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这是老子他自己说，我上面所讲的理论平凡得很，非常容易懂，也容易做到；可是事实上，天下没有人知道，看了也不懂，也做不到。这几句话等于是先知的预言，老子只写了五千言，而我们已经研究了几千年。古今中外，尤其现在这个时代，讨论研究老子文章的五花八门，究竟哪一个人说的合于老子的本意呢？谁也不知道！
例如，我们在这里研究的老子《道德经》，与多数学者们一样，大半是借题发挥的；是不是老子的本意呢？那就在乎各人自己的修养，自己的智慧，以及自己的造诣与看法了。所以，老子说他的话本来很容易懂，可是天下没有人懂，后世有那么多研究老子的书，这一句话对研究老子的人真是一个很大的幽默。而且老子自己只写了五千字，我们后世到现在为止，关于这五千字的讨论著作，几千万字都有了，那也是很滑稽的一桩事。
这在哲学的理论上，使我们得到一个概念，就是天下的事物最平凡最平淡的，就是最高深的。真正的智慧是非常的平实，因为古今中外的人类都有一个通病，都把平凡看成简单，都以一种好奇的心理自己欺骗自己，认为平凡之中必有了不起的高深东西，以致越走越钻到牛角尖里去了。
我们千万要记住，什么是伟大？什么是高深？最平凡的就是最伟大，最平实的就是最高深，而人生最初的就是最后的。无论多么高的宗教哲学，任何一种思想，最高处就是平淡。所以，我们只要在平淡方面留意，就可以知道最高的真理。老子不过是用一种不同的方法讲出来，所表达的形态较为不同罢了。他只说我的话很容易懂得，也很容易做到，可是天下人反而不知道，也做不到。这不但代表了老子自己的学术思想，也是给古今中外的高明思想做了一个总结论。
“言有宗，事有君”，这两句话老子先提出来，可是与汉末佛教传来翻译的经典大有关系。因为佛教注重因明，就是现在所谓的逻辑。西方的逻辑，本来是从印度因明思想而产生的，共有三支：第一是“宗”，就是讲话有前提有宗旨；第二是“因”，就是申述理由；第三是“喻”，是用比喻说明使人了解。
在表达或思考一件事情时，先要掌握中心——“宗”，然后引申检讨相关的理论—－“因”。比如有同学说，老师我有事找你，这句话不是宗旨，他说我要研究老子《道德经》，这才是一个宗旨。为什么要研究老子？如何研究老子？这是你今天要表达的，这个是“因”。但是，常常是“宗”、“因”都明白了，可是仍旧不太清楚，因为世间的语言不足以表达。不但中文如此，世界上各种语言文字，有时都不足以充分表达一件事物。所以，我们常常感觉，人与人之间很多的误会，就是因为言语文字的缺陷而产生的。
一个人讲话的时候，声音还不够表达意思，还要加上眼神，还要指手画脚，甚至于还要大声吼。如果这样仍不能使人明了所表达的意思，于是高明的人，像庄子、老子，以及各宗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佛、耶稣等，都会再讲些比喻，因为用比喻表达更容易使对方了解。例如说，你这个人蹦蹦跳跳像一只猴子，那就很容易被人懂得，这就是一个比喻，使“宗”、“因”都清楚了。光讲道理“宗”和“因”，没有加上“喻”，不太容易使人清楚所说的道理。
所以世界上善于说比喻的书，就是宗教的经典；佛经也好，道家的经典也好，基督教新旧约全书也好，都属于善于比喻的。而且透过一个故事比喻，使人了解后，骂了人也不得罪人。可是因为这么一骂，连听的人也骂进去了，听者粲然一笑，就了解这个道理了，这就是因明的方法。当时，佛学传入中国，翻译因明的时候，第一个提出“宗”的翻译，就是借用老子这一句话——“言有宗”。
“事有君”，任何一件事情都有一个君，就是主要的中心，有人做了很多事，但自己究竟为什么做这些事，连他自己都莫名其妙；因为他“事无君”，自己的思想没有主宰，只跟着情绪在跑。所以，老子告诉我们“言有宗，事有君”，思想要有宗旨，做事要有中心重点。
老子根据上面这几句话，做一个结论说，我的话是非常平凡，也容易懂，也容易做到，可是天下人反而不懂，反而做不到。这是当时古文写作的方法，也许是当时春秋时代的古文。“言有宗，事有君”是当时的文字，不用联系词与介词。老子是说，大家看了我的东西不懂，他就是不明白，其实我每一句话，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理论，都包括了“宗”、“因”、“喻”的道理。《摘自国学大师南怀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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