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家中的顶梁柱，也是风向标。无论他有什么样大的行动，总能影响着全家人的命运。
在1964年的春天，父亲被调到农村搞什么运动去了，不久我们全家就跟随他迁移到他工作的地方也是我们的故乡——大顺。从此定居在那里，一住就是好多年。
我们家住在镇南头的一排约有五大间草房里，坐东朝西开门，和公社大院隔路相望。北面紧邻这公社的是合作社商店，再向北，一条大路通向集镇。中间还隔了一条小河，有一座木头桥将它们连通。每次从那座破旧的木桥上走过，我都担心自己会从桥上掉下去。
集镇上只有两条街，东街和西街。我最喜欢的是西街，因为每当逢集时候，这里的商贩最多，最热闹了，而东街只是多几家商铺罢了。以现在的目光来看简直落后得不能再落后了，几乎都是手工作坊。
我家门前有一片较大的开阔地，后来，爷爷和奶奶便在房前开辟了一块菜园地，围起了栅栏，种了许多白菜、韭菜、大葱、苋菜、蒜和辣椒等之类的。再后来又种了一棵桃树在园中。
就这样，我们家成了集镇上一户吃商品粮的“农民”了。
严格地讲，我的童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搬家时，我和弟弟还小，不知旧居和新居有什么区别，更不知道此时的搬家叫“下放”。当然也不会知道以后我还会有其他的弟弟和妹妹。我家一共有七个孩子，我是老三，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下面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不过，我们家下放时，还只有四个孩子。
因为父亲在农村搞运动，回不来，是爷爷奶奶和母亲带领我们四个孩子，在一个阴雨天里坐一辆解放牌卡车搬到农村的。
这是我从有记忆以来第一次坐车，非常兴奋，倘若我知道在以后日子里，我要为此付出十倍和百倍的艰辛作代价，那么我一定不会这么兴奋的。
初到农村，不太明白身份也是可以掉价的。那些地方上的孩子开始见到我们操着与他们不同的口音，不知道这一家人从什么地方来的，就一致认定我们是入侵者，用我们听不懂的土话骂我们，而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却以为是友好的欢迎词，于是微笑着聆听着，直到他们向我们投掷小土块，害得我们四处躲避，这才知道我们并不受欢迎。
首先是父亲变了身份，称呼由“厂长”变成了“书记”，我们则由城市的市民变成了乡下的半农民。至于厂长和书记是多大的干部，它们有何区别我就不懂了，只是每每从奶奶的语气和神态中才能略略地感受一点优越性。因为奶奶每当与别人谈起父亲时总有掩饰不住的自豪和骄傲，而别人也总是表现得毕恭毕敬，我就以此断定父亲再怎么掉价也还是有身价的，我们总能得到些他的庇护，粘一点他的光。
我们一家自从迁居到这个偏僻的农村集镇上，兄弟姐妹几个也就很快地入乡随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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