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就是溥仪退位后影响力的体现。

在袁世凯的左右逢源下，清廷和革命党人只好达成唯一的共识，选出一个两边都认可的领导人引领国家负重前行，在当时的这种情境下，这个人只能是袁世凯。

作为清逊帝，宣统小皇帝年龄尚幼，所能发挥的作用，仅是旗人心目中的一个精神排位，真正的铁血保皇党人，大半被革命党人刺杀殆尽，只有良弼、溥伟、善耆、载泽等几个宗社党心有余则力所不逮，苦盼形式变幻。
从北洋政府这边来讲，逊皇帝的存在，也以较小成本维护了国家统一、五族共和的局面，合理合法的继承了前清政治资产。

坏处也不是没有，这种过渡做不到真正“革命”式的推倒重来，缺乏革命彻底性，继承优质资产的同时也需要背负劣质资产，“丧权辱国”的条约废除不掉，不能展开激烈的“土地”革命。

溥仪成人后的莺啼初试，是冯玉祥将军导演于1924年的逼宫事件，修改了优抚条例，把皇室盘踞的北半边紫禁城也收归国有。

如果说溥仪的首演比较失败，他大概也是承认的，几年后的1928年，孙殿英将军革死人的命，盗掘了清东陵，使得乾隆携慈禧重新接触新时代的空气，满清遗族在溥仪的带动下，联合向政府游行请愿，要求惩治兵匪，最终虽然因乱世流局，但着实也刷足了逊帝爷的存在感。

随着共和思想的逐步深入，溥仪想再度实现十二岁时的复辟大梦是越来越难了，假如你以为溥仪只会贡献接见胡适、张作霖时叩头还是不叩头的花边新闻，那你就错了，当过两次皇帝的溥仪对皇帝的感觉食髓知味，正如离过两次婚的老男人也绝不介意再多结一次婚。
军阀混战、主义纷争、外敌窥伺这些大时代背景下，作为前清逊帝，祖先留给他的族民家底和威望尚存，这种优势是洪宪开国的袁世凯所不具备的，所以袁氏一死，北洋系即分崩离析，而溥仪却甘心投日，去做满清龙兴之地的康德皇帝，虽是饮鸩止渴，但也贪图“毒发身亡”前的权柄最后的一丝影响力。
即使是在苏俄关押期间，溥仪也发挥了人生最后一次正面的国际影响力，他走上了东京大审判的证人台，毫不保留的倾泻对天皇一家子的不满，但是即便是如此政治正确的表白，也没有把天皇从皇位上拉下来，以便于自己平起平坐。此际的影响力，比康德时期大概更像一具提线木偶，倘能使自己的影响力成功保住小命，已经属于很高的期望值。

说也滑稽，待到1959年溥仪被头一批特赦，返回北京城，走在街上，仍有满族遗老不时跪下请安，当了三届皇帝，其时的影响力，却在与户口登记处的工作人员争辩学历该是初中还是高中、成分该如何填写的交锋中落个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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