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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杀害李大钊的凶手瘫在床上,彭真指示:就剩一口气也要抓

1949年2月,北平市终于迎来了自己的解放,为了能够迅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这天一大早,刚刚被委任为北平市公安局第七分局局长朱文刚便前往了功德林监狱,进行交接程序。

功德林原本是北平市的一处禅林,自清朝时期开始便用于收容关押,这里不单单是一座监狱,更是一座有着大量珍贵的文物古迹的博物馆。

在一处房间内的醒目位置,摆放着的一个早已弃用的绞刑架吸引了朱文刚的注意力,面前这座绞刑架早已锈迹斑斑,立在昏暗阴森的牢房,令人脊背发寒。

或许是出于好奇,朱文刚开口问了身边的前国民党时期的警察:“你们用这个绞刑架处决过人吗?”

听到朱文刚这么问,被问话的警员点了点头,表示在国民党时期,这部绞刑架是一直在用的,据说以前还处决过李大钊。

听到这个名字,朱文刚大吃一惊,李大钊是我党早期重要的组建者和领导人,但在1927年,李大钊惨遭国民党人逮捕杀害。

想到这里,朱文刚立马就意识到这件事情绝对不同寻常,于是他便将此事汇报给了自己的上级领导,最终联系了故宫历史博物院文物部,将这座绞刑架当做文物收藏起来,其编号为“0001号”。

李大钊绞刑架的发现,将昔日的那起陈年旧案再度翻起,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对此事非常重视,下令无论如何也要找到杀害李大钊的凶手,以祭奠英魂。

李大钊被害详情

李大钊遇害发生在1927年,当时他正在北京进行活动。1926年4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开进北京城,对当地的革命党进行大肆的抓捕迫害。

李大钊在当时是极为著名的进步领袖,自然而然地登上了张作霖的通缉榜第1名。

为了躲避通缉抓捕,同时不耽误党的宣传工作,李大钊想出了一个主意,那就是将自己所在的共产党领导机关乔装打扮,迁入了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内。

东交民巷是当时的租界地带,哪怕是张作霖,也不能擅自闯入,而苏联又是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工、扶助工农”的国际盟友,自然不会出卖他们,就这样,李大钊等人顺利在苏联大使馆的旧兵营里扎了根。

虽然他们暂时算是安全了,但是在租界之外,张作霖仍然是一刻未停地对其进行通缉,北平城内每天都有大批的特务进行四处走访打探消息,只为能够找到李大钊等人的踪迹。

可惜的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在1927年,随着地下党员李渤海的落网,他最终选择叛变投降,供出了李大钊的下落。

得知李大钊仍然潜伏在北平城内,张作霖愤怒不已,命令当时的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不惜一切代价将李大钊捉拿归案。

在接到这个命令时,陈兴亚心里犯了嘀咕,要知道当时的外国大使馆谁都不敢闯,张作霖把这个任务派给他,完全是给自己出难题。

可现在闯也不是不闯也不是,他指的招来下属的侦缉处处长吴郁文、副处长雷恒成等人一起商量该如何处理此事。

吴郁文和雷恒成都是北平混久了的老狐狸,经过一番思考以后就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既然中国人不好找,那就找个外国人带着咱们闯。

于是,几人找到了驻华使团首席公使荷兰人欧登科,提出希望能够由他带领抓捕潜伏在苏联大使馆的共产党人。

对于这一点,欧登科欣然同意了,毕竟在当时的西方社会,“共产主义分子”也是各大政府通缉的对象,眼下既能遏制全球共产主义发展,又能恶心一把苏联人,何乐而不为呢?

最终,欧登科给陈兴亚开了一份公文,允许他带人迁入大使馆区,抓捕潜逃犯人。

1927年4月,这场抓捕行动终于开始了,领头的人是陈兴亚,其余几位警察厅中层干部分别是吴郁文、雷恒成、蒲志仲。

这几个人带领着超过300多人的军警,浩浩荡荡地开入了使馆区,不顾苏联人的反对,强行闯进了李大钊等人的住所,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几十名革命者一网打尽。

李大钊被捕之时,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在监狱中他甚至对拷打自己的警员宣传了共产主义,在经过长达十几天的严刑拷打之后,看到无法从李大钊口中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以后,最终在4月28日,法庭对李大钊进行了宣判,以“叛国罪”为由将其处以绞刑。

时隔22年的追踪

李大钊同志去世之时,最初没人知道他的下落,甚至连他的尸骨在哪里都无从知晓,直到1949年北平解放,朱文刚才无意间在功德林监狱中找到了他的绞刑架。

这座仿佛还沾着血迹的绞刑架,似乎在沉默着告诉世人,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此时距离李大钊同志去世,已经过去了22年,而昔日的凶手依旧逍遥法外,这让任何一个有信念的人都坐立难安,正因如此,彭真才坚持要求,一定要严查此案,将杀害李大钊的几位凶手绳之以法。

杀害李大钊的凶手主要有四个,那便是:吴郁文、陈兴亚、雷恒成和蒲志仲。

可是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伤害李大钊同志的几人连生死都不知道,又该如何抓捕呢?

