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10月，道光帝将林则徐革职，换上琦善署理两广总督，与英国人谈判。琦善使用拖延战术，英方代表义律失去耐心，决心以战促和，先打痛清军再说。1841年1月7日，突袭虎门，攻占大角、沙角炮台。
远在北京的道光帝怒从中来，一再给琦善下死命令“痛加剿袭、以示国威”，而琦善则不敢将战斗升级，擅自与义律签订了“穿鼻草约”，私自把香港许给了英方。
琦善将签约的内容刻意淡化处理后，以奏折形式呈送给道光，想观察试探道光反应，结果却大大出乎自己意料，道光帝朱批：“一片呓语”！
纯属梦话！什么“把新安县的香港一地给英国人寄居”，说来说去不还是割地？“英逆”简直欺人太甚嘛！
道光帝的怒气并非毫无道理，琦善给英国人的条件，比起之前撤换的林则徐跟英国人谈的条件，又是大大的让步。林则徐那时候，英国人无非是要开放广州这个通商口岸，到了琦善这时候，英国人居然索要大清的地皮了!把琦善这个老小子也革职！
忍无可忍，无需再忍，打吧！
屡战屡败，一年多后的1842年7月26日，道光帝密谕代替琦善的耆英：“战费彼此均有，不能议给；将香港地方暂行赏借，并许闽浙暂准通市”，钱不能赔，通商口岸可以多开，香港可以给。措辞当然很有清朝特色，香港可以给，但是要暂时“赏”借，通市也是“暂准”，脸被打的再响，天朝上国的面子仍然是需要的。
一天后，7月27日，镇江沦陷的消息传回北京，道光帝在奏折上颤抖着加上朱批：“何至受此逼迫，忿恨难言”。
一个月后，1842年8月29日，耆英与英方代表璞鼎查签订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割让（而不是赏借）香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五大通商口岸（远不是当初的广州一地）；赔款2100万元（战费彼此均有？你有你倒霉，我有你得赔）。
抗争了两年，一蟹不如一蟹，琦善不如林则徐，耆英不如琦善，皇帝不如大臣。
道光帝开启的正是大清末期的“有话不好好说”的自虐模式：英国人前来要个通商口岸，大清有话不好好说，觉得丢人，不干！英国人不是受气的主，开打！大清被打疼了，好吧，我干，成交。但嘴上说干其实心里还是不想干，敷衍糊弄，英国人觉得受气了，再打！大清挨打，成交成交！于是成交加倍。
第一次鸦片战争，这个过程上演了三次，成交倍加了三次。越嘴硬，失去的越多。但大清吸取了教训了吗？道光看起来可能是吸取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六年后，江苏巡抚陆建瀛上奏有关华洋冲突的“青浦事件”，道光失去了往昔的豪情，淡然朱批：“知道了”。
但继任的咸丰显然没有吸取他老爸的那么多教训，再之后的慈禧也没有吸取她公爹和老公的那么那么多教训，有话就是不肯放下架子好好说，说好的我就是不好好的做，有种你来打我！否则哪儿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庚子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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