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6月8日，吉林延边地区军分区公安84团指挥部，突然收到一封紧急情报。
据侦察员的报告，在长白山天池以北地区，发现了空中与地面互相照射灯光的奇怪现象。
第二天，当地三名群众找到值班室，对正在值班的军训部长吴亨模反映情况。他们外出打猎的时候，在一个叫和平营子的地方捡到了几块帆布，上面写满了英文字母，其中就有USA等几个醒目字母，因为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感觉很蹊跷，所以赶来报告。
吴亨模在心里也打了一个大问号，此时正值抗美援朝的关键时期，东北地区出现这么多异常情况，极有可能是美国特务机关派遣特务潜伏到了长白山天池附近，准备随时搞破坏活动。
基于这样的判断，吴亨模将这个情况上报团领导。经开会商议后，决定由吴亨模带领两个排的战士，立即前往长白山天池脚下进行搜捕，争取在敌人的阴谋尚未得逞之前，将他们一网打尽。
此时，长白山正下着百年不遇的大风雪，到处白茫茫一片，有的地方雪深齐腰，这让战士们的行进变得非常困难。
大家走到天池一个叫老浪布的地方，前面一名战士回来报告，发现西山岗上空升起了几缕青烟，具体敌情不明。
吴亨模稍作思索，立刻指挥部队分成三个小分队，从三个不同方向包抄上去。右边队伍快速赶到了半山腰，迎面遇到了2个扛木头的陌生人。
刚开始，双方都不由一愣。陌生人看清楚是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后，突然就心慌了，一把扔下木头，回头转身就跑。
这不是做贼心虚吗？吴亨模立刻带领战士们追了上去。过了一会儿，陌生人见摆脱不了，竟然掏出枪开始射击，果然是特务！
听到枪声，其它两个方向包抄的队伍，也很快就赶了过来，一下子就将特务们包围了。经过一阵激烈的战斗，特务们眼见突围无望，只好举手投降。
据特务们交代，他们都是中国人，后来移居到美国居住。当前受雇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在海外接受各种军事技能特训，然后被派遣回国潜伏。
吴亨模率领队伍抓捕美国敌特分子取得重大胜利，揭穿了美国人的阴谋。所有人都以为这件事到此就圆满结束了。
不料，三个月后的一个神秘电话却让案情再起波澜……
1952年9月底，吉林长白山安图县公安局传来消息，一个叫李军英的人，声称自己是美国情报局派来的特工，现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吴亨模得知消息，立即带人赶往安图县，将李军英带了回来。
李军英交代，他今年44岁，原是辽宁辽阳人，到美国后被中情局相中，因为说得一口流利东北话，容易与本地人打交道，所以就被派来潜伏了。
不幸的是，自从他被空投到吉林地区，却一直没有与其他队友联系上。天寒地冻的天气，他也找不到食物，饥寒交迫之下，只好找当地公安投案自首，只求能够保住性命。
与他一起参与潜伏活动的特务共有5人，代号叫“文队”。全部都是受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特训的华人，负责吉林延边老岭山一带的侦察和破坏活动。
目前，美国中情局一共陆续向吉林地区空投了4批情报人员，而任务的主要目的，就是配合美方在朝鲜战场上的军事行动。
一来是收集军事情报。派特工潜入东北地区刺探中国军队兵力部署情况，后勤补给等秘密基地。二来搞军事破坏活动，从而牵制、分散中国政府对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注意力。
吴亨模审讯完毕，顿时觉得敌人用心险恶，立刻将此重大情况汇报给延边军分区。
不久，中共延边地委就成立了搜捕特务指挥部，以李军英降落点为中心，派遣一批解放军战士前去抓捕其余特务。同时，一张搜捕大网在老岭山及其周边地区也迅速撒开了。
然而，敌人却非常狡猾，一直没有露面，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一个月过去了，搜捕队都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
1952年10月底，指挥部经过开会研究，决定将重点目标锁定老岭山一带的“阳房子”。
所谓“阳房子”，其实就是当年日本关东军为了盗伐长白山木材，而临时搭建的木屋子。
11月2日，搜捕队战士们经过两天两夜的“守株待兔”，终于有了收获。
当天晚上，一个特务误以为“阳房子”没有人，就鬼鬼祟祟地跑进里面寻找食物。不料，刚进门一会儿，早已等候多时的几名战士立刻举起枪来，对准了他的脑袋。
此人正是“文队”队长张再文！据他交代，此次任务是负责侦察中国军队调动军用物资运输的情报。文队剩余的特务也将会在阳房子里汇合。
同时，张再文还交代了这次行动的美国指挥官，名叫约翰.托马斯.唐奈。
