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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李先念宴请新四军叛徒郭仁泰,对方说:司令,我要举报

1949年5月下旬的一天,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部长郑绍文接到了李先念的电话:“郑部长,走,和我去看一个老朋友。”

“老首长,哪个老朋友?”郑绍文问。

“先不告诉你,到那儿你就知道了。”

放下电话,郑绍文驱车来到湖北省委,和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将军驱车直奔应城县而去。

到了县招待所,李先念早就预约摆下宴席,对郑绍文说:“客人一会儿就到,来了你就知道了。”

不一会,一个壮实的湖北汉子来了,郑绍文一看大吃一惊:这不是汉奸郭仁泰吗?

李先念一见客人来了,急忙端起酒杯敬酒。郭仁泰端起酒杯没有喝下去,而是诚惶诚恐地说:“司令,我要举报!”

李先念为什么要请“汉奸“吃饭,对方要举报什么?

郭仁泰,湖北沔阳人,出生贫苦,脾气火爆。

清廷灭亡之后,中国进入乱世,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京剧《沙家浜》中土匪头子胡传魁有句唱词“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郭仁泰在乱世中揭竿而起当了土匪,说好听点就是帮会。

不管怎么说,干的是不法勾当,比如杀人越货,走私鸦片等等。

1937年,卢沟桥响起枪声,抗日战争全面打响,湖北地区的国民政府开始对当地的不法武装进行取缔,没有背景的郭仁泰被抓进监狱。

他的情况刚好被中共湖北宣传部部长、新四军鄂豫挺进队政委陶铸知道了。

陶铸听说此人虽然是土匪,但是本质不坏,很有号召力,所以就动用资源把郭仁泰保释了出来。

郭仁泰出狱后,听说救他的是新四军的陶铸,随即赶来谢恩,“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大哥救命之恩,小弟终生不忘,愿意为大哥赴汤蹈火!”

陶铸赶忙将他扶起来对他说:“你要报恩的话,就好好抗日,我们一起把鬼子赶出去!”

郭仁泰听了,连连点头。他说到做到,带着自己几百名手下投奔了陶铸,愿意加入新四军。于是陶铸就让其加入新四军“应城抗日游击队”(简称“应抗”),郭仁泰的队伍编入第一大队(郭任大队长)。

既然加入新四军,就要接受党的领导,陶铸就让共产党员陈秀山担任三大队的政治指导员。

“应抗”成立后,立即对日军进行打击,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日军开始时对这支队伍不屑一顾,但是一次次被痛打之后也发火了,不得不正视起来,一次次倾巢出动进行大扫荡。

敌众我寡,我军还缺少武器弹药,突如其来的大扫荡让“应抗”遭受重创,三个支队一个被击溃,两个哗变,哗变后投敌的就包括郭仁泰和他的一些手下。

陶铸一点都没有灰心,他到处奔走,重整旗鼓,将队伍组建起来,继续打击日寇。

1939年春天,李先念率领鄂豫挺进纵队两个连来到鄂中,“应抗”不再是孤军作战。

根据中央指示,“应抗”接受改编,成立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陶铸任政委,郑绍文担任政治部主任。

游击支队成立后,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不但要给日军和国民党作战,还要跟郭仁泰为首的伪军作战。郭仁泰在大扫荡看到日军装备精良,就吓尿了:打不过你我就跟你干。就这样,郭仁泰摇身一变成为伪军,地位也青云直上,成为伪鄂西保安副司令。

日军对这支伪军非常看重,不惜血本扶持,要钱给钱,要枪给枪。郭仁泰不失时机招兵买马,很快就扩军到一千余人,比原来“应抗”三个支队的兵力都多。 

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刚刚成立,羽翼未丰,不想树敌太多,李先念就决定争取郭仁泰。

