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清朝官员称为“丁戊奇荒”的那场大旱灾发生在1876年到1879年的晋冀鲁豫陕地区（尤以晋豫为烈），灾情最严重的时期是中间两年，1877年是丁丑年，1878年是戊寅年，所以也被称为“丁戊奇荒”。
本身的这次大旱灾已经千年难遇，连绵数年，同期引发的蝗灾和后期的水灾、瘟疫更使灾民雪上加霜，仅死亡的灾民就达到了1300万，包括苏北、皖北、京津、甘肃等受灾地区人口更是达到两亿规模。
如同任何一个前朝一样，清政府也得开仓赈济灾民，大灾之后，免税三年，哪个朝代都不想失去人心，这几乎已形成惯例。但清政府当时的财政状况的确不容乐观，手中余粮也是无多，除了正常做法，清政府也别出心裁，开发了新的方式。
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含金量高的实缺是断然不卖的，但虚衔方面可以做足文章，可能是受到了太平天国运动中“封王数千”的启智，曾国荃上书启用的这个新形式的确广受新晋士绅的欢迎，筹集了四五百万两白银。
随着通商口岸的日渐增多、中外交流的日益深入，中国也不能再缩进躯壳、遮蔽信息，北方大灾荒的消息也使得日本等国家发起广泛的赈济活动；清朝政府也开始出资从朝鲜等国进口粮食；在中国的西洋传教士也踊跃加入了赈灾活动；国外华侨听闻噩耗，也纷纷贡献出自己的积蓄，以渡难关。
民间救助当然不是“丁戊奇荒”首创，之前的朝代中也有善人施粥的先例，但是这次与之前明显不同。首先是影响面广，不仅仅是灾区，南方没有受灾地区的广大官绅也纷纷行动起来，与“洋赈”积极竞争，不甘人后；其次，普通百姓也慷慨解囊，构成了一次近代民族精神“觉醒”的雏形。
北方赤地千里，不乏倒毙于途，这一幕在中国历史上并非罕见，明末的李自成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走上了造反之路，这次“丁戊奇荒”虽然八方救援，但仍属杯水车薪，总有很多吃不上救济粮的，这些灾民起来造反了吗？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写的回忆录中也指出，他在山东赈灾的时候，至少遇到过两拨灾民游说他，让他带领大家“起义”，据他亲自所见，在山东，小规模的劫掠和吃大户的行为不胜枚举，遍地都是，但始终没有酿成十几二十年前太平天国、捻军那样的大乱子。
这个结果的一方面反映了赈灾制度的中外竞争使得灾民最终得益，另一方面，还是仔细地想一想，为什么灾民会意欲团结在李提摩太的旗帜下“造反”？灾民也不傻，随着近现代武器的更新换代，造反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缺乏“国际支持”或上层支持的土法造反，造一个死一个，造两个死一双，造多少死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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