此人1946年加入美国中情局，是一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高材生。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就被派遣到远东地区来指挥整个潜伏计划。
不过，唐奈并不在中国境内，而是藏身在日本，主要靠电台与部下保持联络。
1952年11月13日，搜捕队又有了收获！这一次在“阳房子”里逮捕了正在发报的特务牛松林，并从他口中获得了一条重要情报：唐奈将在明天晚上给“文队”特务们的投放物资，并已经约好了接头联络信号，那就是在地面上点燃三堆干柴。
这让所有人都兴奋不已，同时也引起了搜捕指挥部领导们的争论。
有一方认为应该抓住这次难得机会，在投放地点架设高射炮，趁机把美国人的飞机打下来！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
另一方则持反对意见，认为应该“放长线，钓大鱼”，暂时按兵不动，诱敌深入，争取活捉整个潜伏行动的幕后黑手——唐奈。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最后举手表决，赞成“放长线，钓大鱼”这个方案的人，还是占了大多数，只好按照此计划进行。
1952年11月14日，一架没有涂任何标志的飞机，悄悄地飞过鸭绿江，到达了吉林延边地区的上空，看见下面燃起的柴火信号，毫不犹豫的投下了大量物资，其中有备用电台、最新的密码薄、罐头等等，最重要的是还有一封唐奈的指示信。
随后，这架飞机又沿着原路，重新飞回了日本。当然，它投下的所有物资全部都落到了我军手里。
为了不让唐奈产生怀疑，吴亨模命令牛松林用新的密码本，继续与他保持联系。
十天后，吴亨模见唐奈并没有起疑心，觉得时机成熟，应该可以收网了。这才让牛松林汇报工作说，所有任务均已完成，请派飞机前来接走。
或许是工作一切顺利，唐奈有些兴奋过度，很快就回复：说大家干得漂亮，他会亲自出马，将于11月29日与助手费克图一起驾驶飞机，利用“空取器”接回所有人。
所谓“空取器”，实际上就是一种升降装置，由安装在机身外带轮滑的铁臂、电动绞盘和用钢丝连接的钩子组成。
当飞机低空飞行的时候，操作人员转动绞盘，放下钩子将地面上的人员或者物资勾住，然后吊上飞机。
空取器示意图
这也是当时美军常用的一种技术手段，利用这种装置，可以在飞机不着陆的情况下，特别方便快捷地将人员或物资直接回收到飞机上。
不过，这一次他们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了，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严阵以待的解放军战士！
1952年11月29日，刚刚从朝鲜战场归来的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谭友林，奉命指挥这次围剿特务飞机的战斗。
为了确保将美国人的飞机打下来，谭友林直接部署了一个高射机枪连和一个步兵营，只等唐奈的飞机前来。
吴亨模比较了解情况，谭友林就任命他为“剿特营营长”，配备36挺轻重机关枪，率领数百名公安干警，跟随大部队一起参与此次行动。
距离约定时间还有一小时，吉林长白山三道沟花拉子的地面上，按事前约定的接头信号，战士们点燃了三堆大火，顿时火光冲天，正吸引美国“猎物”的到来。
10点30分，一家美国C--47间谍机如约而至，在天空上很快看到了地面柴火的点燃信号，随即开始在上空盘旋飞行，等待地面特务人员的回应。
看到张再文和牛松林在下面不断招手。唐奈、费克图两人配合默契，立即打开机舱门，启动电动绞盘，放下空取器，准备接人。
突然，数枚信号弹腾空而起，照得天空宛如白昼，十几挺高射机枪喷着火舌，一起齐刷刷射向了飞机。
美国C--47间谍机见势不妙，迅速拉起机头想要逃跑，却为时已晚，机身早已连中数弹，冒起了浓浓的黑烟。
天空飞行了几百米距离，立刻一头往地面栽下去，在一处山峰坠落，机身和机翼被撕扯成两截，瞬间燃起了熊熊大火。
飞机上的两名美国飞行员诺尔曼.施瓦茨，以及罗伯特.斯诺迪，因为反应较慢，错过了最佳跳伞逃生的时机，双双葬身火海之中。
美国间谍唐奈、费克图惊恐之余，仓促跳伞逃生，最后重重摔在了长白山厚厚的积雪上，算是捡回来一条命。
解放军战士很快赶到，举着枪将两人围了起来。面对数十支黑洞洞的枪口，两人失去了抵抗的勇气，只能束手就擒。
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直无法联系唐奈，也不见飞机按时返回，心里知道情况不妙，只好习惯性地编造谎言。他们对外界媒体宣称，美国一架商业飞机从韩国到起飞，中途无故失踪，可能是在日本海不幸失事坠毁。
这架飞机上一共有四名美国人，他们均是是陆军部的文职雇员，并不参与军事行动。不过，他们很快就被打脸了。
1954年11月23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法庭宣布开庭，对外公开审理这一起美国间谍案。