当然这样做也不是无原则的,主要是郭仁泰出身贫苦,根红苗正,其次是他手下部分人接受过新四军的教育,还有这支队伍中的很多人,并不是死心塌地当汉奸。

还有就是郭仁泰很讲江湖义气,始终不忘陶铸的救命之恩。

陶铸写了一封信,让自己的学生、中共党员蔡松云前去拜会了郭仁泰。郭仁泰一看陶铸的信,感到无地自容,就告诉弟兄们:“咱们不当秦桧”,在1940年1月,带着他的一千余人的部队重新回到了新四军。

回归后,郭仁泰的部队编为第六团队,由他任团长,郑绍文任政委。郭仁泰部队接受整编以后,李先念和陶铸学精了,要对这支队伍进行彻头彻尾地改造,不能再出现之前那种问题了。

他们觉得,郭仁泰虽然归队,但是对他不能不防,不能重蹈覆辙。改造的重任,当然是由政委郑绍文承担。

出发的时候,李先念十分担心郑绍文的安全,毕竟这支队伍曾经是伪军,就怕出一些不可预知的乱子。李先念提出给郑绍文一个警卫班,以防不测。

郑绍文则连连摆手说“不用”,他说道:“对方一千多人,这点人根本不够用,反而会让郭仁泰对我们产生戒心。”

就这样,郑绍文只带了一名警卫员、一名勤务员,和一名养马员,就出发了。

郑绍文不愧是搞思想政治工作出身,他不显山、不露水,很快在出身贫苦的战士中,发现和培养了一批骨干,在营、连级单位建立起了党组织,以最快的速度发展了一批党员。

只用了四个月的时间,这支部队就被“染红”,成为我党的一支军队。

改造部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比组建一支队伍难度还大。因为这支队伍战士成分复杂,除了贫苦农民和矿工,还有土匪,也有地痞,纪律涣散,自由散漫惯了,有的看到百姓东西就想抢,看到大姑娘小媳妇就像调戏,受不了新四军的清贫和纪律约束。

所以当初李先念给郑绍文定的改造时间为半年,而且说这一千多人,改造好八成就是成功,真要跑了两三百人,也绝不算失败。

结果,郑绍文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就改造成功。

有没有人受不了这份苦,选择了跑路放弃呢?当然有,比如咱们的主角——郭仁泰。

出身贫苦的战士们,大多对新四军的艰苦生活很快就能适应习惯,而郭仁泰和他的铁杆弟兄就不习惯了。

新四军提倡官兵平等,不能称长官,只能称同志;不能打骂下属,不能摆官架子,这让郭仁泰和自己的兄弟们觉得当新四军没劲。

新四军规定不能带家属,不能随便恋爱结婚,更不能去外面嫖娼赌博,让郭仁泰的那些弟兄们就更受不了,觉得这跟当和尚差不多。大浪淘沙,那些受不了苦行僧生活的郭仁泰的兄弟们一个个开小差,或者是以探家的名义,先后离开了革命队伍。

郭仁泰眼看着自己的铁杆弟兄们一个个离开,觉得是自己对不起他们,也觉得新四军有意在架空自己,让自己成为光杆司令。

既然如此,还混个什么劲,还是重新当伪军,那日子多滋润。

很快,自我放弃的郭仁泰带着几个亲信,悄悄地离开了新四军驻地,再次当了汉奸。

由于队伍被改造得很成功,郭仁泰根本就没有敢让团里的大多数官兵知道,因为他没有把握让大家跟他走,走漏风声的话,说不定自己都走不了。

郭仁泰再度出走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纵队领导那里,大家反应不一。这时候陶铸同志已经离开了新四军,他在1940年为参加党的七大来到延安,就留了下来。

郑绍文也已经调走,担任鄂豫边区保安司令,负责根据地周边的治安、统战工作,碰巧他此时刚好在纵队,对郭仁泰的走感到很惊讶,对李先念说:“这小子走得有点突然”。

而李先念则显得非常平静,似乎早有预料,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笑着说:“郭仁泰受不了约束,迟早会走,早走比晚走要好,好事啊好事。”

