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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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鲁北平原上一个偏僻的小村子。六十年前，渤海湾的海水一次次倒灌徒骇河，将这片土地淹没，人畜死伤无数，庄稼颗粒无收。海水淹没过的土地盐碱、贫瘠，野生着成片的芦苇、蒿子、蓼，是被外乡人称为“洼”的地方。
然而，在腥咸味儿的土壤中，十里棉田蓬勃生长，延伸出无边无尽的绿色。在不打多少粮食的土地里，棉花养育着人们，温暖着人们。由于拾棉花、纺线织布多是女人们的事，这里的人们也管棉花叫“娘花”。
一
寒蝉凄切，时节已经是仲秋了，明媚的阳光晒开了第一批棉桃。采棉的妇女们早已在地头忙碌，凭着经验，她们要在霜降前或一场不期而至的秋雨前，把棉花收仓。整个秋天，她们天不亮就要起床，蒸好一天的干粮，带上咸鸭蛋、老咸菜，煮上一锅绿豆汤，带到地头上，中午也不回来休息。
这是多少年留下来的分工合作。在秋天，男人们忙着砍玉米、割豆子、运输、秋种，女人们留在地里采棉花。每一个采棉的妇女都有一双不忍细看的手，骨结粗大，红肿粗陋。这样一双手，不等到冬天就会裂开一道道口子，竖起一把毛刺。在男人们都闲下来的冬天，这双手还要纳鞋织布，浸在冰冷的井水中洗衣做饭，这是世界上最辛劳的一双手。
天气转寒，她们穿起长衣长裤，扎着褪色的头巾，弯着的腰身粗壮结实。这总是让我想起米勒的《拾穗者》，三个衣着简朴，腰肢粗壮的农妇，在收割后的麦地里捡拾几只漏掉的麦穗。在故乡，很少看到窈窕的妇女，我母亲是个例外，尽管她也是一生劳作，并且生育过三个孩子。小的时候，在后院的偏房里，看到母亲端坐在织布机前“咿呀咿呀”地织布，窄窄的肩，细细的腰，背影的优美并不逊于一个正在弹琴的女人，那时她是一个忧郁美丽的少妇。父亲并不珍惜母亲的美，他一辈子都想出人头地，却从不为此付出半分努力，一生都在酗酒和怀才不遇的牢骚中蹉跎度日。渐明事理的我，为母亲的人生感到惋惜。
母亲在二十年前织的布，后来送给我们做了嫁妆。这也是故乡古老的习俗。我时常打开那块老粗布查看，年代久远，质地已经发黄发硬，竖条条的图案，颜色也不是当初的明丽新鲜。但一经一纬都清晰可辨，极少有断的线头。我想起那把被母亲双手磨得油光发亮的梭。想起她忧郁地坐在织机前劳作的时候，对女儿们以后的人生该是怎样祈祷祝愿。
当季节的旋律由窃窃私语转为萧瑟肃穆，连最顶上的小棉桃都被采尽的时候，棉花棵子也被收回家，作为过冬的柴草。
天地之间暮暮苍苍，田野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桠和一座座沉默的坟。坟里住的都是这片土地上的庄稼人，我的爷爷和奶奶也住在这许多坟中的一座。
在我的日渐模糊的记忆里，奶奶整日在灶前为一家人烧水煮饭，一直到她90岁。那时她的眼睛很是模糊了，每烧一株棉柴，她都眯起眼睛查看一遍，只要枝头有一线白光，她就要摘下来，攒成一堆，晒在窗台上。她到老年仍有宽大的骨架和双脚，你很难想象少女时的她是富裕的地主家的女儿。
据说我爷爷和奶奶的婚姻是两家地主的联姻，但是时代的风云变幻让他们为此吃尽了苦头。老人家的面容已经融化到时间的火炉里，唯一留给后人的是他们的勤劳、节俭和坚韧。
看到初冬的棉花棵被连根拔掉，被取暖做饭一把火烧掉，连青烟也不会留下一缕，我总想起这片土地故去的老人们，坟头连一块墓碑也不曾留下。
古人云“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诚不我欺也。
二
在我的童年、少年，以至到城市读书之前，都要参与棉花的劳作。清明节后，黄河水汩汩而来，土地得到灌溉。到了谷雨，布谷鸟催种的叫声传遍田野的时候，棉农们便开始新一年的种植了。
这是一家人都要出动的大工程，耕牛把土地犁出笔直的土垅。土垅有多么湿润呢，壮劳力脱了鞋，脚后跟有规律踩过去，一个个窝就是放棉籽的地方。孩子们抱着盛棉籽的小盆，捻起三四粒种子放进去，铲了细土把棉籽盖起来。母亲倒退着，展开塑料薄膜盖起来，不时起身在薄膜两侧压上厚厚的土。太阳升高了，薄膜内挂满细密的小水珠，这是培育棉花的温床。等上一星期，棉苗出土，每个窝里挤满了肥厚碧绿的小叶子，探头探脑，从未辜负人们的期望。
