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在城区的人行道上，望着宽阔平坦的柏油马路上飞驰而过的汽车，我的思绪回到了1981年仲秋。
1981年高考，我名落孙山。母亲坚持让我复读，复读学校选在二姑父苏茂公先生任教的利津一中。
当时，从我家到利津一中有两条路可走，北路是经乡村路至永莘路，东行到利津县城，再到学校，大约有50余里，车辆较少；南路是经乡村路至220国道，东行直达利津县城，再到学校，大约40里出头，车辆较多。从家到学校，这两条路都没有直通的公共汽车，来回很不方便。再说，坐车也花钱，骑自行车便成了最好的选择。
然而，家中只有父亲的坐骑——那辆“大国防”，父亲要靠它赶集上店、走亲访友，让我骑着来回上学是断然不可能的。于是，父亲狠了狠心，给我买了一辆二手的“千里马”牌自行车。
当时我还不会骑自行车，甚至连遛也不会。原因很简单，常年上学不在家没时间学。更重要的原因是父亲对他那辆大国防关爱有加，不让我乱碰。
为了让我尽快学会骑自行车，父亲喊来邻村大姑家的二表哥陪我练习。我当年16岁，二表哥20岁出头。二表哥中等身材，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家务农，有着一身的力气，性格直爽，乐于助人。父亲给我买来的千里马比他那辆大国防轻便些，我推着自行车，在二表哥的陪同下来到本村小学校前的空地上练习。二表哥双手扶着自行车后衣架，我扶好车把一跃而上，两腿使劲儿蹬车。因平衡掌握不好，二表哥一旦松开手，我就会人车一块儿歪向一边，只能伸出腿脚撑地，才不至于摔倒。二表哥耐心地扶着自行车后架，随着我绕着场地转圈儿。几圈儿之后，我渐渐掌握了平衡，二表哥就偷着在后面撒开手，看到我会骑了，他满是汗水的脸上露出憨厚的笑容。
复读期间，每隔两周我便回家一次。开始，在公路上骑自行车，远远看到有汽车驶来，不等汽车来到跟前，我便跳下车，推着自行车走，等汽车驶过后，我再跨上自行车，缓缓而行。后来，骑得较熟练了，遇到迎面有汽车驶来，虽不至于下车推行，但我却心慌意乱，车把晃来晃去，待汽车驶过，头上被吓出的冷汗已经打湿了我的双鬓。
每当回到家，母亲问起来回路上的情况，我便搪塞说路上车很少，很安全。母亲将信将疑，嘱咐我一定要注意安全。
1982年春，二姑夫与二姑一同调到滨城区第四中学任教。是年秋季，高考未第的我，在母亲的一再督促下，经二姑夫的介绍，我又踏上了求学之路，走进滨县第六中学苏瑞祥先生任语文教师兼班主任的文科班复读。
还是那样，每两周回一次家，还是50余里路。有一次，周日从家里返回学校，当我沿黄河六路西行经过原造纸厂南门时，碰巧，工人正下班，门口一时熙熙攘攘，见此情景，我内心发慌，打算下车推行。还没等我下车，一位工人师傅横穿马路已经走到我的自行车前。我一慌，忘了使手刹，车把左摆右晃，眼看撞着那位工人师傅，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工人师傅侧身躲过前轮，旋即伸出一双有力的大手，抓住了我的车把，我的车被动地停下，我也顺势跳下车。也不知是吓的还是羞的，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我一再向那位工人师傅道歉。那位工人师傅微笑着说：“没事儿！小伙子，城里人多的地方，骑车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当我回家背干粮拿咸菜时，我从不和母亲提来回路上的情况，省得母亲为我担心。可母亲依然是千嘱咐万叮咛，告诫我来回路上一定要遵守交通秩序，一定要注意安全。
正如歌曲《儿行千里》中所唱的那样，“儿行千里揪着妈妈的心头肉”，母亲为出门求学的我担着多大的心啊！如今，每当我唱起这首歌，特别是唱到这句歌词时，泪水便忍不住在眼中打旋，声音也变得哽咽起来。
1983年高考，我又曝腮龙门。母亲一点儿埋怨也没有，有的只是依然没有放弃让我求学的念想。然而，碍于脸面，我决定不再复读。我要回家务农，分担压在父亲肩上的担子。
这年秋，时任村书记的堂兄赵云海介绍我去原单寺乡农业税征收工作小组工作。此工作小组由乡财政所长牛洪民任组长，每个管区各设一人，原段李管区由我负责，原单寺管区由孙树春负责，原北贾管区由牛兰君负责。我们平时在棉站值班，等农民卖棉时，扣除其农业税。个别农户，由于其他原因，须入户收缴。白天，找不到人，只有晚上登门收取。这样，在一个村奔波一晚上，收工回到家时，已经很晚。
下村收缴，我与孙树春、牛兰君合作进行。特别是在北贾管区所辖村居，离我家最远的村有30余里。回家的路上，有一半的路程由孙树春相伴。过了孙树春的村子后，再往南走，就只剩下我一人了。那时，所走的路大多是乡村土路。深秋，雨水后的路面被牛车留下一道道的车辙和牛蹄子印儿，坑坑洼洼，若不小心，自行车骑到车辙里摔个人仰车翻是常有的事。最令我胆寒的是，路两边影影绰绰的坟头和不时传出瘆人的猫头鹰叫声。为了壮胆，我一边骑车，一边大声唱歌。回到家后一摸，腋窝里流出的冷汗把秋衣都浸湿了。
