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鼠年，然而在鼠年伊始的新年时候却出现了一场来势汹汹的疫情。无独有偶，在110年前的清末春天，也有一次鼠疫大流行，也开始于岁末年关之际，而从除夕夜一直到那年4月，当时的哈尔滨也是一座无人敢出行的空城，处于封城和隔离之下。
因得一位海外知识分子的归来，使得大疫情在当时的情况下，仅于4个月内即被离奇宣告控制。而且从此以后，中国的疫情防治正式从古代阶段走入近代阶段。这个人对于中国近代的疫情防治乃至近代医学发展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还成为中国接近诺贝尔奖的第一人——这位先生叫伍连德，出生于马来西亚，是个西医，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那年春天的哈尔滨和当下的武汉十分相似。11月开始，疫情传染到当时的东北中心哈尔滨，然后几乎横扫东北，总计死亡6万余人。这场夺去6万余人生命的鼠疫后来被称作"20世纪世界上最严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而伍连德的电报则被视为"人类防治鼠疫的转折点之一"。他有许多至今仍然采用的防疫举措，就是在那场东北鼠疫大流行之中开创的。
他的电报是什么呢？1910年，辛亥革命爆发的前一年，清政府风雨飘摇，东北地界上有日本人、俄国人，分别盘踞在哈尔滨和奉天；此时的国家经济政治局势之混乱比起今日不可同日而语，防治工作关乎着东北人民的生命安全，同时还关乎主权。如果国人防治失利，日本和沙俄很可能会乘虚而入，接管东三省。
此时伍连德在经过慎重地决断以后，在发给防疫大臣、外务部右丞施肇基的电文中提出了：将防治工作的重点调整为隔离患者、封锁疫区、控制交通、禁绝行人等等，同时应当停止捕鼠。他的这些主张归纳起来其实就是"封城"，以此切断人际间的传播扩散，这也是现代疫情防治的首要措施。
在古代人们防治鼠疫的办法中，最主要就是直接捕杀老鼠。这种办法能控制的鼠疫也被称为"典型性鼠疫"或即"腺鼠疫"，它通过跳蚤在人与老鼠之间以体液传播的方式散播，老鼠就是其主要传播源。
明末著名的大鼠疫就是如此，当时"京师大疫，天津大疫。河南全省大疫，开封府阳武县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荣阳，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
而伍连德到来之前，东三省的防疫方式仍然是大面积捕杀老鼠，政府甚至推行了捕杀老鼠获得铜币奖励的政策；然而一个月过去，老鼠几乎绝迹，跳蚤也明明在冬眠时段，死亡人数仍然在不断上涨，沿着飞机轮船航线四处蔓延……伍连德判定，这次瘟疫的传播途径，当是人际之间的飞沫传播。
第一，封锁隔断。人与人之间加强隔离，停止大规模捕鼠等聚集活动。同时东北铁路全部停运，沿铁路线设置防疫点、防疫医院；一个月内，东三省共设置了防疫机构1746处，并且，这些机构延伸到了广大的乡镇上。包括在隔离区内，他首先建立"疑似患者"的概念，同时集中安置确诊患者，并将不同的病况分区隔离，包括医生和监护者都不能随意跨区活动，防止交叉感染。除此以外，他还让调集其它地区的医护人员前来支援。
第二，设计口罩。伍连德为阻断飞沫传播，发明了棉纱做成的简易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它戴上1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也没有不适感。这种口罩简单易戴，价格低廉，当时每个只需二分半，而且伍连德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很快被民众接受。这种口罩，被后人称为"伍氏口罩"。至今，仍有医务人员在使用这种口罩。
第三，解剖尸体。保守派对新式人才和西方先进知识的偏见十分顽固，从海外学成归来的伍连德已经抛弃了辫子、官服等繁琐陋习，却被称为"假洋鬼子"，他的种种举措都顶着守旧势力的巨大压力。尽管如此，他还是冒着危险去解剖尸体，在尸体上发现了存活的鼠疫杆菌，并且它可以在低温状态下存活很久。于是他断定堆积如山的病尸也是传染源，找出了防疫工作的一个重要控制项目。
第四，火化尸体。这也是由上面的举措而延伸出来的。中国自古以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入土为安"的思想，导致病尸在冰天雪地无法深埋的情况下继续存养鼠疫杆菌。一旦病尸通过老鼠再度引发典型性鼠疫则不堪设想。伍连德上奏皇帝颁旨恩准，实施了火葬。
这场疫病所在的1910年，正是报纸等近代媒体在中国出现以后的首次抗疫之战。国内的许多报纸，乃至日、俄媒体都在连篇累牍地报道东北鼠疫的情况，倒和现在我们的媒体有点像了。日俄媒体也不出意料在为中国东北唱衰，为了排除中国人参与防疫工作，极其夸大疫情事实，然而从伍连德亲身所在的傅家甸开始，这处核心试验区作为东北鼠疫防治工作的成败象征，在最终焚烧完两千多具尸体的第二天，死亡人数就下跌以后，形势骤然明朗起来。
紧接着是东北的其他地区，在全国其他地区对他的措施纷纷效仿后，"至四月底，亦告肃清"。
50年保密期后，人们查到193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提名中的唯一一位中国人，就是这位"鼠疫斗士"，中国的现代医学先驱。对于世界而言，他的举措在烈性传染病研究史上具有转折意义，并被当时全世界的鼠疫专家所高度评价。这个"鼠疫斗士"的称号是世界医学界送给他的，也成为他自传的标题。
而对于中国，他则是个值得被时人乃至子孙后代感谢的人。他后来不但继续主持各种防疫工作，创立了许多直到今日仍然在发挥效能的医学机构，还积极维护了我国的防疫主权。他只做实事，淡泊名利，实实在在地推动了中国的医学现代化。
近代思想家、文学家梁启超在回顾晚清到民国五十年历史时，曾发出这样的感慨：
"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即伍连德）博士一人而已！"
根据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的解密资料，1935年伍连德博士的诺奖推荐人是美国费城人，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博士William W Cadbury(汉名“嘉惠霖”)，他之所以了解伍连德先生，是因为他本人也是当时在华著名医生，而且还是广州博济医院院长和岭南大学医学院教授，在中国工作了接近40年的时间。
伍连德博士的诺奖评价人，是瑞典著名病理学家Folke Henschen（汉译名“韩森”）。他在世界医学界有着崇高地位，1942-1946年间，正是他担任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评审主席。
韩森给伍连德博士的诺奖提名理由：Work on Pneumonic Plague and especially the discovery of the role played by the Tarbagan in its transmission.(在肺鼠疫防治实践与研究上的杰出成就及发现旱獭(土拨鼠)于其传播中的作用)。
193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最终被德国医学家汉斯·斯佩曼获得，他获奖的理由是“发现了胚胎的发育过程”。
时至今日，抗疫中的医护人员具有视野、魄力、专业素质的人才数量已经远胜当年，举国之力亦非当年一盘散沙之局可比，相信不久以后，我们也会迎来最终的抗疫胜利。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