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朝梁、陈之际的社会变动,很早就为史家所注意,陈寅恪先生曾指出:侯景之乱,不仅于南朝政治上为巨变,并在江东社会上亦为一划分时期之大事。其故即在所谓岩穴村屯之豪长乃乘此役兴起,造成南朝民族及社会阶层之变动。 陈先生又进一步推论:陈朝所起用的大将多为南方的土豪洞主,陈为北方低门与南方蛮族结合所建立的朝代。 陈寅恪先生的观点提出之后,尽管一直为史学界所重视、所引用,但进一步深化的研究一直付之阙如。针对这种现象,田余庆先生曾指出:四十多年以前,陈寅恪于《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文中,曾引用《陈书》所载梁末:“郡邑岩穴之长,村屯坞壁之豪”乘时而起的资料,认为这是江东“世局之一大变”。陈寅恪识见敏锐而又慎重,他把这一见解列入推论,当含有待证的意思。但是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人对这一问题作出深刻而又确凿的验证。……所谓“江东世局之一大变”的问题,仍然说不清楚。 在此之后,对于南方的土豪洞主的种族及其在陈朝政权中作用,曾有多篇论文加以探讨,但对陈朝的族群问题以及陈朝政权的内部结构进行深入研究的论著尚不多见。台湾学者吕春盛先生所著的《陈朝的政治结构与族群问题》(以下简称吕著)一书围绕着梁陈之际江南政治与社会的变动,对当时产生的新的政治集团及其涉及的族群课题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对陈寅恪先生的观点多有补充、修正之处,但是由于海峡的阻隔,这一重要的研究成果在大陆学界尚未引起应有的注意,故笔者不吝浅陋,对此书稍加评介,以期对促进海峡两岸的学术互动有所裨益。
吕著共分为七章,除去第一章“导论”与第七章“总结”,中间五章是全书的核心部分。第一章导论除了对有关陈朝与梁陈之际的社会变动的相关研究成果加以回顾之外,作者主要对南朝的族群进行了分类,作者仍袭用周一良先生对于南朝境内侨人、吴人、南方土著三分法,但对这三种的概念界定提出新的看法,对周一良先生的观点多有补充、修正之处。周一良先生认为:北方迁来之侨人,亦称北人,晚来者则目为荒伧。 而作者认为由当时重视门第,出生寒微而假冒高门者甚多,所以史籍的记载不可轻信,故作者将侨人的概念界定为:应指永嘉之乱以后南迁者,一般可由史籍对其南迁情形之记载来判别,但若有假冒之嫌者,另当别论。 对于吴人,周一良先生认为是南地之土著,亦曰南人,专指三吴地方的土著。 但作者认为东晋南朝时代“南人”的概念,大致上指旧属于孙吴领域之内的人,其范畴“三吴地方土著”还大,故将吴人定义为:其核心概念虽指孙吴时代的三吴人士,但应稍加扩大为旧时孙吴领域之内。若有些自称华夏高门,但其南迁情况可疑而又与吴人阶层气类相投,以及可能原是南方土著但已相当汉化,不易辨识其原始族属者,皆属之。 周一良先生将第三类人仍界定为:蛮、俚、溪、僚等文化低下之土著。 而吕春盛先生认为这一族类与部分“吴人”同为“南方土著”,以“文化低下”作为划分标准存在问题,如出身俚族的侯安都文化程度就相当高,所以作者将其定义为:所谓南方土著,其核心概念应指南朝境内的非汉族土著,当时人仍多以蛮夷视之,包括史书所载蛮、僚、俚、溪、巴、越等各族,这些族群的领袖史书常以酋帅、酋豪、渠帅等称之,有的因史书记载的残缺或掩饰,不易辨识,因此若史书所列人物,又非汉族的合理怀疑,或其周遭势力多非汉族之土豪,其社会身份地位与侨人及吴人有较明显之差别,本书皆采取较宽松的认定,对这类族群的领袖,概以土豪酋帅称之。 无疑,吕春盛先生的定义充分考虑到了南朝境内族群的复杂性和现有史料的不足,这一定义能较好的区分南朝境内各种人的不同政治、社会地位,为进一步讨论奠定良好的基础。
