，她被第一个推荐了上去。她家祖辈三代都是教书匠，虽然不属红五类范畴，但也不属黑五类另册，老九虽臭却不黑，政审顺利通过。但没想到，孔夫子在最后体检时，因眼睛高度近视，没能过关而榜上无名。
最关心她的还是县知办主任马某，县里的知青先进代表竟然招工招不岀去，这不是往县里脸上抹黑吗？马某非常关注孔夫子的情况。
这次孔夫子来到涪陵县城，也往红星旅馆奔去。一不是奔红灯记宣传队，二不是奔红星旅馆住宿，而是直奔二楼招工组。
这里要向读者作个交待：知青办主任马某，是从川西某县调到丰都县来的，爱人和孩子留在了川西的农村。那个时候，县政府大楼比较简陋，房间也比较窄，拥挤不堪。马某的办公室后面隔出一间，算是寝室，安了一张很宽的床，算是一个家。
马某既然是知青办的主任，天天得跟知青们打交道，他自然成了知青们的太上皇。男知青女知青、老知青新知青，都围在他的屁股后头转。他性格豁达、随便、潇洒，与知青们处得非常融洽，连县长都说马某是知青“娃娃头”。不管是边远山区还是县城附近的知青，只要在县城办事当天赶不回去、经济又拮据的，马某都热情接待。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或者办公桌上临时搭铺。人多了，马某就往别处去挤；人少时，就睡在外面办公室。因此，马某的办公室被知青们称为“知青之家”，马某成了知青们的贴心人。
孔夫子是马某叫到县城来的，并带着她到了红星旅馆二楼招工组的房间。招工单位是棉纺厂的，主要是招纺纱工。纺纱工特别看重眼晴，所以，孔夫子落榜的原因不言而喻了。马某找到招工的领导，谈条件：如果孔夫子你不招，那么其他的知青一个都不放。几经磋商，达成共识，孔夫子领到了体检表。晚上，孔夫子就住在了马某的“知青之家”。
这天晚上，恰巧只有孔夫子一个女知青，就被安排到马某的大床，他自己在外办公室搭了个临时铺位。睡到半夜，马某钻进了孔夫子的被窝。孔夫子惊骇、愤怒，然而又无奈，只有掩脸而泣。马某又哄又诓，拍胸口、打巴掌，发誓赌咒，才平息了风波。
由于马某在各个关节的疏通、打点，孔夫子顺利地通过了体检关，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孔夫子临走的那夜，仍然住在“知青之家”，马某炒了几样好菜为她践行，第二天又亲自送她上船。
孔夫子回重庆后，纱妹们集中学习，互相谈着招工话题。有的说，她塞了多少包袱才调了回来；有的说，她托了多少的熟人通关系才调了回来；有的说，自己招工一帆风顺，没有任何阻力。
孔夫子想到自己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尤其是后来知道父母退休顶替的名额已经下来，加上自己的工作一点不理想——翻纱工，亏眼睛的工种。她特别后悔，也特别憎恨马某。想到农村还有很多女知青没回来，不知又有多少女知青要被马某糟蹋强奸，一股正义感涌上心头。当夜，她提笔写了长达4页的控告信，寄往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一石激起千层浪。孔夫子的检举信，揭开了马某倒霉的一页。后纪检委查实，马某供认不讳，被他强奸、诱奸的女知青达40多人。这一年，全县通过有线广播，停产一天，召开马某破坏上山下乡运动公判大会实况转播。县长说，这是本县有史以来第一次，停产召开这样的大会，文革武斗时期都没有停过产。
红星旅馆的“红灯记宣传队”随着当年招工结束而结束。王妥随着父母的平反而特招回到父母身边。
小阿庆嫂的女儿，是凭着自己在生产队的推荐，过三关，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后来又考进一所大学深造。小阿庆嫂退休在家，颐养天年。当她挽着菜篮子路过已是五星级的红星旅馆时，每每感慨万千。
漆福昌，69岁，重庆50中67级学生，1969年首批下乡丰都县，1975年调回重庆粮食部门。曾任伙食团长、办公室主任，下岗后任过特约记者、记者。现重庆市作协会员，巴南区作协原理事、巴南区评论协会原理事。在《重庆日报》《重庆晚报》等30多家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作品400余篇，作品入选《知哥知妹》《咱们老三届》等丛书17部，获奖数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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