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一起轰动全国的案件在上海落幕，上海市专门举办了镇反展览会，几张作案者的照片被展出，见到的人无不瞠目结舌，街头巷尾全是谈论这件奇事。
只见这几张照片中有男有女，男的面容清秀，女的风姿绰约，穿着旗袍，曲线毕露。
但在展览会给出的信息中，却显示这两个看起来毫不相像的男女，竟然是同一个人！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他/她又犯了什么案子，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1953年的那个夏天，一个打扮俏丽、身形高挑的旗袍女郎成为了霞飞路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此时的霞飞路已经改名叫淮海中路，街道繁华，常有时髦女郎行走于街上逛街购物。
在那儿住过的许多百姓都记得，那年新搬来一个貌美女子，似乎姓王，常穿一条红底白花的旗袍，身材很好，还烫了头发，看起来有165公分以上，总穿着高跟鞋，踏踏地来，踏踏地走，却极少与人打招呼。
但这并不妨碍一路上人们的目光。
哪怕是在上海这繁华地，这样美丽的女郎也是极其抢眼的，人们好奇地观察着这个新来的女子，期盼着能和她说上一两句话，解开那一层层神秘的面纱。
女郎叫王秀娟，看着白白净净，总是画着精致的妆，举手投足都是一番风韵，但其实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男人！
不仅如此，他还是国民党的特务，为了躲避抓捕，这才化名王秀娟，隐藏在上海准备伺机而动。
那段日子里，对王秀娟印象最为深刻的人，恐怕要算大饼摊的摊主了。
这个年轻的小师傅最近颇感幸运，因为他的摊前几乎每天都会来一个貌美女郎，他总会忍不住好奇，趁着她等待的时候去观察她。
女郎与其他的顾客不一样，她总是穿着高领旗袍，领口遮得严严实实，而且每次都是匆匆地来，匆匆地走，除了买饭时说的“一个大饼，一根油条，一杯豆浆”之外，几乎很少说别的话，不像许多顾客会直接在摊前打开豆浆就着大饼喝几口，顺便还和自己攀谈几句。
越是好奇，摊主就越是觉得这女子神秘。她几乎每天都会来大饼摊买早餐，有一次，天实在是太热了，差不多得有38°高温，人人都热得直抹汗，大概早上9点多钟，女子又来买饼了，或许因为天热，她最上面两颗旗袍扣子忘记扣好了，摊主师傅竟看到她脖子上有个明显的凸起！
这不是男人才有的喉结吗？莫非她是男人？摊主正惊疑不定，女子似乎已经发现了扣子没系，赶忙把扣子给系好了。看着面前满是风情的女郎，摊主怎么也想不出这会是个男人，于是便疑心自己看花了眼。
在那之后，王秀娟出门便更加小心了，旗袍从来都是高高的领子，以免露出破绽。
“王秀娟”的本名叫万国雄，是国民党潜伏特务，靠男扮女装来隐藏自己，但他并非第一次男扮女装了，早在曾经担任《中国学生报》的社长时，他就曾在夜班三更之时偷偷对着镜子化妆，穿女人衣服，满足自己的异装癖。
据万国雄自己回忆：“我有变态心理。”“我从小就喜欢扮女孩子。”
1925年3月12日，重庆璧山健龙乡一个地主家庭喜得一个新生儿，这就是万国雄，从小家境富裕的他不愁吃穿，父亲从小就送他去学堂，希望他能出人头地，为国效力。
万国雄的父亲是个爱国人士，也很有抱负，对儿子富有很大期望。儿子万国雄读书确实是很好，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但却没有对得起自己的名字“国雄”。
高中时期，万国雄就读于成都华西协会高中，在这期间，他接触到当地国民党组织，为国民党的荣华富贵和权势所诱惑，加入了“三青团”。
这是国民党属下的青年政治团体，参与镇压了进步学生，并且因为在镇压活动中表现突出，万国雄还当上了成都三青团的队长。
从此，万国雄就彻底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1943年，考入中央大学的万国雄还成了三青团的老师，负责教授新入团的成员。第二年，他就加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三思社”。
万国雄在这些日子里，积极参与镇压学生运动，面对亲友和同窗也毫不手软。
