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党争是唐朝后期朝廷大臣之间的斗争，是以牛僧儒为代表的牛党和李德裕为代表的李党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持续时间长达四十年之久，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一次有名的朋党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是由进士考试而引起的。
牛李党争，是我国中晚唐时期以牛僧孺、李宗闵为代表的一方和以李德裕、郑覃为代表的一方之间的斗争。根据《旧唐书·李宗闵传》中的记载，这两党之间相互挟持、倾轧，使这场斗争的时间持续了四十年之久。而在这四十年中，也正是唐朝诗人李商隐求学干禄的时候，应试考试和宦官浮沉的时期。那么牛李党争和李商隐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陈寅恪认为李商隐是先牛党后李党，出入于两党之间。他说：“李商隐本是出自新兴阶级，本应该是属于牛党的，正合当时社会阶级的道德。他和李党王茂元女儿结婚，是以图仕进。不仅牛党目以方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操。”
所以说，对于李商隐是哪个党派的评价还是有待商榷，他并不是一个只知道夹缝在牛李党中求生存的懦弱文人。
关于李商隐和牛李党争的关系问题，从五代和北宋以来，便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说他是李党，也有人说他是牛党，还有人说他一生在牛李两党的夹缝中求生存，但是最终受到两党的排挤。建国以后，大多数学者则倾向于说他是牛李党争的无辜牺牲品。不过，不管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如何争论，有一点是达成共识的，那就是：李商隐卷入党争，是从他在牛党人物令狐楚死后，转入属于李党一派的王茂元幕府并成为其女婿开始的。然而，对于这一点共识，有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王茂元既不是李党，也不是牛党，他与党争无关，因此，李商隐入王茂元府，也根本不存在卷入党争的问题。
首先，根据两《唐书·李商隐传》中的记载，李商隐早年受到令狐楚的赏识，曾在令狐楚的节度使幕府中做事，并且因为令狐楚的资助才考上了进士。但是令狐楚死后，他又投到了当时为河阳节度使的王茂元的门下，王茂元很欣赏他的才华，提拔他做了掌书记，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他。从此，牛党的人就把李商隐恨得要命，认为他忘恩负义，诡薄无行。这是史书中最早的关于李商隐如何卷入党争的说法，后面的史书大多参照这一说法。但是这段史料在时间的记载上，存在错误。比如，它说李商隐做王茂元女婿的时候，是在王茂元镇河阳时，而王茂元为河阳节度使是在武宗会昌三年（843年），那时王茂元正受朝廷之命与刘稹作战，不久即死于军中，而李商隐当时也正居母丧，因此，他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成亲。根据学者的考证，李商隐入王茂元的幕府，应当是在文宗开成三年（838年）。
李商隐
其次，除了新旧《唐书》以外，没有任何一条史料可以说明王茂元是李党。如果仔细地检索一下王茂元生平的材料，就可以看出，从他父亲开始，王家两代担任的都是地方节度使，与中央政局的变动没有什么牵涉。与之相反，王茂元和牛党人物的交往倒是很多。比如开成三年（838年）牛党的骨干杨嗣复拜相，时任泾原节度使的王茂元马上送去了一封贺状。又如会昌元年（841年），正是李党的头领李德裕当国，作为牛党代表人物的李宗闵此时在洛阳担任闲职，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王茂元给李宗闵送去了两封信。在信中，他一方面表达了对李宗闵早年提拔自己的感激之情，另一方面，又对李宗闵在大和末年被贬职一事寄予同情，并且对他表示了真切的慰问。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封充满感恩与惋惜之情的信都是由李商隐代为起草的。
分析完了王茂元之后，学者们又对李商隐一生中另一个重要人物令狐楚，进行了一番探究。他们认为，过去的一些历史记载和史学论著，大都把令狐楚说成是牛党，但是其实他的情况比较复杂，不能简单地下论断。综观令狐楚的一生，他早期的确与李逢吉等人交结，与裴度等主张对藩镇用兵的意见相违背，但后来与李德裕等人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政治分歧，他在后期并没有涉足党争，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能把他归为牛党。至于说他与王茂元为政敌，也实在找不出任何史料依据，他的行迹可以说与王茂元没有发生过任何关系。
据记载，令狐楚死的时候，李商隐只有25岁。那时他刚刚考取进士，朝廷还没有正式授予他什么官职，但是确有一大家子人要靠他养活。这时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只是一个小小的左拾遗，又因丁父忧免职。在这种情况下，李商隐要取得仕途上的依靠和经济上的资助，只能投靠在某一节度使的门下做一些文字工作。这种现象在唐代社会中是十分常见的，对读书人来说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所以不会受到人们的责难，更不存在背恩忘德的问题。李商隐进入王茂元幕府之后，令狐绹并没有对他加以排斥，相反还在某些实际行动中资助李商隐在仕宦上寻找出路，有保存下来的两封书状为证。如果令狐绹认为李商隐背信弃义，投靠敌党，他是不可能为李商隐到处延誉，使他因此而取得进身之阶的。
唐朝中期以后，朝廷中的腐朽势力越来越强大。以李德裕为代表的李党一派，在中晚唐时是一个要求改革和有所作为的政治集团。他们与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因循守旧的牛党形成鲜明对立，主张剥夺藩镇和宦官之权，积极革除朝廷的种种弊端，并对当时社会上的一些腐败现象进行整顿。会昌、大中之际是牛李两党间的最后一次搏斗，结果以代表革新势力的李党的失败而告终。就在李党面临无可挽回的失败的情况下，李商隐对他们表示了同情，并用自己的诗文为他们辩诬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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