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青海之晤（上）
元帝国建立后，采取扶持萨迦派，作为其在西藏代言人的政策，并奉八思巴为“帝师”总领天下释教。凭借这一政策，藏传佛教在蒙古人中广泛流传，形成了两个民族间的传统纽带。元朝灭亡后，两族之间的交往并没有中断，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新的发展。
明、清两代，藏传佛教更广泛地传入蒙古族各部之中，蒙古族的政治势力一度控制了卫藏地区，并和西藏地区各个教派之间产生了复杂的利益纠葛。
为了更好的厘清这段历史，我们分出一个章节来仔细讲述，明末清初这段复杂的蒙藏关系史。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改元洪武，正式建立明朝。同年，大将徐达率军北伐逼近北京，元顺帝仓皇北逃。
《红史》记载，“元顺帝逃离时，有一个萨迦派的“拔希”贡噶仁钦正在大都，他称顺帝是在羊年(公元一三六七年)五月十一日逃离大都的。”[1]
每当王朝末日，几乎都会有相同的戏码上演，元朝也不列外。元顺帝在被迫回到草原牧马后，蒙古各部也陷入了内斗。
公元1388年（明洪武二十一年），阿里不哥的后裔在蒙古瓦剌部的支持下，杀死了北元大汗脱古思帖木儿。当年，元世祖忽必烈和弟弟阿里不哥争权，将败落的弟弟幽禁致死。一百多年后，阿里不哥的后裔屠杀了忽必烈的后裔，也算报了前仇。
蒙古瓦剌部落是明朝对于西蒙古部落的称呼，清朝时称其为卫拉特部，这两个名字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伴随我们讲到历史进程。
北元大汗被杀后，蒙古部族间互相功杀，进行了长达一百多年的血腥战争。直到公元1495年（明孝宗，弘治八年），达延汗击败了所有竞争者，再次统一了蒙古各部。[2]
他为了集王权于中央，不再设置太师、丞相等官司，并将大漠南北划分为左右翼六万户，分封诸子统领。左翼三万户包括喀尔喀、兀良哈(乌梁海）、察哈尔，由达延汗直辖；右翼三万户包括鄂尔多斯、土默特、喀喇沁，由达延汗的子侄管辖。
《蒙古源流》称赞道：“此达延汗将六万众全行收复，至蒙古国于太平”。[3]
达延汗划分的左右翼六万户中，喀尔喀、鄂尔多斯和土默特三个部落和西藏发生了比较密切的关联。这三个部落的辖区分别是喀尔喀部占据了包括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呼伦贝尔盟一带的地区；鄂尔多斯部占据了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和黄河河套一带、即包头市以西以南的广大地区，是黄河流域比较富庶的地方；土默特部中心位置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一带。这里交通便利，经济发达，至今仍是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中心。[4]
以上所述，蒙古各部辖区位置是达延汗统一漠南、漠北蒙古时的形势，蒙古各部的地理位置经常变迁，直到清朝才固定下来。
在达延汗控制的漠南、漠北蒙古以外，西部还有一支蒙古族势力，这便是漠西蒙古（又称西部蒙古）。因为地理上的原因，他们（漠西蒙古）同西藏的关系十分密切，长期影响着西藏政权的政策走向。
漠西蒙古早期活动于的叶尼塞河上游（俄罗斯境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以西以北地区。蒙元帝国兴起时，归附于成吉思汗，被分为四个万户，但其领袖并非自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成员，而是成吉思汗属臣的后裔。
漠西蒙古在元朝时，被称为“斡亦剌”(意为联合者)，明朝称其为“瓦剌”（斡亦剌的转音，熟悉明史的朋友，对于这个名字不会感到陌生的），清朝时称其为“卫拉特”。
清朝时，卫拉特由四部组成，分别是绰罗斯(亦称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卫拉特四部联盟以绰罗斯为首，但互相之间并不是统属关系。
准噶尔在蒙语中意为“左翼”，这名称原是对卫拉特四部的统称，后因绰罗斯部力量强大，常作为卫拉特四部的代表出现。因此，准噶尔又成了绰罗斯部的名称。
准噶尔部生活的区域先在今新疆塔城一带，后来迁到伊犁。土尔扈特部在塔城附近与准噶尔部相邻，后来由于受准噶尔部的压迫，西迁里海以北伏尔加河下游。杜尔伯特部在北疆以阿勒泰为中心。和硕特部原在乌鲁木齐一带，明末迁至青海地区。[5]
17世纪初叶，土尔扈特部因为受到准噶尔部的排挤，离开新疆塔尔巴哈台故土，越过哈萨克草原，渡过乌拉尔河，来到了当时尚未被沙皇俄国占领的伏尔加河下游、里海之滨，建立起了土尔扈特汗国。土尔扈特部西迁后，辉特部西迁至塔城地区，顶替了土尔扈特部的位置。
公元1771(乾隆三十六年)，因不堪忍受沙皇俄国的压迫，土尔扈特部17万族人举族东归（土尔扈特部东归）。在突破了沙俄层层堵截后，约4万3千人成功到达伊犁。影视作品《东归英雄传》，描写的便是土尔扈特部落的这次壮举。
虽然漠西蒙古部落普遍信仰藏传佛教，从地理上看和西藏距离也更近，但以政治集团方式和藏族教团发生联系的，却是东部的蒙古部族。