1949年，解放战争结束，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在万民期盼中来临了，万国雄等国民党特务也迎来了黑暗时代，许多特务被抓捕，交给人民审判，反思自己的罪行。
和其他特务不同，万国雄有一“绝技”，使他数次躲避了追捕，这就是“异装”。
小时候的万国雄就有心理障碍，虽然他在生理上是不折不扣的男人，但心理上却是女人的心态，总喜欢别人把自己当女人。其实这在现代并非什么大新闻，不过是一种性别认知障碍，亦通过心理调节或手术矫正。但在那时候，却很难有办法。
万国雄总会忍不住换上女人衣裳，但又怕别人看到，只好在晚上夜深人静之时，自己对着镜子描眉抹粉，涂上口红，戴上假发，打扮成女人的样子，满足自己想成为女人的心理。
这一扮，就是5年的时间，万国雄瞒过了亲友，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着自己的异装爱好，这也为他后来男扮女装潜伏上海6年之久打下了基础。
1949年初，国民党已见败势，眼看南京就要解放，万国雄离开南京逃往柳州，并化名王秀娟，做了柳州报社的女记者。不久，当解放柳州时，这个王秀娟就莫名失踪了。
万国雄孤身一人来到了柳州郊区的一个半山腰上，住进了一个山村老大娘的家里。
当后来公安来调查万国雄的时候，老大娘表示不认识万国雄，自己只在49年见过一个叫王秀娟的女子。
“她长得可漂亮啦！每天都起来练嗓子，唱的是啥子哟我也不懂，听她讲，好像是京剧，半年都没间断过。”
万国雄在这里住了大半年之久，留着长头发，有时候还会下山去外面烫头发，大多时间都是对着镜子梳妆打扮。
有一次，老大娘还见万国雄往腿上涂药水，大娘觉得新奇：“大妹子你这是涂的什么呀？”
“大娘，我这几天身上总是痒，说是过敏了，买点药水涂涂就好了！”
听“她”这么说，大娘也没多想，其实万国雄涂的就是脱毛水，为的是掩盖身份。
后来落网之后，万国雄供认：“我男扮女装,，是隐瞒反革命身份，想把我以前七年所作的危害人民的罪行就此一笔勾销。”
在柳州住了大半年之后，万国雄感到自己不能再这样住下去了，他还期待着国民党卷土重来，暗地里进行着反革命工作，柳州不利于他反革命工作的开展，于是他又准备伺机前往上海。
找到机会的万国雄，离开柳州来到了上海，继续用王秀娟的身份生活，因为他高超的异装技巧，竟许久无人发现。
和万国雄同住在一起的还有一名女子，叫陈筠白，两人如同姐妹一般，常常整日待在家里闭门不出。
日日生活在一起，这位陈筠白陈小姐难道就没发现自己的姐妹实际上是个男人吗？
这还要从万国雄（王秀娟）刚刚逃到上海说起。
一路奔逃的王秀娟早已囊中羞涩，不然也不会在柳州用化名去应聘记者。如今来到上海的“她”为了省钱，打听到上海圣玛利女子宿舍是专为无家可归的女子提供，租金便宜，便暂时先住进了这里。
因为异装成女子，王秀娟成功住进了女子宿舍，还认识了一位叫陈筠白的女性。陈筠白在解放前结过一次婚，对方是个比她大了近10岁的商人，有些钱财，他们还生了2个孩子，但最终她被丈夫抛弃，两人离了婚。
离婚后的陈筠白心灰意冷，没有生活来源的她无奈做起了私娼，解放后私娼被管制，她无处可去，就来到了圣玛利女子宿舍。
陈筠白手工做得很好，会做绣活儿，拿一些半成品绣活儿来做，也能挣些钱，王秀娟就跟着她学绣工。
陈筠白见王秀娟不仅长得漂亮，还会书法，写得一手好字，力气也比别的女子大，常常帮大家提东西，觉得她人不错。除此之外，她还会京剧，身段儿也好，陈筠白不自觉就对“她”有了好感。
渐渐熟悉之后，王秀娟还常常开导苦闷的陈筠白，安慰她，倾听她的委屈。都说倾听是最好的沟通方式，看着这个默默听自己诉说苦水的女子，陈筠白早已把她当亲姐妹。
于是当王秀娟提出女子宿舍人多不便，想和她一起搬到外面去住的时候，陈筠白立刻就答应了。
王秀娟用挣来的稿费在上海雁荡路55弄6号楼3楼租了一间房，和陈筠白过上了同居生活。
两个漂亮女人的到来总是瞩目的，这不仅成为了左邻右舍茶余饭后的谈资，也引起了许多年轻小伙的注意。
起初总有人想要献殷勤，邀请她们出门吃饭喝茶，但渐渐地，人们发现这两位美人总是冷冰冰的，而且很少出门，一般都是王秀娟出门办点事就回家，路上遇到人也不说话，只顾急匆匆地走路。
王秀娟出门除了买早饭，常常是去卖两人做的绣品，有时候余下一些绣片，她们还会在晚上支摊出来卖了赚点外快。
除此之外，王秀娟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去给报社寄信。
