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鼠标点开了二十一世纪的大门,人们进入了全新的信息时代,网络媒体在无形的空间中活跃着、沸腾着。2016年是网络信息急剧膨胀的年份,从老人到孩子,凡脑子里沾了点文化水的,都用上了智能手机。
在网上,不管天南地北,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相识的不相识的,都能在“群”里“圈”里聊得热火朝天。人们坐在家里拿起手机,就像面对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穿越时空,老乡老友老同学,都能在这里相逢相遇相识。我常想初唐诗人王勃真厉害,他那“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诗句,不就是描写我们今天的网络聊天吗?年轻人对手机更是比热恋中的情人都黏糊,一刻也离不开。你看,等车坐车的,走路逛街的,哪个不是拿着手机在静静地云游天下?购物、导航、娱乐、联系业务,手机能让人随心所欲。有人甚至说,一天不吃饭能忍,一天没有手机不能活。我们这老一代人在玩转微信的时候,总是记起没有手机时那些黯淡无光的岁月。
我父亲从15岁就独自闯天下,解放后在北京自来水公司有了正式工作。他一年才有一次探亲假,中间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书信。后来,我叔也去了外地工作,家里就剩下奶奶和娘两个不识字的妇女。他们哥俩在外来封信,奶奶还要登门求助队里的会计老九爷(ye,乡音三声,爷爷的意思)。老九爷早年在北京铺子里当过账房先生,他是左邻右舍学问最高、辈份最长的人,奶奶还管他叫“九叔”。其实,他是一个瘦弱的老人,鼻梁上架着两柄圆形的水晶老花镜片,待人和善,举止文雅。葱白般的长指甲,干柴似的手指,拿着信看了半天,再边读边给奶奶解释。奶奶听明白了,再进一步要求老九爷代笔回封信。老九爷听着奶奶说完,又沉思了半天,便铺开专门从门市部买来的一张信纸,拿起记账用的蘸笔,开始写信。尽管老九爷有求必应,奶奶还是觉得求人难。等我上了小学二年级,奶奶就求老九爷教我写信。老九爷很热情,先教我写“儿见字如面:来信收到,悉知你······”,最后写落款“母言,·····代笔”,中间写上我的乳名。这封信发出,父亲接到马上回了信。他很高兴,说以后写信就由我写,家里可有了文化人。
后来,我升入三年级开始写作文时,教语文的朱老师发现我写的作文文字简洁,交代清楚,还带有文言词。不但大大赞赏了一番,还把我叫到办公室问个究竟。然后说:“以后写了信,让我看看行吗?”奶奶听说老师要指导我写信,高兴得不得了:“教书的先生要帮我们家写信,这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朱老师看了我给父亲写的信,说:“以后写信不要用这些文言词了,有什么说什么就行。也不用替奶奶和娘代笔,就用你自己的口吻写,不过要写明奶奶说什么,娘说什么。”于是,我就把信的开头改为“父亲大人安好”了。
那时候,邮递员传个信很不方便。我写个信发出去,盼十天半个月才能接到父亲的回信。如果来个邮包,往家寄点钱,娘要和我步行到十几里外的公社邮局去取。有一年,奶奶得了重病卧床不起,娘四处求医问药,又到公社邮局拍了个加急电报。那时的电报按字数付钱,电文只用了 “母病速回” 4个字,再加上地址就花了8毛钱,是寄一封信的十倍,能给奶奶抓四副草药。娘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付了钱。父亲接到电报吓了一跳,马上仓仓促促从千里之外往回赶路。火车到了张店已经天黑赶不上汽车了,他夜行一百多里路,天明赶回了家。
到了1979年的春天,我要结婚了,父亲关心我的具体婚期和家里所需物品。可一连十几天,天天下大雨,道路泥泞把村庄和外界隔绝了,连个信也传不出去。我们村委办公室有一台电话机,父亲想:通个电话,什么问题不就解决了?那时的电话是老式接线电话,要接个长途相当困难,从北京到家,中间要经过八九个总机。我从早晨接到通知到大队部等接电话,等了一天,下午四点终于接通了,但一个字也听不清楚,还是一个态度很好的女总机帮我们传的话。
后来,父亲转到东营工作,带家属在东营安家。1987年春,年迈的奶奶在东营得了重病,父亲在医院陪床十几天。奶奶的病情刚有点好转,执意要回老家。她似乎有预感,必须在老宅老屋寿终正寝。没办法,父亲只好按照老人家的意愿,把她送回老家,奶奶五天后去世了。我在乡政府驻地的单位得到消息,真想一步迈回家见奶奶最后一面,又想,还是先给父亲打个电话吧。朋友说:“电话要等很长时间的,再说是星期六,晚上单位肯定下班没人了,还是拍个电报吧,会送到家的。”可这份电报星期一早晨才到父亲手上,等他带车赶回老家,奶奶的丧事已进入尾声。这件事给父亲留下终生的遗憾,给老哥俩造成了很长时间的误解和怨恨。从那以后,父亲多么希望自己有电话啊。
九十年代初,程控电话终于走进了家庭,父亲每天瞅着那部电话机偷着乐。这东西,不管天南地北,拨几个数字就能通话,多年不见的老同事、老朋友,亲亲热热地拉家常,一拉就是个把小时。母亲有意见了:“长途电话,贵。”于是,每到逢年过节,父亲就偷偷地打。我弟媳妇同事的对象是派出所长,有一天他找上门来说:“你家老爷子有啥事?怎么光拨打110?”噢,原来是想给北京的朋友打电话,把北京的区号010拨成了报警电话。
九十年代中期我们单位也按上了电话。有一次,当地的一个企业要我去厂里写防火标语,我得向单位请个假,可没有电话。老板说:“用这个打。”话间,把一个砖头似的“大哥大”递到我手上。虽然有杂音,可能是信号不好,但毕竟接通了,啥事都说完了。我心想:还是这东西好,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你看那西红柿批发市场上的黑、吉、辽大老板们,一下车左手掐腰、右手握着“大哥大”,昂头挺胸,提高嗓门打电话,真是神气十足。后来,领导们逐步都配上了手机、BP机,我们只好投去羡慕的目光。
那时,做梦也没想到社会会发展这么快。我的外甥女说,她能听到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的爷爷,被枫糖三文鱼和咖喱面撑得打饱嗝儿。一位老同学,四十年前我们洒泪分手去了云南,当时认为天各一方今生今世再也不会见面。这段时间,我们通过视频电话,隔三差五就聊一晚上。前几天,我回老家,邻居四婶子见了我,满面春风地夸赞上大学的孙子给她买的新衣服:“说是用手机从那‘淘宝网兜’里掏出来的。手机怎么那么神,比孙猴子的金箍棒还好使哩。”是啊,现代科技能把童话、神话故事中的浪漫主义想象变成现实,用上智能手机才能感受到现实生活的丰富多彩,阳光灿烂。
作者:肖永明,山东省博兴县人,退休中学语文教师,滨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有多篇散文、小说、诗歌、报告文学,在省市县级刊物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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