此后的三章主要是对陈朝的建立过程以及其政权的支撑力量进行了细致考辨。首先是对于陈霸先在岭南崛起过程的研究,作者考述了陈霸先的家世背景与早年经历,指出由于其早年社会地位低下,自称出于华夏高门颍川陈氏记载并不可信,根据作者对于南朝族群的分类,应归于寒微吴人。再者作者重点分析了陈霸先在岭南的活动和依附于陈霸先的政治集团的形成及其特色,作者分析了钱道戢、陈擬、沈恪、胡颍、杜僧明、周文育、杜稜、徐度、赵知礼等九位最早与陈霸先结合在一起的人物的家世背景,发现除赵知礼为侨人,现居地不详之外,其他八人都出身于南朝的江南地域,并且均出身寒门,其在岭南的活动大都与陈霸先相似,是带兵从事征伐当地土著的将帅,相同的背景与相似的经历使他们结合在一起,这批人成为陈霸先成就霸业的核心力量。作者进一步指出尽管陈霸先核心集团中多为赴岭南征讨土著的武将,但在其兴起的过程中也的到了许多俚人豪酋的支持,特别是侯安都与冼夫人的支持对于陈霸先的崛起具有重要作用。但作者也敏锐地观察到,尽管陈霸先得到了一部分土豪的支持,但其在岭南的势力有限,陈霸先离开岭南之后,岭南即为萧勃所据。这显示了陈霸先集团为吴人集团的特性,也提示我们对于岭南土豪在陈霸先集团中的作用不亦估计过高。同时作者认为陈霸先能在岭南崛起与南朝的开发向腹地推进,岭南的经济得到发展,地方土豪与北方人民冲突加剧有关。在这一章中作者对陈霸先在岭南的崛起与陈霸先集团最初的形成过程进行了细致的勾画,初步提出了陈霸先集团的核心是由吴人组成的这一论点,但笔者以为美中不足的是作者未对陈霸先之类的吴人南下的原因以及吴人在南朝的政治、社会中地位作进一步的申论,在南朝的门阀体制之下,侨姓高门可以平流进取,而吴人和晚渡北人的上升途径较少,而讨蛮是此类人出仕的一条重要途径,以讨蛮建立军功,进而上升至高位的例子在南朝史书中屡见不鲜,所不同的是南朝前期的讨蛮战争主要发生在上流的荆、雍诸州,而在南朝后期其重心则转向岭南地区,其原因当与岭南进一步开发有关。在南朝的政治中,侨姓、吴人与南方土著三个阶层的互动与制衡非常重要,而侯景之乱正是打破了原有的政治体制,给予士族高门以重大打击,才为吴人和南方土著的崛起创造了条件。所以陈霸先在岭南的活动尽管在表面上只与吴人和南方土著发生关系,但其深层次的原因却与南朝的门阀体制以及侨姓高门在政治上的垄断息息相关,而吕春盛先生未能在此进行深入的讨论,不免让人有遗珠之憾。
第三章“陈朝政权的成立及其结构”是全书的精华所在,在这一章中作者将陈霸先集团的扩大、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分别为:陈霸先在岭南的崛起、从岭南北上讨伐侯景之乱、镇守京口抵抗北齐、从袭杀王僧辩到建立陈朝。作者分别对各时期加入陈霸先集团的人物的特色及其在陈霸先集团中的地位、作用进行了分析,根据第二章所述的陈霸先在岭南地区所吸收人物多为吴人,是陈霸先集团的核心力量。在陈霸先从岭南北上讨伐侯景之乱的过程中欧阳頠、侯安都、萧摩诃、黄法 、冼夫人、裴忌等六人加入了陈霸先集团,作者指出陈霸先在北上过程中所结交的人物的特点是:多为南方溪、俚等土著豪酋人物,这些人多率宗族或私人武装助陈霸先征讨,但其在陈霸先集团中的地位除了侯安都外,大都不高。 在陈霸先镇守京口时期,先后吸收了吴明彻、毛喜、蔡景历、谢哲、萧乾、沈君理、萧济、江德藻等八人,吕春盛先生对此阶段陈霸先集团所吸收的人物相当重视,指出除了吴明彻外,其余人物多为文士,并有多位侨姓高门人物加入,如陈郡谢哲、兰陵萧乾、萧济, 如果说前两个阶段吸收的人物是陈朝的武力支撑,那么这一阶段吸收的人物奠定了陈朝的文治基础,对陈霸先后来进一步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作者将陈霸先杀王僧辩直至建立陈朝期间吸收的人物分成王僧辩旧属、建康政府之官员及在野人士、各地割据势力来附者三类,这一时期是陈霸先集团急剧扩大的时期,据作者统计共有二十九人在这一时期加入了陈霸先集团,但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陈朝建立的过程中只居陪衬的角色。 