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一起轰动全国的案件在上海落幕,上海市专门举办了镇反展览会,几张作案者的照片被展出,见到的人无不瞠目结舌,街头巷尾全是谈论这件奇事。
只见这几张照片中有男有女,男的面容清秀,女的风姿绰约,穿着旗袍,曲线毕露。
但在展览会给出的信息中,却显示这两个看起来毫不相像的男女,竟然是同一个人!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他/她又犯了什么案子,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1953年的那个夏天,一个打扮俏丽、身形高挑的旗袍女郎成为了霞飞路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此时的霞飞路已经改名叫淮海中路,街道繁华,常有时髦女郎行走于街上逛街购物。
在那儿住过的许多百姓都记得,那年新搬来一个貌美女子,似乎姓王,常穿一条红底白花的旗袍,身材很好,还烫了头发,看起来有165公分以上,总穿着高跟鞋,踏踏地来,踏踏地走,却极少与人打招呼。
但这并不妨碍一路上人们的目光。
哪怕是在上海这繁华地,这样美丽的女郎也是极其抢眼的,人们好奇地观察着这个新来的女子,期盼着能和她说上一两句话,解开那一层层神秘的面纱。
女郎叫王秀娟,看着白白净净,总是画着精致的妆,举手投足都是一番风韵,但其实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男人!
不仅如此,他还是国民党的特务,为了躲避抓捕,这才化名王秀娟,隐藏在上海准备伺机而动。
那段日子里,对王秀娟印象最为深刻的人,恐怕要算大饼摊的摊主了。
这个年轻的小师傅最近颇感幸运,因为他的摊前几乎每天都会来一个貌美女郎,他总会忍不住好奇,趁着她等待的时候去观察她。
女郎与其他的顾客不一样,她总是穿着高领旗袍,领口遮得严严实实,而且每次都是匆匆地来,匆匆地走,除了买饭时说的“一个大饼,一根油条,一杯豆浆”之外,几乎很少说别的话,不像许多顾客会直接在摊前打开豆浆就着大饼喝几口,顺便还和自己攀谈几句。
越是好奇,摊主就越是觉得这女子神秘。她几乎每天都会来大饼摊买早餐,有一次,天实在是太热了,差不多得有38°高温,人人都热得直抹汗,大概早上9点多钟,女子又来买饼了,或许因为天热,她最上面两颗旗袍扣子忘记扣好了,摊主师傅竟看到她脖子上有个明显的凸起!
这不是男人才有的喉结吗?莫非她是男人?摊主正惊疑不定,女子似乎已经发现了扣子没系,赶忙把扣子给系好了。看着面前满是风情的女郎,摊主怎么也想不出这会是个男人,于是便疑心自己看花了眼。
在那之后,王秀娟出门便更加小心了,旗袍从来都是高高的领子,以免露出破绽。
“王秀娟”的本名叫万国雄,是国民党潜伏特务,靠男扮女装来隐藏自己,但他并非第一次男扮女装了,早在曾经担任《中国学生报》的社长时,他就曾在夜班三更之时偷偷对着镜子化妆,穿女人衣服,满足自己的异装癖。
据万国雄自己回忆:“我有变态心理。”“我从小就喜欢扮女孩子。”
1925年3月12日,重庆璧山健龙乡一个地主家庭喜得一个新生儿,这就是万国雄,从小家境富裕的他不愁吃穿,父亲从小就送他去学堂,希望他能出人头地,为国效力。
万国雄的父亲是个爱国人士,也很有抱负,对儿子富有很大期望。儿子万国雄读书确实是很好,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但却没有对得起自己的名字“国雄”。
高中时期,万国雄就读于成都华西协会高中,在这期间,他接触到当地国民党组织,为国民党的荣华富贵和权势所诱惑,加入了“三青团”。
这是国民党属下的青年政治团体,参与镇压了进步学生,并且因为在镇压活动中表现突出,万国雄还当上了成都三青团的队长。
从此,万国雄就彻底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1943年,考入中央大学的万国雄还成了三青团的老师,负责教授新入团的成员。第二年,他就加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三思社”。
万国雄在这些日子里,积极参与镇压学生运动,面对亲友和同窗也毫不手软。
1949年,解放战争结束,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在万民期盼中来临了,万国雄等国民党特务也迎来了黑暗时代,许多特务被抓捕,交给人民审判,反思自己的罪行。
和其他特务不同,万国雄有一“绝技”,使他数次躲避了追捕,这就是“异装”。
小时候的万国雄就有心理障碍,虽然他在生理上是不折不扣的男人,但心理上却是女人的心态,总喜欢别人把自己当女人。其实这在现代并非什么大新闻,不过是一种性别认知障碍,亦通过心理调节或手术矫正。但在那时候,却很难有办法。
万国雄总会忍不住换上女人衣裳,但又怕别人看到,只好在晚上夜深人静之时,自己对着镜子描眉抹粉,涂上口红,戴上假发,打扮成女人的样子,满足自己想成为女人的心理。
这一扮,就是5年的时间,万国雄瞒过了亲友,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着自己的异装爱好,这也为他后来男扮女装潜伏上海6年之久打下了基础。
1949年初,国民党已见败势,眼看南京就要解放,万国雄离开南京逃往柳州,并化名王秀娟,做了柳州报社的女记者。不久,当解放柳州时,这个王秀娟就莫名失踪了。
万国雄孤身一人来到了柳州郊区的一个半山腰上,住进了一个山村老大娘的家里。
当后来公安来调查万国雄的时候,老大娘表示不认识万国雄,自己只在49年见过一个叫王秀娟的女子。
“她长得可漂亮啦!每天都起来练嗓子,唱的是啥子哟我也不懂,听她讲,好像是京剧,半年都没间断过。”
万国雄在这里住了大半年之久,留着长头发,有时候还会下山去外面烫头发,大多时间都是对着镜子梳妆打扮。
有一次,老大娘还见万国雄往腿上涂药水,大娘觉得新奇:“大妹子你这是涂的什么呀?”