十年后，这其中一个孩子——我的妹妹离开学校，离开故乡，到城市的棉纺厂打工，迈出她为生计奔波的第一步。她离开时，只带走一卷薄薄的棉花被子。在那个号称亚洲第一规模的棉纺厂里，车间温度终年在40度，机器没日没夜隆隆轰鸣，那不是母亲织布时的咿呀咿呀声，是机器敷束奴役人的鞭子声。妹妹带着厚厚的口罩，汗流浃背穿梭在一台台机床间。她的气管吸进了许多漂浮的棉絮，使得她经常咳嗽不已，只得在高温里戴上厚口罩。
那一年秋天，播棉种的另一个孩子——我也到了这所城市读大学。我躺在校园草地上看云卷云舒，坐在湖边青石上朗读朦胧诗，我和妹妹走了不同的人生路。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幸运，但肯定是惭愧的。
在那所巨大的工厂里，每天都有人慕名而来，每天都有人无法忍受劳累而去，只有妹妹长期坚持下来，并把家安在了这里。在她出嫁的时候，贫穷的母亲并没有拿出手的陪嫁，她到十多里外弹了新采的棉花，请了村里齐全的女人，缝了几床喜被。在妹妹和那堆花花绿绿的被子被迎亲车队拉走的时候，母亲纷乱的白发在寒风中飞舞。几年后，这一幕又在我的身上上演。
我对棉花的认识是肤浅的，尽管我也享受过棉花的温暖和抚慰，得到过棉花的救济和馈赠，却无法对棉花生出感激和诗意。相反，那是一种恐惧和困顿的回忆：炙烤的烈日，刺鼻的农药味道儿，压弯的腰和粗糙的双手。我想，对棉花生出诗意的人，并没有受过棉花的苦。附庸风雅的人们津津乐道齐白石的《棉花图》， 那句“花开天下暖，花凋天下寒”的题款如何如何巧妙，其实他们未必能理解农民出身的齐木匠，那大庇天下寒士的情怀。不是吗？
三
在今天故乡的田野里，一片苍绿的玉米地和豆子地间，只能找到两块沉默的棉田，分别属于我的大伯父和二伯父。他们都年逾花甲，又没有别的进项，每年靠种几亩棉花增加收入，维系本就节俭的生活。
这几年，棉花的价格持续走低，一亩棉田除去各项成本，收入甚微，却要付出巨大的劳动。故乡很少有人种棉花了，人们开始轮种小麦、玉米。虽然越来越极端的气候让他们知道，种这两种植物纯属靠天吃饭。他们早就做好打算，一旦风不调雨不顺，就去城里打零工，一天一百块的收入，比种地还要划算。只有冥顽不化的人才种棉花，我的伯父们就是典型代表。
伯父们的冥顽不化受到很多人的讥笑。二伯父还好些，每年秋天摘完棉花就早早出售，换成现金拿在手里。而大伯父总是以棉桃尚未剥完为由，屯着过完年。以去年来说，秋天棉商出到三块二一斤，大伯父不卖。等过完年，眼看到了新棉花下种的时候，街上连个收棉花的吆喝声也没有了，大伯才着急起来。好容易联系到买主，人家出二块八，大伯父只有同意了。可当扒开棉花垛查看时，里面有不少的次等红瓣瓣。棉商不同意之前的价格，每斤又压低了二毛钱成交。这是大伯父每年都要上演的一幕，他的行为遭到全村人的嘲笑：图什么呢？屯一个冬天，棉花干得透透的，还要防火防盗，到头来每斤少卖好几毛。他们根据大伯父过分节俭的性格分析：他是怕早换成钱，被人借去或不小心花掉，而棉花存在家里，最起码保过一个冬天。我不知道这种分析有没有道理，我更认为是大伯对每一缕棉花不舍的情感：寂静的乡村冬夜，独居的大伯父守在火炉旁剥棉桃，都是发霉或不成器的小桃。一壶锈红色的大叶子俨茶，一台年代久远的旧电视。他的每个亲人，谁能像棉花一样陪着他，打发每个孤独的夜晚？
村子里对我伯父嘲笑的人们也许早就忘记了，当年的这俩兄弟如何受他们爱戴。在他们壮年，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的伯父们带领乡亲们走南闯北做生意。农闲的冬季，他们赶着驴车，带着锅灶被褥，到外县贩红砖、木材、芦苇。夜里不舍得花钱住马店，借宿到村民的牛棚里，说尽好话求主人烧些热水取暖。有了自行车的时候，二伯父带领更年轻的一批人，到寿光贩卖生姜。一筐生姜来回几天几夜，卖完能赚30块钱。那是上世纪80年代的30块钱！村子里婚丧嫁娶的、有个三长两短的，谁没有从他们手里借过应急的钱？到后来做生意更需要信息和资本的时候，伯父们的生意迅速式微下来。手里的钱因为一次次的变故，也因为亲戚们的借用，逐渐散尽。就算如今伯父们沦落为只能依赖土地生存的穷人，但这样辛勤的一生应该被嘲笑吗？
一如焦波《乡村里的中国》那个落魄的老文青，大伯父经常对我感叹：土地不养人了！
我便想：土地不养人了，人也不养土地了；那些聪明人饱腹的五谷杂粮，御寒的服装被褥，寻乐的美酒佳酿，能从哪里来呢？
作者：张迎，山东沾化人，公务员。业余爱好读书，旅行，喜欢以细腻笔调记录生活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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