吕春盛先生在进行细致的数理统计的基础上,提出陈朝的政治基础是:军事大权委由岭南时期的元从武将,行政大权委由京口时期的亲信幕僚,此外再拉拢部分侨姓、吴姓高门人物,赐予高位,以迎合当时崇尚门第的社会风气,对归附的土著豪酋亦加以尊崇以收安抚之功, 指出陈寅恪先生认为陈朝是南方蛮族所建立的朝代,有推论过甚之嫌, 作者认为陈政权是由吴人武将所主导的,和东晋、宋、齐、梁皆由侨人所主导有很大的不同。 笔者以为吕春盛先生的这一结论论据充分,是可信的。相对而言,大陆学者在论及梁陈之际的社会变动中,虽也多采取数理统计的方法来分析陈朝的政权性质和政治结构,但往往未能将陈霸先集团的发展壮大作一动态的把握,没有分析各时期加入的人物在陈霸先集团中的不同作用与地位,仅将陈朝的开国人物作一静态描述,没有注意到陈霸先集团中许多人物是在陈霸先霸业已定的情况下才归附的,在这一基础上的对陈朝的性质进行把握,不免有种种偏差。而吕春盛先生的论述非常注意区分各阶段加入陈霸先集团的各种人物的不同特质,尤其是揭示了陈霸先在镇守京口期间所吸收的文人在陈朝建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确是发前人所未发。
接下来作者又讨论了“土豪酋帅与陈政权的关系”,这一问题是判定陈朝政权性质的关键所在。作者通过研究十六位活跃于梁陈之际土豪酋帅的政治、军事活动,分析它们的政治取向以及和陈霸先集团的关系,指出陈霸先在创建陈朝的过程中,虽吸收不少岭南、南川地区的土豪军,但为陈霸先建立功业的土豪酋帅,只有侯安都等数人而已。其他土豪酋帅只是见陈霸先掌权之势已成,不得已而来归附,另有些土豪酋帅虽外示臣服,但心存观望,事实上是割据自雄的。 作者又对陈朝政权建立之后土豪酋帅的地位境遇进行了考察,指出陈朝对于具有强大地方势力土豪酋帅先是采取了羁縻笼络的政策,待政权稳定之后再逐步消灭打压,这些土豪酋帅到陈代中期大部分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尤其是退出了中央政权,但土豪酋帅所统率的地方武力仍为陈朝所引用。
第五章作者以“从外在形势论陈宣帝的北伐”为题讨论了后三国时代的政治互动对陈朝政治的影响。吕春盛先生的硕士、博士论文分别关注北周、北齐的政治演变,作者自述其转入对于陈代的研究,本是希望能够对魏晋南北朝转变到隋唐的历史过程,有更深入全面而深入的认识, 所以本章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作者的长处所在。作者首先论及陈宣帝早年被俘入周的经历,认为这段经历对其外交政策多少有所影响。又指出陈朝在失去淮南江北、荆州、巴蜀之后,其国防有很大弱点,陈宣帝的北伐并非为了统一中原,而是为了改善陈朝的国防形势。在联络北齐对抗北周不成的情况下,陈宣帝只有联周伐齐一种选择,北伐军在占领淮南之后,陈宣帝固有许多战略上的失误而导致北伐失败,但不能因此否定整个联周北伐的决策。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揭示了陈朝北伐的内部原因,即陈朝政权稳定之后,大量土著酋豪的武装力量不易处置,故陈宣帝利用这些不易复员而战斗力又强的土豪军进行北伐,并在初期取得了重大胜利,而北伐的最终失败,使陈朝最精锐的军事力量损失殆尽,是陈朝陷入了极其不利的境地。在这章中,作者从三国在政治、军事上的互相牵制入手探讨陈宣帝北伐的原因及其成败,颇具新意。在三足鼎立的情况下,三国的互相制衡是决定三国兴衰的关键因素,573年陈宣帝的北伐和575年周武帝伐齐,直接导致了北齐的灭亡,北周成功地打破了三国制衡的局面,而陈宣帝位能抓住时机在争夺淮北的战争中惨败,实际上已决定了这三国的最终命运。吕春盛先生在此立意,为我们展现了三国争斗的复杂形势,对于我们理解如何从后三国时代过渡到隋的统一的历史进程颇有裨益。