1950年,在党中央的号召之下,全国拉开了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人民群众踊跃站了出来,检举昔日那些欺凌百姓、反对革命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土匪。

得益于这场大型运动,李大钊案的主要凶手陈兴亚被人检举,成功落网。面对铁一般的事实,陈兴亚最终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接受了法律的制裁。

陈兴亚抓到了,下一个便是此案的另一个主要帮凶吴郁文。

负责抓捕吴郁文的是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员温振海,当时的他已经得到线索,一封来自群众的检举信中提到,吴郁文居住在“北京后门鼓楼湾X号”并且还改名为“吴博哉”。

拿到这个线索,温振海便立刻开始了行动,第二天一大早他便换上了便装前往鼓楼一带,开始四处探查。

温振海并不是北京人,找了半天仍然没有找到传说中的“鼓楼湾”究竟在哪?直到后来在热心群众的指点之下,他才知道新中国成立以后,鼓楼湾已经改名为鼓楼大街,这才让他恍然大悟。

得到线索以后,温振海先是来到了临近的派出所查询当地的户口簿,最终找到了一个叫作“吴博斋”的名字,与匿名信中的“吴博哉”只相差一个字。

看到这时,温振海心中已经有了底,这个人一定就是吴郁文。

有了线索以后,温振海并没有大动干戈,而是先行一个人前去探看,他假借着找人的名义进入了“吴博斋”所居住的大四合院中,一进院子,温振海就傻眼了,这里密密麻麻至少有几十户人家,真要挨家挨户找,还不定找到猴年马月。

可转念一想,吴博斋早年也是个有头有脸的地面人物,而北京四合院又以北为尊,会不会他住在北边的正屋呢?

抱着这个想法,温振海缩小了搜索范围,果然在一间老宅里找到了已经老迈不堪的吴博斋。此时的吴博斋已经七十岁,瘫痪下不来床,一个人孤零零躺在一张床上,逼仄的屋里散发着难闻的臭味。

看到他这副模样,温振海并没有亮明身份,而是问他今年高寿?

吴博斋并没有兴趣搭话,只是摆了摆手,“老了,活不了几天了。”

闲侃了几句以后,温振海看对方实在没有逃跑能力,便走出了房间,又和院子里的几个邻居聊了起来,向他们打听起了北屋的老人的线索。

一聊到吴博斋,几个街坊邻居顿时精神了,纷纷说道解放前吴博斋作威作福的生涯,后来解放军一进城,这个老头瞬间就焉了,后来还瘸了一条腿,瘫倒在床,已经好几年没出过门了。

直到听到这里,温振海可以确定,这就是自己要找的人。

可犯人虽然已经找到,要不要依法抓捕呢?要知道如今的吴博斋已经七十来岁,正如他自己所说,总共也没几天活的了,对于一个这样风烛残年的老头,审判对他还有意义吗?

在回到单位之后,温振海把这一消息告知了市委书记彭真,然而那个人没有想到的是,彭真的态度却依然坚定:“抓!就算剩一口气也要抓!”

最终在彭真的坚定之下,吴郁文被几名民警所逮捕,经过法院审判一审判处死刑,吴郁文没有选择上诉,罪刑成立。吴郁文也因此成为了新中国年龄最大的囚犯之一。

考虑到吴郁文年龄已经很大了,法院方面也并没有立刻执行死刑,而是按照规定对其伤病进行收押治疗,吴郁文大概想不到当年自己所残害的共产党人,居然成了晚年唯一在乎自己身体健康的人,这何尝不是一种辛辣的讽刺。

吴郁文恢复之后态度很平静,他既没有选择反驳,也没有明确表态承认自己当年的错误,而只是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

吴郁文究竟是麻木不仁还是羞愧难当?这个问题谁也说不好。不过,或许是老天爷也看不得吴郁文这样的人苟活在世上,没过几个月他便死在了病房中,就此,以一个死刑犯的最后身份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其余二人落网,大获成功

或许是陈兴亚和吴郁文的先后被捕刺激了其余两名逃犯,自从吴郁文执行死刑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找到另外二人的线索。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当年的那位侦缉处副处长雷恒成,现在还活在人世上。

在1951年的时候,北京一位居民向公安局局长冯基平举报,昔日杀害李大钊的雷恒成,目前已经假扮成了一位和尚“了明禅师”,居住在北京城外的一处寺庙里。

事实上这不是雷恒成第一次逃亡了,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曾经因为做了汉奸,在战争结束以后,被国民党政府所抓住判了死刑,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雷恒成得以越狱,从此便开始了隐姓埋名的生活。

雷恒成倒也好找,他虽然假扮成了和尚,但浑身透露着的都还是世俗气息,他喜欢在怀里揣着一只大金表,还有几只金牙,凭借着以上特征,北京公安局向全国各地公安局发布了信息,一定要让雷恒成落入法网。

对于雷恒成的寻找一直持续了两年时间,直到1952年9月,上海市公安局街道民间举报,称雷恒成目前住在马立斯新村46号二楼,仍然在以“了明禅师”算命,招摇拐骗。

看到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当年群众的积极性,不单能够提供信息,而且能够报出其家庭地址,实在令人惊讶。

这一次警方依然采取了老方法,先派便衣警察前去侦查,看到侦查员前来,雷恒成还十分高兴,认为是有生意上门。在谈话间警员无意的询问起:“老先生,请问现在几点了?”雷恒成没有觉察,当场拿出自己的怀表拿出来看,而那块表与情报中的金色怀表一模一样。

就这样,雷恒成当场落网,并于1953年4月末被执行死刑。

陈兴亚、吴郁文、雷恒成被逮捕归案后不久,参与杀害李大钊同志的最后一人蒲志仲或许是得知了消息,没等警方找上门便主动,主动前往公安局自首。

蒲志仲这一年也已经是一个70来岁的老人了,由于走路不便,甚至还是由其孙女搀扶前来的。

在这起案件中,蒲志仲并没有参与事先谋划,只是在抓捕当天到了现场,因此其情节也是最轻的一个,再加上有着自首情节,最终法院也没有选择为难他,只是判其缓刑。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参与谋害李大钊先生的四名凶手已经全部落网,彭真也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梦想,那就是为李大钊先生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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