“大娘,我这几天身上总是痒,说是过敏了,买点药水涂涂就好了!”
听“她”这么说,大娘也没多想,其实万国雄涂的就是脱毛水,为的是掩盖身份。
后来落网之后,万国雄供认:“我男扮女装,,是隐瞒反革命身份,想把我以前七年所作的危害人民的罪行就此一笔勾销。”
在柳州住了大半年之后,万国雄感到自己不能再这样住下去了,他还期待着国民党卷土重来,暗地里进行着反革命工作,柳州不利于他反革命工作的开展,于是他又准备伺机前往上海。
找到机会的万国雄,离开柳州来到了上海,继续用王秀娟的身份生活,因为他高超的异装技巧,竟许久无人发现。
和万国雄同住在一起的还有一名女子,叫陈筠白,两人如同姐妹一般,常常整日待在家里闭门不出。
日日生活在一起,这位陈筠白陈小姐难道就没发现自己的姐妹实际上是个男人吗?
这还要从万国雄(王秀娟)刚刚逃到上海说起。
一路奔逃的王秀娟早已囊中羞涩,不然也不会在柳州用化名去应聘记者。如今来到上海的“她”为了省钱,打听到上海圣玛利女子宿舍是专为无家可归的女子提供,租金便宜,便暂时先住进了这里。
因为异装成女子,王秀娟成功住进了女子宿舍,还认识了一位叫陈筠白的女性。陈筠白在解放前结过一次婚,对方是个比她大了近10岁的商人,有些钱财,他们还生了2个孩子,但最终她被丈夫抛弃,两人离了婚。
离婚后的陈筠白心灰意冷,没有生活来源的她无奈做起了私娼,解放后私娼被管制,她无处可去,就来到了圣玛利女子宿舍。
陈筠白手工做得很好,会做绣活儿,拿一些半成品绣活儿来做,也能挣些钱,王秀娟就跟着她学绣工。
陈筠白见王秀娟不仅长得漂亮,还会书法,写得一手好字,力气也比别的女子大,常常帮大家提东西,觉得她人不错。除此之外,她还会京剧,身段儿也好,陈筠白不自觉就对“她”有了好感。
渐渐熟悉之后,王秀娟还常常开导苦闷的陈筠白,安慰她,倾听她的委屈。都说倾听是最好的沟通方式,看着这个默默听自己诉说苦水的女子,陈筠白早已把她当亲姐妹。
于是当王秀娟提出女子宿舍人多不便,想和她一起搬到外面去住的时候,陈筠白立刻就答应了。
王秀娟用挣来的稿费在上海雁荡路55弄6号楼3楼租了一间房,和陈筠白过上了同居生活。
两个漂亮女人的到来总是瞩目的,这不仅成为了左邻右舍茶余饭后的谈资,也引起了许多年轻小伙的注意。
起初总有人想要献殷勤,邀请她们出门吃饭喝茶,但渐渐地,人们发现这两位美人总是冷冰冰的,而且很少出门,一般都是王秀娟出门办点事就回家,路上遇到人也不说话,只顾急匆匆地走路。
王秀娟出门除了买早饭,常常是去卖两人做的绣品,有时候余下一些绣片,她们还会在晚上支摊出来卖了赚点外快。
除此之外,王秀娟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去给报社寄信。
收信的是一些香港反动报刊,信的内容自然是反革命的反动宣传。虽说不是每封信都会被录用,但也基本维持着三篇过一篇的水准。王秀娟主要就靠着这些稿费生活。
起初,同居姐妹陈筠白并未发现什么异常。但随着两人生活越来越紧密,她便发现了一些端倪。
有一次,她调侃起王秀娟总是捂得严严实实的脖子:“莫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这么大热的天,你怎么还穿着这么高领的旗袍,不嫌闷呐!”