俺达汗(又称阿勒坦汗，1507-1581)年轻时便遵父命，从鄂尔多斯移居到今呼和浩特一代，成为土默特部落的首领。而其兄作为鄂尔多斯部落的领袖，在世时便对政事毫无兴趣，将所辖部落委托于俺达汗代管。他去世后，鄂尔多斯部尽归俺达汗统领，使其成为蒙古地区实力最强的领袖。
自公元1529年（明嘉靖八年）起的三十年间，俺达汗向明朝边境（陕西、山西、河北）和青海地区发动了连续不断的进攻，直到公元1571年，俺答汗归顺明朝，受封为“顺义王”，明朝的边境才算安静了下来。
俺达汗之所以改善和明朝的关系，一方面是为了能够获得明朝“互市”的允许（当时连铁锅都属于禁止出口的违禁货物），获得互市贸易并转手倒卖，是种非常低成本的财富来源；另一方面，俺达汗也是为了腾出手来，全力以赴的对付其他蒙古部落。
公元1552年，俺答汗和部下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率军征讨卫拉特四部，迫使土尔扈特部与和硕特部从外蒙西部退入今新疆地区。在经略青海的过程中，俺达汗政权开始和藏族教派发生了交集。
据记载，公元1566年，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率兵进攻藏族地区，在一个名叫锡里木济的三河交汇之地，迫使当地宗教领袖投降。当他回兵之时，军中带着三位分别名叫勒尔根、阿斯多克·赛音班第、阿斯多克·瓦齐尔·托迈·桑噶斯巴喇嘛回到了鄂尔多斯。这三位喇嘛中，有两位名字里有阿斯多克（藏语“安多”的对音），似乎他们应该是甘青地区的藏族僧人。[6]自此之后，便经常有藏族高僧来到土默特部落向俺达汗传播教法。
综合各种史料可知，至少在十六世纪七十年代，俺达汗政权已经和藏传佛教有了非常深入的联系。汉地史料便记载着，公元1575年，驻扎在青海的俺答汗之子丙兔，向明朝申请在青海湖西北的察卜齐雅勒地方修筑佛寺。1577年寺院建成后，明万历帝赐名“仰华寺”。
就在“仰华寺”建成的前一年，长期生活在青海地区的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劝说他的叔祖父俺达汗皈依格鲁派，并向他推荐了时任格鲁派哲蚌寺住持转世活佛索南嘉措。
如果在正常情况下，以俺达汗当时的势力，皈不皈依格鲁派并不十分重要。作为一个领袖，他要考虑的首先是政治性的需求，格鲁派并不是当时最炙手可热的教派，其在蒙古地区的教派能量远远不如萨迦派和噶玛噶举。
不但如此，格鲁派在经过了十五世纪的飞速发展后，已经陷入了其教派第一个困难期。一直鼎力支持格鲁派的帕木竹巴政权，在十六世纪急速跌落，取而代之的仁蚌巴、辛厦巴（藏巴汗）都信奉噶玛噶举，对于格鲁派极尽打压。格鲁派为了保住其教派传承及寺院财富，巩固教派内部的领导权，也采用了由噶玛噶举派首创的“活佛转世制度”。
公元1546年（明嘉靖二十五年），哲蚌寺的上层僧侣认定堆垅地方一个年仅四岁的贵族幼童（其父为帕竹琼结宗的宗本），为上任哲蚌寺主根敦嘉措（1542年去世）的“转世灵童”，并将他迎到哲蚌寺，由他来接替法位，称其为“活佛”。这个幼童，便是后来与俺达汗会面的索南嘉措。
但历史却恰巧在这个时候，给了格鲁派一个机会。经过多年战乱，土默特部落的民众厌战情绪弥漫，需要一个新的精神武器来安慰部众。同时，明朝政府对俺达汗在青海地区的经略极为忌惮，一直要求其放弃向西南发展，为了寻找一个更有力的借口，俺达汗感觉有必要和格鲁派的领袖举行一次会谈。
索南嘉措成年后，同样面临选择的问题。以前一直支持格鲁派的帕竹郎氏自己的日子都过得风雨飘摇，指望他们再鼎力支持已经不现实了。格鲁派面对仁蚌巴和噶玛噶举的步步紧逼，必须再寻找一个能够依仗的大腿。
当俺达汗使者向索南嘉措说明来意，他是不是一瞬间便想到了萨班和阔端，我们并不清楚。但萨迦派发迹的历史和其教派在元朝的巅峰盛景，他一定很了解。作为一个困居愁城的宗教领袖，索南嘉措决心牢牢抓住这次机会。
有些时候，我们不能无端指责西藏的这些宗教领袖，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寻求外援。以他们当时认知来说，民族国家的概念还没有形成。甚至别说是这些西藏的领袖，即便是拥有几千年历史中原汉族，民族国家的概念也是在近代才出现的。因而，发展壮大自己的教派，让自己坚信的宗教思想留存下来，是这些领袖心中最重要的选项。
索南嘉措之前，可能对于蒙古各部的情况，多少有些了解，据《三世达赖喇嘛传》记载，早年他曾在藏北草原地区，向游牧至此的蒙古人传教。[7]因此，对土默特部的实力应该有所耳闻，但并不是所有人，对危机都能感同身受，格鲁派内部对于教派领袖亲赴青海，存在很多质疑之声，甚至，有可能为此发生了非常激烈的言语冲突。
之所以会有这种推测，是因为在他动身之前，发生了极为不寻常的事情。
按照惯例，拉萨传召大法会在每年藏历正月举行，但这一年的传召法会却被提前到了夏天。当索南嘉措主持完毕后，他毅然决然的亲身向北，奔赴青海去见俺达汗。
这种极其反常的情况，不光令我们疑惑，就连五世达赖喇嘛也在其自传中说道：“由于当时发生了争执，索南嘉措对一些侍从很不满意，有意再不返回拉萨，所以将本应在正月举行的拉萨祈愿大法会提前到夏天举行，错乱了缘起，因此去青海以后再没有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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