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10月,道光帝将林则徐革职,换上琦善署理两广总督,与英国人谈判。琦善使用拖延战术,英方代表义律失去耐心,决心以战促和,先打痛清军再说。1841年1月7日,突袭虎门,攻占大角、沙角炮台。
远在北京的道光帝怒从中来,一再给琦善下死命令“痛加剿袭、以示国威”,而琦善则不敢将战斗升级,擅自与义律签订了“穿鼻草约”,私自把香港许给了英方。
琦善将签约的内容刻意淡化处理后,以奏折形式呈送给道光,想观察试探道光反应,结果却大大出乎自己意料,道光帝朱批:“一片呓语”!
纯属梦话!什么“把新安县的香港一地给英国人寄居”,说来说去不还是割地?“英逆”简直欺人太甚嘛!
道光帝的怒气并非毫无道理,琦善给英国人的条件,比起之前撤换的林则徐跟英国人谈的条件,又是大大的让步。林则徐那时候,英国人无非是要开放广州这个通商口岸,到了琦善这时候,英国人居然索要大清的地皮了!把琦善这个老小子也革职!
忍无可忍,无需再忍,打吧!
屡战屡败,一年多后的1842年7月26日,道光帝密谕代替琦善的耆英:“战费彼此均有,不能议给;将香港地方暂行赏借,并许闽浙暂准通市”,钱不能赔,通商口岸可以多开,香港可以给。措辞当然很有清朝特色,香港可以给,但是要暂时“赏”借,通市也是“暂准”,脸被打的再响,天朝上国的面子仍然是需要的。
一天后,7月27日,镇江沦陷的消息传回北京,道光帝在奏折上颤抖着加上朱批:“何至受此逼迫,忿恨难言”。
一个月后,1842年8月29日,耆英与英方代表璞鼎查签订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割让(而不是赏借)香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五大通商口岸(远不是当初的广州一地);赔款2100万元(战费彼此均有?你有你倒霉,我有你得赔)。
抗争了两年,一蟹不如一蟹,琦善不如林则徐,耆英不如琦善,皇帝不如大臣。
道光帝开启的正是大清末期的“有话不好好说”的自虐模式:英国人前来要个通商口岸,大清有话不好好说,觉得丢人,不干!英国人不是受气的主,开打!大清被打疼了,好吧,我干,成交。但嘴上说干其实心里还是不想干,敷衍糊弄,英国人觉得受气了,再打!大清挨打,成交成交!于是成交加倍。
第一次鸦片战争,这个过程上演了三次,成交倍加了三次。越嘴硬,失去的越多。但大清吸取了教训了吗?道光看起来可能是吸取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六年后,江苏巡抚陆建瀛上奏有关华洋冲突的“青浦事件”,道光失去了往昔的豪情,淡然朱批:“知道了”。
但继任的咸丰显然没有吸取他老爸的那么多教训,再之后的慈禧也没有吸取她公爹和老公的那么那么多教训,有话就是不肯放下架子好好说,说好的我就是不好好的做,有种你来打我!否则哪儿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庚子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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