边说着边去解王秀娟的旗袍扣子,王秀娟一个不防,扣子已经被她解下了一颗,然而这已经可以看到喉结了。
陈筠白当即便愣住了,她一个女人,脖子上怎么会有那么明显的凸起?
晚上,陈筠白思来想去,翻来覆去地睡不好觉。王秀娟就躺在她身边,陈筠白想问问她,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自己以前倒是听人说过,有少部分女性雄激素比例高,也会看着像是有一点喉结,可是今天自己看到的那个凸起也太明显了!
再想起这段日子里,王秀娟从来都没在自己面前换过衣服,自己以前只以为她是害羞,笑一笑也没多想,现在想来,难道……?
正想着,身边突然有了动静,床咯吱一声,似乎是王秀娟起来了,陈筠白吓了一跳,连忙闭上眼睛装睡。
只听王秀娟下了床,往厕所去了,随后,在这一片寂静的夜里,陈筠白竟听到厕所传来只有男人小便才会传来的那种声音。陈筠白立刻明白了,自己没有看错,王秀娟就是男的!
等万国雄(王秀娟)上完厕所回到房间,就看到陈筠白已经坐在床上直勾勾地盯着他,他霎时间明白自己瞒不住了,当即跪下,声泪俱下地讲了自己的过往,把自己男扮女装的事告诉了陈筠白。
毕竟陈筠白已经猜到万国雄的真实性别,此时听到他的坦白,倒也没那么惊讶了。但她还是为他扮女人的精湛技术而折服。
而且她还发现,自己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好像喜欢上眼前这个人了。
于是,她开始帮助万国雄隐瞒性别,两人也过上了白天姐妹、晚上夫妻的生活。
其实早在解放前,万国雄的异装癖就有差点露馅的时候。一次,他因为脸上涂了太多的胭脂,后来擦得太用力,脸上起了一片紫红,朋友们问他怎么啦,他慌张下借口摔伤躲了过去。
还有一次,他和朋友们一起吃饭,包不小心掉了,里面竟然撒出一堆女人用的东西:粉膏、口红、眉笔……
朋友们都十分惊异,万国雄只好借口是给女朋友带的,朋友们哈哈一笑也没太在意。
此时已经居于上海的万国雄,化妆技术比之前些年只有增益,因此少有人看出破绽。而如今有了陈筠白这个真正的女人打掩护,万国雄的身份更不容易暴露了。
有一次,邻居大妈无意间看到了万国雄的喉结,回去后就和隔壁婶子说了,两人感觉十分奇怪,万国雄发现不妥,赶紧趁着机会,把邻居李大妈请到家里喝茶,特意做出正在洗月事带的样子,还感叹最近经期不规律。
李大妈看陈筠白也在一旁,两人看着都没有任何异常,便疑心是自己上回看错了,顿时疑虑烟消云散。
后来,万国雄还做起了家庭女教师,收了不少学生,还在住所挂了牌子,巧妙地掩人耳目。
在上海待久了,每逢过节,家家团圆,万国雄有些时候总会想起自己的家,想起父母和妹妹。终于有一次,他用王秀娟的名字给家里写了一封信。
1953年初,妹妹收到万国雄的信感到十分奇怪,哥哥怎么会用女人的名字来寄信,也没有写具体地址。当时家人们也不知道万国雄的住址,看了信也无处回,此事就这样罢了。
直到1955年,全国开展了肃反运动。万国雄的妹妹是共青团员,在单位一致表现积极。再有一次参加过肃反运动宣传之后,突然想起了两年前哥哥寄来的那封信。
她联想到哥哥以前曾经参加过三青团的经历,认为哥哥很可能现在还在为国民党工作,便写了一封大义灭亲的举报信,反映给了组织上。
巧的是,当时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二处的侦查员余存熹和杨文元,那会儿正下到卢湾分局淮海路派出所搞调查研究,任务是深挖隐蔽较深的敌特线索。
虽然当时的公安处被大家戏称为“三红”部门,说平时不外乎三件事:管管红灯,开开红车(消防车),拿拿红本(户口本)。许多有抱负的优秀青年都不愿意到这部门来。
但有趣的是,那几年却有一些基层工作者抓到特务间谍的报告很是吸引人,于是很多人争先报名到公安局来,目的就是深挖敌特,为祖国效力。
在接到万国雄妹妹的举报信前,侦查员余存熹和杨文元已经收到了两份市民报案。
一份是来自雁荡路55弄口大饼摊主,一份来自于雁荡路55弄治保委员沈女士。这两份材料都指向王秀娟。
说是55弄6号有个叫王秀娟的女人,种种细节表明她不像是女人。
在大饼摊主的报告里,这个叫王秀娟的女人常常到他那儿买大饼,但有一次却露出了喉结,还有最近,他竟然发现这个王秀娟的丝袜下是浓密的腿毛。
沈女士的材料中则称,她遇到了一件怪事:
那两天,上海经历了雷暴大雨,还伴随着大风,许多人的东西都被刮掉了,其中就有一件女士内衣。
下午,几个孩子在楼下玩耍,突然捡到一件女士内衣,一个小孩子怪叫道:“谁家的胸罩?”