收信的是一些香港反动报刊，信的内容自然是反革命的反动宣传。虽说不是每封信都会被录用，但也基本维持着三篇过一篇的水准。王秀娟主要就靠着这些稿费生活。
起初，同居姐妹陈筠白并未发现什么异常。但随着两人生活越来越紧密，她便发现了一些端倪。
有一次，她调侃起王秀娟总是捂得严严实实的脖子：“莫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这么大热的天，你怎么还穿着这么高领的旗袍，不嫌闷呐！”
边说着边去解王秀娟的旗袍扣子，王秀娟一个不防，扣子已经被她解下了一颗，然而这已经可以看到喉结了。
陈筠白当即便愣住了，她一个女人，脖子上怎么会有那么明显的凸起？
晚上，陈筠白思来想去，翻来覆去地睡不好觉。王秀娟就躺在她身边，陈筠白想问问她，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自己以前倒是听人说过，有少部分女性雄激素比例高，也会看着像是有一点喉结，可是今天自己看到的那个凸起也太明显了！
再想起这段日子里，王秀娟从来都没在自己面前换过衣服，自己以前只以为她是害羞，笑一笑也没多想，现在想来，难道……？
正想着，身边突然有了动静，床咯吱一声，似乎是王秀娟起来了，陈筠白吓了一跳，连忙闭上眼睛装睡。
只听王秀娟下了床，往厕所去了，随后，在这一片寂静的夜里，陈筠白竟听到厕所传来只有男人小便才会传来的那种声音。陈筠白立刻明白了，自己没有看错，王秀娟就是男的！
等万国雄（王秀娟）上完厕所回到房间，就看到陈筠白已经坐在床上直勾勾地盯着他，他霎时间明白自己瞒不住了，当即跪下，声泪俱下地讲了自己的过往，把自己男扮女装的事告诉了陈筠白。
毕竟陈筠白已经猜到万国雄的真实性别，此时听到他的坦白，倒也没那么惊讶了。但她还是为他扮女人的精湛技术而折服。
而且她还发现，自己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好像喜欢上眼前这个人了。
于是，她开始帮助万国雄隐瞒性别，两人也过上了白天姐妹、晚上夫妻的生活。
其实早在解放前，万国雄的异装癖就有差点露馅的时候。一次，他因为脸上涂了太多的胭脂，后来擦得太用力，脸上起了一片紫红，朋友们问他怎么啦，他慌张下借口摔伤躲了过去。
还有一次，他和朋友们一起吃饭，包不小心掉了，里面竟然撒出一堆女人用的东西：粉膏、口红、眉笔……
朋友们都十分惊异，万国雄只好借口是给女朋友带的，朋友们哈哈一笑也没太在意。
此时已经居于上海的万国雄，化妆技术比之前些年只有增益，因此少有人看出破绽。而如今有了陈筠白这个真正的女人打掩护，万国雄的身份更不容易暴露了。
有一次，邻居大妈无意间看到了万国雄的喉结，回去后就和隔壁婶子说了，两人感觉十分奇怪，万国雄发现不妥，赶紧趁着机会，把邻居李大妈请到家里喝茶，特意做出正在洗月事带的样子，还感叹最近经期不规律。
李大妈看陈筠白也在一旁，两人看着都没有任何异常，便疑心是自己上回看错了，顿时疑虑烟消云散。
后来，万国雄还做起了家庭女教师，收了不少学生，还在住所挂了牌子，巧妙地掩人耳目。
在上海待久了，每逢过节，家家团圆，万国雄有些时候总会想起自己的家，想起父母和妹妹。终于有一次，他用王秀娟的名字给家里写了一封信。
1953年初，妹妹收到万国雄的信感到十分奇怪，哥哥怎么会用女人的名字来寄信，也没有写具体地址。当时家人们也不知道万国雄的住址，看了信也无处回，此事就这样罢了。
直到1955年，全国开展了肃反运动。万国雄的妹妹是共青团员，在单位一致表现积极。再有一次参加过肃反运动宣传之后，突然想起了两年前哥哥寄来的那封信。
她联想到哥哥以前曾经参加过三青团的经历，认为哥哥很可能现在还在为国民党工作，便写了一封大义灭亲的举报信，反映给了组织上。
巧的是，当时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二处的侦查员余存熹和杨文元，那会儿正下到卢湾分局淮海路派出所搞调查研究，任务是深挖隐蔽较深的敌特线索。
虽然当时的公安处被大家戏称为“三红”部门，说平时不外乎三件事：管管红灯，开开红车（消防车），拿拿红本（户口本）。许多有抱负的优秀青年都不愿意到这部门来。
但有趣的是，那几年却有一些基层工作者抓到特务间谍的报告很是吸引人，于是很多人争先报名到公安局来，目的就是深挖敌特，为祖国效力。