其后吕春盛先生主要讨论了“陈朝内部的弱点及其灭亡”,作者首先对以往学者对陈朝灭亡原因的分析进行了辨析,指出诸如民心企望统一、民族融合说、商品经济发展说等说法虽有其部分道理,但不宜过分夸大。同时作者也进一步指出当时隋军渡江的兵力有限,双方的军事差距并不明显,陈后主也并非十分昏庸之主,任用施文庆、沈客卿等小人只是南朝多用寒人掌机要政治的延续,不宜进行太泛道德化的批评。作者在论述陈朝的灭亡的原因时,敏锐地注意到了陈朝内部士族文官与土豪酋帅的矛盾。作者指出陈朝的覆亡军事上的三个关键是长江防线的空虚、蒋山之战的失利和任忠的投降,这都与当时陈朝的内部矛盾有关,陈后主与士族文官对于具有作战经验的土豪武将樊毅、任忠、萧摩诃等人排挤与不信任,导致了长江的失守和蒋山之战的失利,在不受重用的情况下,土豪武将任忠的投降最终导致了陈朝“文武解体,至于覆灭”的结局。作者注意到了陈朝后期门阀社会传统的复起,士族对于土豪酋帅的排斥,但在军事上陈朝依然要依赖于土豪酋帅的武力,这些土豪酋帅即不为君主所信任,又为士族所歧视,文武官员之间的矛盾为陈朝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最后的总结部分,作者回述了全书的主要观点,指出汉族与土著族群之间的互动,对东晋南朝历史发展影响至为深远,尤其是南朝后期历史的发展,与土著族群的动向息息相关。因此加强南朝境内土著族群的研究,乃是今后学界不容忽视的课题。
纵观全书,作者以梁陈之际兴起的土豪酋帅的兴衰为切入点,来探讨陈朝的政治结构与族群问题,对于土豪酋帅在陈朝政治中的作用和陈朝政权的性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较好地回答陈寅恪先生所揭示的“江东世局一大变”的问题,将对陈朝政治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若说有白璧微瑕之处,笔者以为作者对陈朝侨人、吴人、南方土著三者相互关系层面的揭示尚显不足,作者也注意到在陈朝中后期门阀体制的复起和土豪酋帅地位的下降,门阀体制作为一种在东晋南朝延续数百年之久的政治体制,其本身具有强大的社会文化基础,尽管遭到侯景之乱的沉重打击,门阀体制依然具有相当强的生命力。吴人与土豪酋帅都是门阀体制下的失意者,但通过讨蛮战争,这两者都积聚了相当的军事实力,所以能侯景之乱中迅速崛起,以陈霸先为代表吴人武将拥有较高的政治、文化素养,陈霸先在京口时期又注意与侨人士族合作,故能成就霸业。而土豪酋帅尽管在梁陈之际兴盛一时、割据一方,但最终难免退出政治舞台中央的命运,固然由于其本身在政治、文化上的弱点,但笔者认为这与吴人与侨人合作重建的门阀体制的压制有相当的关系。我们尚可以注意到,陈朝建立之后,陈霸先所依靠的吴人武将迅速衰弱,陈宣帝北伐之际尚有一吴明彻可以统领大局,但其麾下武将基本上是土豪酋帅,而到了陈后主时期,陈朝的军事力量全靠任忠等土豪酋帅来支撑,已不见吴人的身影。笔者吴人武力的迅速衰弱与陈朝是一吴人政权的性质有关,在东晋南朝时期,将门是一种为士族所不齿的门第,吴人掌握政权之后,与侨人一起重建的门阀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吴人已不再需要通过军功来出仕,吴人武力的衰弱也是顺理成章之事。笔者以为南朝侨人、吴人、南方土著三者的互动关系是我们理解南朝历史的重要抓手之一,吕春盛先生未能在这方面作进一步的探讨,不免让人有些遗憾。
但毫无疑问,吕春盛先生的这本书为我们打开研究了梁陈之际的社会变动和陈朝历史的新视野,读后让人深有启发,是近年来研究南朝历史的一部难得的佳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吕先生对大陆的学术动态十分关注,在书中援引大量大陆学界的研究成果,其对学术严谨求实的态度让人钦佩,笔者更希望一条海峡的阻隔不要成为两岸学术发展的障碍,两岸学术的互动必将能推动我国史学研究的进步。
原刊《中国学术》2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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