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同意很多文学理论家的观点，作家是天生的批判家，作家是个刺头，总是不满现实，总能挑出毛病，总是一副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派头，作家的眼睛犹如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别人眼里是美女精英圣贤伟人，他眼里是妖魔鬼怪专制暴君，鸡蛋里都能挑出骨头来，那是作家的能耐。所以，真正的作家都有些怪异，不怪异怎么能感觉出异常来啊？不怪异怎么能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问题啊？真正的作家都有第六感，第七感，超越常人的n多感。于是，作家面对现实的职责不是歌功颂德，而是批判和挑刺，是揭露和鞭挞，是发现不完美然后说出来，是瞅见别人瞅不见的丑陋然后揭露它，越龌龊丑陋越具有文学性，越血腥暴力越有人赏识，越变态越具有文学人性。于是，生活中的人性和文学中的人性是两张皮两回事；于是，文学高于现实，文学超越现实，越文学越距离现实生活越远。
这些观点的依据是因为现实总是不完美，总是充满困苦和错误。
这当然没错。从哲学上说完全正确。“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并不具有“最终性”，“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把人类的某种完美的理想状态看做尽善尽美的，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哲学的终结》）由此可见，理想状态都不是完美的，那不理想状态更不令人待见了，批判和揭露自然而然属于天经地义，有着无可辩驳的哲学依据。
可是，那不完美的历史阶段依然有着其合理的必然性呢！“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阶段都是必然的，都有它存在的理由……”（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班哈和德国哲学的终结》）
既然在哲学上，阶段历史合理性也是存在的，是必然的，是不可否定的，对此，作家该怎么办？也一概否定吗？
如果否定了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历史还剩下什么？如果人性剔干净了各历史阶段的时代特征，只剩下最原始最本能最野性最符合全人类的不带任何历史时代内容的食色共性，这样的“人性”是动物性，还是进化了上千万年的人性？
问题还在于那些合理的必然的或许正处于萌芽状态，包含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中，正需要发扬光大，与我们的生存息息相关，是我们的光明与未来，我们也否定吗？
问题还在于中国的民族解放统一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否具有过必然性、合理性与正当性？ 这种必然的合理的正当的历史因素是否依然还存在？
因此，在我看来，作家是什么，那些文学理论家只说对了一半。作家还应该是黑暗中的萤火虫，黎明前的启明星，三伏天的一弯清泉，数九寒天的一缕阳光，婴儿出世的第一声啼哭，冰封河流被春潮推开的第一道裂缝，是传递真善美的火炬手。作家的火眼金晴除了看穿一切欺骗和伪装，还要于血污和肮脏中，看到新生儿的萌动。
现实的确不完美，有很多困苦和丑陋，无视困苦和丑陋的作家要么是盲眼，要么是虚伪，要么是别有用心。可现实并不都是人性丑陋，否则，人类社会何以继续？何以“否定之再否定”？凡是存在，一定有其存在之理由，也一定有其必然消亡之因素。既然现实中还有微薄的希望和新生命的萌芽，还有顽强的最基本的善良和人心的公道，文学就应该在充分了解困苦与丑陋中，展现微薄的良知和永不磨灭的美好，表现正面的光明的进取与善良，给人以鼓舞和抚慰，那也是作家的天职呢！
如果文学作品尽是一腔末世情怀，个个作家上来都是一味地批判和揭露，都是消极颓废荒淫龌龊的人性描写，都毫无希望和亮色，大家都浑浑噩噩，都毫无心肝，都贪婪奸诈，都荒淫无耻，如同行尸走肉一般醉生梦死在废都里，要么凶狠残忍，变态怪异，我们干吗要看文学作品啊？看现实不就得了？现实的丑陋比作品描绘还要令人惊心动魄呢！
我也是一个读者，以一个读者的心态来看待，我不希望看到瞒和骗的作品，但我也不想看到所有作品都是末世情怀，我之所以还去看文学作品，就是渴望在困苦与丑陋的现实中还有一抹希望，在极端绝望中还有新生的可能，希望在一团乱麻中能理出头绪，我希望在一片漆黑中还有一抹亮光，我更渴望通过阅读和伟大智慧的心灵对话，借此摆脱孤独和无意义的恐慌。我希望文学能给我一条心灵的幽径，跨越无边的精神苦海。我被现实牢牢捆绑，却希望在文学里获得几缕自由。因为我不仅仅是生理上的肉身动物，我还是有精神需求的社会人。作为肉身的动物个体，我渺小脆弱得可以忽略不计，而作为社会的人，却可以在历史文学里天老地荒。
那个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屈原，小人的几句谗言就要了他的命，却因了一腔爱国情怀被粽子和龙舟复活，复活了两千多年，还将复活下去，复活在粽子与龙舟里。
复活屈原的，真的是粽子龙舟吗？
文学不要怪被生活边缘，是当下的中国文学自己边缘了生活——执其一端，弃其一端，偏狭鄙俗浅陋，远离真实生活，这才是根源。
李碧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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