在接到万国雄妹妹的举报信前，侦查员余存熹和杨文元已经收到了两份市民报案。
一份是来自雁荡路55弄口大饼摊主，一份来自于雁荡路55弄治保委员沈女士。这两份材料都指向王秀娟。
说是55弄6号有个叫王秀娟的女人，种种细节表明她不像是女人。
在大饼摊主的报告里，这个叫王秀娟的女人常常到他那儿买大饼，但有一次却露出了喉结，还有最近，他竟然发现这个王秀娟的丝袜下是浓密的腿毛。
沈女士的材料中则称，她遇到了一件怪事：
那两天，上海经历了雷暴大雨，还伴随着大风，许多人的东西都被刮掉了，其中就有一件女士内衣。
下午，几个孩子在楼下玩耍，突然捡到一件女士内衣，一个小孩子怪叫道：“谁家的胸罩？”
几个孩子凑过来看，只见那内衣是粉色的，用绸布缝着，看上去用了很久了，有个地方已经开口，露出里面塞满的棉絮。
“还搞弄虚作假？”几个孩子哈哈大笑。
正在这时，治保主任沈大妈过来了，虎着脸骂道：“你们几个小赤佬做啥呢！把东西给我放下！”孩子们一哄而散，沈大妈拿起胸罩，站在弄堂里喊：“哪位的胸罩被风吹掉了，快来居委会取吧！”
随后就有个身材高挑的女子从楼上下来，说是她的，并对沈大妈表示了感谢。沈大妈问她“你是几楼的？”，女子答：“3楼。”
东西还给了失主，沈大妈却有些放不下，总觉得那个胸罩有些蹊跷，哪怕是垫胸，也不至于全都塞满了棉花吧？像是本来就没有似的。
那个年代的老百姓都经常接受思想教育，政治很是敏感，这么想着，沈大妈便把这事儿报给了组织。
大饼摊和沈大妈的报案前后不过间隔一星期，这两件事都指向55弄6号那个叫王秀娟的女人。
但经过调查，侦查员并未发现什么问题，虽有疑虑，也只能暂时搁置了下来。直到收到组织传来的万国雄妹妹的举报信。
这下侦查员基本判定，王秀娟很有可能就是特务万国雄。
1955年国庆节前的那天晚上，天空澄澈，万里无云。在屋里的万国雄听到自家传来当当当的敲门声。
“谁呀？”
“派出所查户口的。”
没一会儿，屋里亮了，万国雄出来开了门：“你们是？”
饶是早已知道万国雄的真实身份，此刻眼见着面前的女子秀丽窈窕，来人还是感到无比震惊，怎么也无法把她和那个特务万国雄联系起来。
“万国雄，你被逮捕了，在上面签个字吧！”
万国雄还试图装糊涂：“你们找错人了，我叫王秀娟。”
“有没有找错人你自己清楚，怎么，还非得我们当场验明正身不成？”最前面的人冷笑一声。
万国雄知道自己瞒不过了，顿时面如死灰：“不用验了，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万国雄。”
因陈筠白与万国雄的特殊关系，她也被一起带走看押审讯。到了押解处，监狱员见新来的两个都是女子，正准备把她们都关进女子监狱，余存熹见状，赶紧找到现场指挥的预审处长，说了万国雄的真实身份是个男的。
预审处长听了，嘴巴长得老大，好久才接受了这个事实，避免了男女混关的尴尬。
审讯时，万国雄倒还算配合，把自己以前的罪行都一一交代了，包括镇压进步学生，宣传反动统治等等，还供出了一些同事。
万国雄还表示，他还和中统特务陈雪屏有来往，南京解放前夕，陈雪屏还曾嘱咐他：“你去柳州吧，我会设法联系你。”但由于形势所限，音信不通，两人最终并未联系上。
当问及男扮女装的问题时，万国雄说：“我从小就爱穿女装。”
后来，万国雄还试图以“扮女人这种异装癖是爱好，是心理变态，不是要去伪装自己的身份”为理由试图向法院申诉减罪，最终被法院驳回。
种种证据表明，万国雄潜伏柳州与上海期间的男扮女装行为，的的确确就是为了掩盖身份，进行反革命活动，理应为自己的罪孽而付出代价，得到人民公正的审判。
而帮助他掩护身份的陈筠白，则因知情不报，而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
晚年的万国雄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为以往的恶行而忏悔。本科毕业的他不缺才华，文笔很好，还写了一些名人传记，如《郭沫若的异国婚姻》等。
关于异装癖，毕竟是他根植于心底的癖好，并未纠正过来。
“从我记忆里，从小就有'易装癖’这变态心理，未被认可，也无人矫正，现已九十四岁高龄，就让这对变性为女人的强烈渴望及男扮女装的痴迷变态心理，随我入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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