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原有五大镇，皆以溪流命名，分别是枫泾（枫溪）、朱泾（珠溪）、干巷（干溪）、张堰（留溪）和吕巷（璜溪）。
枫溪大概以溪边的青枫得名，干溪因干将得名，留溪因留侯张良得名，珠溪大概只是和朱泾同名，璜溪可能与姜太公在磻溪钓得玉璜有关。其中四个镇的名字基本与原来溪流名字相关，只有吕巷之名改动很大，因为吕良佐。
吕良佐出生于吕巷，字辅之，号璜溪处士，世居华亭胥浦之南、沥渎之阳。沥渎就是璜溪，今天叫吕巷塘。
吕良佐与元末明初的松江名流杨维桢、陆居仁是挚友，天马山三高士墓的墓主人，就是杨维桢、陆居仁，外加一位钱惟善。杨维桢被誉为元代（末年江南）文坛领袖，他为吕良佐撰写了墓志铭：《故义志吕公墓志铭》，赞誉吕良佐为“淞上田文”，田文就是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其实淞上曾为另一位战国公子春申君的封地，怎么不称其为“淞上黄歇”呢？
吕良佐生于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卒于元顺帝至正十九年（1359年）。
1351年，黄河沿岸爆发红巾军起义，反抗蒙古人的统治，一时之间，豪杰蜂起，狼烟四起。
1353年，张士诚在高邮起事。
1355年，张士诚派其弟张士德从通州渡江进入常熟。
1356年，张士诚攻陷平江，接着又攻陷湖州、松江及常州等路。
在此期间，方国珍纵横浙闽沿海，时不时地袭击松江等地。
当彼战乱之际，吕良佐不受征召，隐居家乡，组织地方义勇，“保障乡里，全活者数千家”。正因为他对当地有大功德，被口耳相传并称诵至今，并将当地名之为吕巷，以为永远的纪念。
璜溪南岸的古银杏，《上海市古树名木目录》中编号0033，一级保护，估计600年树龄，原来有杨侯庙，不知是哪个杨侯（二郎神杨戬？肯定不是杨维桢），如今只有当地居民放置的临时烛台，为杨侯进香。600年树龄，公元1400年左右，正是吕良佐“保障乡里，全活者数千家”的时期。
蒙古人入主中原后，一直将中原大地当成一个大牧场，不知道如何管理这片农耕土地，也一直不明白读书有什么用处，对待科举考试和读书人不冷不热的。到吕、杨、陆等人生活的年代，蒙古人已经统治中原半个多世纪了，总算有些蒙古贵族明白马上是无法治理天下的，有了一些文治的苗头，但留给汉族知识分子上升的空间依然极小。
至正十年（1350），吕良佐有感于科举取士之不足，创设应奎文会，发现经世之才。他邀请杨维祯、陆居仁担任主评，在700余卷投稿者中，选出40卷，并将入选作品付梓流布“以传不朽”，“一时文士毕至，倾动三吴”，蔚为文坛盛事，演绎了600多年前的编辑部的故事。
璜溪的玉秀桥，始建于宋代，明万历年间重修。现桥为民国十六年八月重建，1983年元月重修，有些桥板可能比较古老。据说杨维桢等人曾在此桥上眺远酬唱，“应奎文会”当在此附近。
吕良佐曾建璜溪义塾，供贫而好学的子弟就学，并重金邀请杨维桢、鲁渊等著名学者为塾师。
吕巷小学对面的二棵百年桂花树，《上海市古树名木目录》编号1202、1203
吕良佐在大元灭亡前就去世了，但他聚集乡勇、保障乡里，对抗的却是张士诚、方国珍这些草莽英雄，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其实是在张士诚的统治之下。他的挚友杨维桢入明以后拒绝为朱元璋服务，几乎带来杀身之祸。
我们大概会困惑于他们这一批文人的纠结，他们的民族仇显然是让位于阶级恨的，他们可以接受蒙元官员的差遣，而不能接受海盗出身的方国珍、盐贩出身的张士诚、乞僧出身的朱元璋，即便他们来自于同一民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自己并不纠结，他们有自己的道德和行为准则。
我们可能更熟悉清亡之后的文人，如辜鸿铭、罗振玉、王国维，很长时间内我们蔑称他们为满清的遗老遗少，但当我们了解他们多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正直的人格，他们的学识，以及他们对中华文化的伟大贡献，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应该也可以理解吕良佐和杨维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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