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读高中时,有一篇课文叫做《邹忌讽齐王纳谏》,邹忌给君王讲了一个和城北徐公比美的故事,劝谏齐威王多纳忠言,从善如流。
齐王被打动了,决心开拓言路,虚心接受批评意见。
在宫外树立了一个大木牌,叫做诽谤之木。百官布衣,国人奴隶都可以对时政加以评点,写在这块大木板上,然后有专人汇总,送到齐王手中。
诽谤木制度,据说最早是尧发起的,表示君王愿意虚心接受批评建议,诽谤这个词原先是褒义。
齐威王死后,后世齐王对纳谏没有什么兴趣,诽谤之木上就不再有人书写,真有人写点什么,反而会被人笑话。
诽谤渐渐变成了贬义词,成了恶意指责、血口喷人的意思。
诽谤这个词语演变的过程,多少说明了批评或者提意见这事,本身就是不被人欢迎的。
不管批评是直白还是婉转,总会给当事人一种挫败的感觉,即使知道这种批评会给自己带来一定的帮助,但大多人还是不能完全接受这种语境。
以及,批评者在进行批评时,会产生成就感,在指责比自己社会层级更高的人时,这种成就感便更强烈。
文官死谏,哪怕在午门外被万历杖毙,也是愿意的。
被人批评和指责,普通人不喜欢,更别提君王了。
最近在重读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这是一本争议极大的书,因为太真实,太“不道德”。
整本书都站在君王的视角,当然指的是历史年代里的统治者,讲述该如何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政权。
并且为了达到此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书中详尽地告诉君王,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怎么做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以及必须从心底里接收达成目标所采用的一切手段,好的坏的,光鲜的卑鄙的。
对于来自下层的批评和指责,马氏的观点旗帜鲜明,君王不能接受批评。
君王具有极高的地位,更容易招致责难。
君王的一切行动,不可避免地被一部分人认为是善行,被另一部分人认为是恶举。
有人认为是乐善好施,有人则认为是贪得无厌。有人认为是勇猛强悍,有人认为是软弱怯懦。有人认为是诚恳,有人则认为是狡猾。
事实上,君王不可能拥有全部美德,如果有些恶行,可以使自己不至于亡国,那么就必须保留。
对于外界的批评和质疑,他可以完全不接受。
君王不必要因为对某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
有些批评和建议,看起来是好事,可是如果照做,则会招致灭亡。
君王应该避免受到蔑视与憎恨。
君王如果被人认定是优柔寡断、软弱无能或者刚愎自用、贪婪荒淫,那么就会受到轻视或憎恨。
他应该像提防暗礁一样预防这一切的发生,他必须努力让自己表现得伟大、英勇、严肃庄重、坚韧不拔。
如果任由批评的声音遍布朝野,势必会使国人产生敌意。
当人民对君王怀有敌意时,他对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个人都必然提心吊胆。
因此,君王不能接受任何削弱自己在人民心中形象的批评。
对待批评,必须如同对待阴谋一样谨慎,微小时便连根拔起。
作为君王,不接受批评,但要授予下属讲真话的权利。
批评和讲真话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无限制的,而后者是君王划定了范围,限定于君王所询问的事情。
君王必须在每件事情上听取下属的看法,让他们说真话,然后自己做出决定。
并且鼓励人们讲真话,越敢于直言,越能得到奖赏。
同时,君王必须记住,所有良好的忠言被采纳,都是因为君王的贤明。而不是因为下属良好的忠言,导致了君王的贤明。
纳谏不会使齐威王变得更英明,而是因为齐威王很英明,他才会纳谏。
后世的歌德也有类似的观点,只不过更柔和一些。
歌德认为,国王对普通国民的批评,不应该放在心上,因为这些批评大多是愚蠢的、片面的。
同时,国王也不需要向国民过多解释自己的治国方法,因为普通国民和国王必然存在信息差。
普通人的格局、见识都有限,根本无法理解国王。
我们经常说,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很多时候,君王不需要你的批评,只需要你的赞美。
你认为有没有意义,其实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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