几个孩子凑过来看,只见那内衣是粉色的,用绸布缝着,看上去用了很久了,有个地方已经开口,露出里面塞满的棉絮。
“还搞弄虚作假?”几个孩子哈哈大笑。
正在这时,治保主任沈大妈过来了,虎着脸骂道:“你们几个小赤佬做啥呢!把东西给我放下!”孩子们一哄而散,沈大妈拿起胸罩,站在弄堂里喊:“哪位的胸罩被风吹掉了,快来居委会取吧!”
随后就有个身材高挑的女子从楼上下来,说是她的,并对沈大妈表示了感谢。沈大妈问她“你是几楼的?”,女子答:“3楼。”
东西还给了失主,沈大妈却有些放不下,总觉得那个胸罩有些蹊跷,哪怕是垫胸,也不至于全都塞满了棉花吧?像是本来就没有似的。
那个年代的老百姓都经常接受思想教育,政治很是敏感,这么想着,沈大妈便把这事儿报给了组织。
大饼摊和沈大妈的报案前后不过间隔一星期,这两件事都指向55弄6号那个叫王秀娟的女人。
但经过调查,侦查员并未发现什么问题,虽有疑虑,也只能暂时搁置了下来。直到收到组织传来的万国雄妹妹的举报信。
这下侦查员基本判定,王秀娟很有可能就是特务万国雄。
1955年国庆节前的那天晚上,天空澄澈,万里无云。在屋里的万国雄听到自家传来当当当的敲门声。
“谁呀?”
“派出所查户口的。”
没一会儿,屋里亮了,万国雄出来开了门:“你们是?”
饶是早已知道万国雄的真实身份,此刻眼见着面前的女子秀丽窈窕,来人还是感到无比震惊,怎么也无法把她和那个特务万国雄联系起来。
“万国雄,你被逮捕了,在上面签个字吧!”
万国雄还试图装糊涂:“你们找错人了,我叫王秀娟。”
“有没有找错人你自己清楚,怎么,还非得我们当场验明正身不成?”最前面的人冷笑一声。
万国雄知道自己瞒不过了,顿时面如死灰:“不用验了,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万国雄。”
因陈筠白与万国雄的特殊关系,她也被一起带走看押审讯。到了押解处,监狱员见新来的两个都是女子,正准备把她们都关进女子监狱,余存熹见状,赶紧找到现场指挥的预审处长,说了万国雄的真实身份是个男的。
预审处长听了,嘴巴长得老大,好久才接受了这个事实,避免了男女混关的尴尬。
审讯时,万国雄倒还算配合,把自己以前的罪行都一一交代了,包括镇压进步学生,宣传反动统治等等,还供出了一些同事。
万国雄还表示,他还和中统特务陈雪屏有来往,南京解放前夕,陈雪屏还曾嘱咐他:“你去柳州吧,我会设法联系你。”但由于形势所限,音信不通,两人最终并未联系上。
当问及男扮女装的问题时,万国雄说:“我从小就爱穿女装。”
后来,万国雄还试图以“扮女人这种异装癖是爱好,是心理变态,不是要去伪装自己的身份”为理由试图向法院申诉减罪,最终被法院驳回。
种种证据表明,万国雄潜伏柳州与上海期间的男扮女装行为,的的确确就是为了掩盖身份,进行反革命活动,理应为自己的罪孽而付出代价,得到人民公正的审判。
而帮助他掩护身份的陈筠白,则因知情不报,而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
晚年的万国雄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为以往的恶行而忏悔。本科毕业的他不缺才华,文笔很好,还写了一些名人传记,如《郭沫若的异国婚姻》等。
关于异装癖,毕竟是他根植于心底的癖好,并未纠正过来。
“从我记忆里,从小就有'易装癖’这变态心理,未被认可,也无人矫正,现已九十四岁高龄,就让这对变性为女人的强烈渴望及男扮女装的痴迷变态心理,随我入土吧!”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