数百名首都群众得知消息，成群结队前往现场旁听。
唐奈和费克图
唐奈、费克图带着手铐，被押上了审判台，面对中方拿上来的实物，包括发报机、密码本、手枪、空取器等证据。两人低下了头，无言以对，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第二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了一则消息。美国间谍主犯唐奈，因训练和派遣特务分子潜入我国境内进行破坏活动，依法判处无期徒刑。从犯费克图依法判处20年有期徒刑。
如此大快人心的消息一出，全国人民无不纷纷拍手称赞。当然，这个消息也很快传到了大洋彼岸美国人的耳朵里。
美国中情局这么快被打脸，也让美国政府觉得颜面尽失，毕竟本国间谍人员派往他国潜伏时被擒获，这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情。何况，一向骄傲自大的美国人，绝不会允许美国公民被他国判刑，这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是巨大的侮辱。
不过事已至此，为了挽回颜面，美国政府还是主动出击，试图将两人“捞回”来，并采取了“双管齐下”的营救方式。
首先，因为不能与中国领事馆发生接触，美国政府就委托英国出面帮忙。
不久后，英国驻华代办杜威廉就把美国的抗议信，转交给了我国外交部。信里对于中方对两名“美国公民”的判罚表示强烈抗议，并要求立即放人。甚至威胁说，目前美国非常的克制和隐忍，如果一旦控制不好，不确定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即使两名美国间谍都已承认罪行，美国政府依旧采取了抵赖的方式，狡辩两人是美国普通公民，说起来确实有些无理取闹。
我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收到信，立即将此事汇报了周恩来总理。随后，他遵照周总理的吩咐指示，回信美国政府，表示中方不予接受。
同时，周总理在随后召开的亚洲会议上，发表演说时还特意引用这一起事件，可谓极其有力的揭露了美国的战争罪行。
其次，美国政府开始向联合国施压，并将关于此事的抗议声明提交给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并要求他讲这件事情拿到联大会议上公开讨论。
当然，美国心里也清楚此事自己并不占理，颇有些不放心。于是暗中联络世界各国盟友，让他们鼎力相助。
果然，在随后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美国抗议声明以47票赞同的优势，顺利通过了所谓“中方必须释放联合国军被俘人员”的决议，成功让哈马舍尔德可以顺理成章的从中斡旋此事。
中国外交部很快就接到了哈马舍尔德的三封电报，表示联合国对于中国关押“美国公民”的事情极为关切，并希望能够前往中国进行访问。
周总理对哈马舍尔德的到访请求，表示热烈欢迎。同时也重申了中国政府的立场，表示两名美国罪犯严重违反了中国法律，必须严惩不贷。
1955年1月5日，以哈马舍尔德为首的联合国代表一行人抵达北京。随后，哈马舍尔德与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进行了正式会谈。
可是，哈马舍尔德尽管巧舌如簧，极力为美国间谍辩解袒护，三番五次想要中方释放这两名“美国无辜公民”。
周总理却依旧无动于衷，最后仍然没有松口，当即对哈马舍尔德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中国也绝不接受联合国关于这件事的决议，
毕竟哈马舍尔德来一趟北京不容易，周总理考虑再三，还是给了这个联合国秘书长一个很大的“面子”，就是允许两名美国罪犯的家属可以前来中国探监。
哈马舍尔德见周总理态度如此坚决，对此也毫无办法。现在中方总算做出了让步，也就不好多说什么，毕竟回去以后，也可以跟美国政府有所交代了。
1971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席位。因为出于与世界其它国家友好相处，与美国互相谅解的目的，周总理才答应提前释放费克图出狱，而唐奈则继续服刑。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与周总理进行会谈时，提及唐纳间谍案，再次请求中国政府能够对其“宽大处理”。
周总理当时并未给出明确答复，但是答应会慎重考虑此事，直到1973年3月14日，周总理才指示相关部门释放唐奈出狱回国。
自此，这起持续近20年的美国间谍案，这才终于落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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