轻轻拨开门栓，把自行车推进院子一看，母亲还亮着灯在等着我。见我进屋，母亲把盖在锅里的饭菜端给我，看到我狼吞虎咽地吃着，母亲忙不迭地说：“慢着点儿吃，小着点儿口！”
这年初冬的一天夜里，同族远房的一位伯父突发心脏病，须去医院就诊。他的孩子早年溺水而亡，身边留下一个招赘养老的闺女。这位姐姐哭叫着招呼人帮着送父亲去医院。那时，乡下送病人去医院三里五里，绑个担架抬着病人去，去城区的大医院，只有用自行车拖着地排车（架子车）这样的办法。先把地排车绑在一辆“大国防”上，再在地排车的左右车把上各拴好一根绳索，由另外两辆自行车牵引。众人把伯父抬到铺好被褥的地排车上，云祥兄骑着驾辕的自行车，我和云泉兄一人骑一辆牵引的自行车，这位姐姐坐在车上照顾着发病的父亲，我们摸黑向医院飞驰而去。我当年十八岁，云泉兄二十岁，云祥兄二十五岁。一路上，我们不停地按响着车铃铛，以此引起路人注意避免撞车。等到了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停下车，把伯父送到急诊室就诊后，我才感觉到浑身上下一阵冰凉。原来，一路狂奔出了一身的汗，冷风一吹，自然感觉凉飕飕的。这次是我晚上骑自行车骑得最快，骑得最卖力的一次。
1984年9月1日，我加入到浩浩荡荡的民办教师队伍中。母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常言说，‘家有一斗粮，不当孩子王’。你既然当了，就要打算有受穷的准备。不要指望当老师发啥财，能赢得好的口碑咱就值了！”
母亲说的这番话，直到今天还时常在我的耳畔回响，时刻警醒着我，要对得起老师这个称谓，要对得起天地良心，要对得起莘莘学子，要对得起盼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学生家长。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雨季，在泥泞的路上，自行车泥瓦被泥巴塞满，骑不动，就扛着车子跋涉而行。冬季，顶风冒雪骑行在去学校的路上，骑不动，就下车推行。有时风雪把去学校的小路掩盖，我就朝着学校所在村庄的方向在野地里抄近道推着自行车走。从没因天气原因，我给学生耽误一节课。
1989年初秋，我被派往滨州一职音乐短训班参加音乐培训，原单寺乡同时派出学习的，还有张九生、段艳芳两位老师。我们师从尹佐华、孙曰红两位老师，学习声乐和器乐（主要是脚踏风琴）。从一职到滨城区四中也不很远，中午我有时去二姑家吃饭。一次，吃过午饭，我骑自行车到一职学习。快到学校东门时，在一个急转弯儿处，因躲避一步行的老人，来了个急刹车，我摔倒在地，上嘴唇摔破，鲜血直流。一同学习的一位女教师正好路过，她拿出干净的白手帕，让我摁着摔破的上嘴唇，帮我把自行车推到一职，又陪我到一职医务室进行了包扎。
从7月31日至8月19日三周的学习，有一大半的时间上嘴唇是用白纱布包扎着的，但这并没有影响我的学习。其间，我基本上掌握了简谱，也从此爱上了音乐。遗憾的是，我没有记住帮助我的那位女教师的名字，也没有归还她那块儿原本洁白的小手帕。
时间飞逝，转眼到了1996年，儿子已经上小学三年级了。我在王锢镥完全小学任教。为了减轻妻子的家务负担，就让儿子随我就读，我来回捎着儿子。秋季，阴雨连绵，泥泞的路上，儿子跟着我吃尽了苦头。有时不但不能坐自行车，反而在后面卖力地帮我推自行车。每当想起这些，我的心里总会泛起一阵酸楚。
1997年春，母亲帮我买了一辆野马牌轻骑摩托车，从此我告别了骑自行车的时光。
从1981年秋到1997年春，自行车陪伴了我15年有余。这十五年里，有欢乐也有伤痛，有成功也有失败，帮助我养成了永不服输的品性，铸就了坚忍不拔的精神。
我始终牢记母亲的嘱托，做人要老老实实，工作要任劳任怨。
一声汽笛把我的思绪拉回到眼前，望着川流不息的车辆，想着过去自行车陪伴我的时光，别样乡愁又涌上心头——
忆自行车（新韵）
宝马奔驰吾睨视，
单车一辆心路宽。
金刚不可夺其志，
一路欢歌永向前。
作者： 赵云平，滨州市滨城区秦皇台中心学校教师。山东省诗词学会会员，滨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滨州市传统文化促进会副秘书长，滨城区诗词学会副秘书长，《滨城诗书画报》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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