下面的人可就不那么淡定了,有人说,“司令员,要不要把他们追回来?”还有人说:“我们不能放虎归山,干脆追上杀了他,以绝后患。”结果李先念连连摆手:“他也没有造成什么危害,随他去吧。”

郭仁泰走的时候,还给纵队领导写了一封信,为自己投敌而辩解,还为自己留了后路,说了不少“后会有期”之类的话。但是这些信,李先念看都没有看一眼,而是说:“我敢断定,要不了多久,郭仁泰还会再回来的。”

李先念为什么这样有把握呢?因为郭仁泰的队伍都留在了新四军这里,他成为光杆司令,到伪军那里也是拼实力拼资源的,他根本不吃香。

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他,怎么甘心屈居人下,坐冷板凳?

果然,逃走不到一年,郭仁泰就又派人捎信来了,希望给个机会,弃暗投明。对于三番两次折腾的倒戈者,李先念是不会给他机会的,那样只会带来负面作用,危害党的事业。

李先念征求郑绍文的意见时,他回答说:“郭仁泰就是吕奉先(吕布),今天反正,说不定明天就会再投敌,那样一来新四军岂不成了旅社,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李先念听了连连称是,就没有答应郭仁泰的回归。不过李先念倒是有个想法,利用伪军之间的矛盾,让郭仁泰当卧底,为我军提供情报,这样对我军也不会有什么危害。

对此建议,郑绍文也表示同意。

不久,郭仁泰就成为新四军的不在编情报员,定期不定期为我党提供情报。

当然对这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情报员这份工作也不是义务的,新四军会给他优厚的报酬。但是对没有实权的郭仁泰来说,他掌握的情报也没有太大价值。

在抗战胜利之后,国共内战开始,郭仁泰没有了约束,重操旧业,当了土匪。

1949年武汉解放后,李先念将军担任了湖北军区司令员,而郑绍文也到了中南工作。李先念工作之余,约了郑绍文在应城县书记樊作楷的陪同下,宴请了郭仁泰。郭仁泰受宠若惊,感动得老泪纵横。

如果说新四军当年跟他共事是不得已的话,现在共产党坐天下了,根本没有必要搭理自己,古代的皇帝对打天下的功臣还是“兔死狗烹、过河拆桥”呢,何况自己还是卖国求荣的汉奸?

这时候的他良心发现,主动向李先念交代家里还有枪支。

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怕万一蒋介石反攻大陆,局势混乱的话,自己家里有枪,还能看家护院。

李先念来看郭仁泰不光是叙旧,当然也有劝说他踏实做人,不要跟人民政府作对,以免引火烧身的意思。

郭仁泰也不傻,他的心也不是石头做的,被李先念感动,主动提出要交出自己家里私藏的枪支。同时还对李先念说:“我要举报”。

他举报的人,是一个叫的李春山的弟兄,新中国成立后带着一伙人潜伏到大洪山,打算等待时机,发起暴动。

郭仁泰很重义气,要换了以前,他死也不会出卖自己的弟兄。但是李先念的拜访让他感动,就不顾一切地“出卖”了自己的“弟兄”。

由此可见,“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句话,确实有道理。

李先念去看望郭仁泰主要目的是叙旧,革命成功了,对当年曾经的合作者表达慰问,这非常难得。

如果这事让基层政府处理,如果不是李先念照顾,郭仁泰镇反这一关绝对过不了。哪怕没有私藏枪支,即使是过去那段黑历史,也够枪毙两回了。

李先念是一位充满人情味的领导人,他不但没有让地方上为难郭仁泰,还指示民政部门,按月给郭仁泰发养老金,让他晚年不那么凄凉。

李先念这样做不是偶然的,他本身就重情重义,是性情中人,对于曾经的动摇者、失足者,同样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显示出博大的胸怀。

也正因如此,革命事业才会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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