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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冯子和先生学戏

云燕铭

“跟我学戏不用钱”

我们全家随高叔叔离开扬州,来到上海。过了一段时间,我爹经高叔叔介绍搭上了卡尔登剧院由周信芳先生组成的班子。这班子好演员多,以周先生为主,配角搭配得齐整,行当全。我却很少去看戏,因为后台不许带家属,前台看戏任何人都得买票。家里生活困难,爹只在有旦角戏时,才挤出钱给我买票看戏。

记得那是周先生发起的一次义演(救济难民),周先生请出了被誉为南冯北梅(指梅兰芳先生)的冯子和先生参加义演。冯先生早已离开舞台多年。他视金钱名利如粪土,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身怀绝技,却因不愿受人轻视而过早地脱离舞台,用他自己的话说:“你有金钱势力,我有艺术、人格,你花多少钱,即便是用枪逼着我,我也不出卖艺术和人格。”他不仅为人刚正不阿、而且在京剧表演艺术上有独到之处,自创一派。他艺术高深,可谓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周先生约请冯先生演三场戏,由周先生配演,两场《红菱艳》,一场(冯小青》。我妈当了衣服为我买了两场戏票。

第一场《红菱艳》,近六十岁的冯先生扮演十六岁的村姑香菱,周先生扮演落难的刘公子。他们两位配合默契,我这个不喜欢看男旦的人坐在台下看这两位五六十岁的老爷子演戏,竟承认他们就是一对少年男女。我无法形容他们艺术的感染力,只能说太好了。看这样的戏是最大的享受,我几乎看傻了。止戏后我到后台去找爹,走错门,跑进了主演化妆室。那些帮几位先生化妆的人看着我觉着眼生,便问我找谁,我说找我爹。这时周先生过来了,问道:“你爹是谁?”我说了爹的名字。高叔叔听到我们的对话走出来,对周先生说,“这是我们的小角儿……”一面让人去找我爹。这时我意外地看到冯先生就在面前,目光像被磁石吸住了一般,出神地对他看了半天,不知怎的,失态地伏在桌上抽泣起来。周先生说找不到爹也不用哭呀,冯先生也问我为什么哭,我说:“在前台看戏,您演得太好了,我想跟您学戏。”冯先生拍着我的头说:“学戏也用不着哭啊!”我哽咽着说出了两个字“没钱”,随着放声大哭起来。周围在场的人好像被我的话牵动了心,神色异常,有的低下了头,有的眼中含泪。这时爹走了进来,看到此景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冯先生说:“跟我学戏不用钱。”然后对我爹说:“演完这几场戏,你带着她到我家去,我收这个小徒弟了。”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冯先生脸上闪过那慈祥的笑容告诉我,这是真的。扑通,我赶忙跪下磕头。周先生看了看我,对冯先生说:“这个小丫头有意思,您收她为徒弟,我收她当干女儿吧。”我又给周先生磕了头。转眼间我成了幸运儿,这两位大师如此钟爱,我得到了这特殊的青睐,如从平地跃到万丈高峰。它是高不可攀的,而我却突然离它那么近,这奇迹般的幸福使我犹如置身梦中。

先生的引导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爹带着我来到冯先生家。这是一间不算宽敞的客室,靠墙摆着几个书架,上面放满了书,在一个书桌上整齐地摆放着文房四宝和一些先生的剧照,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出什么像样的摆设了。

我先见过了师娘、师哥(冯玉睁,是王瑶卿老师的入室徒弟)后,冯先生听我唱了几句,我唱的是《汾河湾》的[原板];又让我念了几句白,我念的是《宇宙锋》的[引子]和“金殿”的大段道白。接着冯先生让我解释一下唱、念的词意。先生出的这个题可把我难住了。过去在学戏演戏过程中从没有人要求理解词意,有不少词是我讲不明白的,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答。《宇宙锋)[引子]中有这样一句:“杜鹃枝头泣,血泪暗悲啼。”我竟把杜鹃释为枝头上的杜鹃花。冯先生对我说,作为演员首先要知道演的戏是什么内容,想要告诉观众什么,角色的每句台词是什么意思,如果不识字就无法理解剧情与词意。他还说,梅先生和许多“好角儿”都是有学问的。说着,先生拿出一张纸,那是一张为我拟定的学习日程表。让师哥给我读了一遍,上面是这样安排的:清晨喊嗓,练头遍功;吃过早点到他家由师哥给我练功;中饭后休息一会再到先生家学戏;晚饭后去先生家读书、学习写字。

冯先生非常注重基本功的练习,我每天在天井里练早功,跑圆场、打靶子、踩跷等。其中他教我的圆场功,使我受益极深。天井不大,先生教我跑“太极图”圆场功,即在天井中两头放上两个凳子,一个凳子上放一个盘子,里面放十个小钱;另一个凳子上放一个空盘子。跑圆场要围绕着两个凳子转,从盘子里取出小钱跑过去再放进另一个空盘里。往返要跑五十次,这样练了些天,先生出来看我练功,觉得比以前有长进,就让我在两膝盖间夹一只布鞋。要知道夹鞋练和不夹鞋差别很大。两膝盖在走圆场过程中稍一分开,鞋就掉了。先生规定,掉一次要重跑两圈。圆场步子既要小,又要提着气,脚落地时必须前脚掌、脚尖先着地,脚后跟随着落地,脚下不许发出响声,而且要求腰板要挺,如果腰上不撑着劲,跑起来必然晃晃悠悠,上身不能动,不能晃,而下身要活,疾走如风,跑出来得稳,得圆。

过去我常听外公讲,当演员圆场功很重要,无论文戏还是武戏都离不开圆场,比如文戏里表示急忙赶路,要用跑圆场;武戏里表示彼此追逐,也要胞圆场。冯先生也常对我说,一个演员圆场跑得不好看,戏唱得再好也不能使台下观众满足。圆场都会胞,跑得好不好,美不美就在于稳不稳,利落不利落。先生要求严,我练功也格外下工夫,常常跑得腰酸腿痛,热汗涔涔,这时我心里默念着先生的话:练功没有捷径,只能靠磨炼。想到这儿咬着牙也要坚持到底。在先生严格指导下,经过刻苦熬炼,我才打下了较扎实的基本功底。

冯先生教我的第一出戏是《花田错》。先生演的《花田错》和我以往所看到这个戏不同。冯先生给我讲了剧中春兰这个小丫头的身份、年龄、她在主人家的地位,以及她和剧中有关人物之间的关系。他对我说:“许多角色她们的年龄相同,甚至出身也相似,但她们生活的环境不同,每人的性格也不同。因此,我们要分别把她们演成独立的人,就是她自己,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她的一颦一笑都是与别人不同的。这只靠咱们掌握京剧的基本功是不够的,不仅要靠外形的表演,还要深入体会,必须记住要用心去演戏。”先生的一番话在我的脑子里像燃起了一个个火花,启发着我去琢磨、去探索。尤其是“要用心去演戏”,更是令我铭记不忘。

提到体会角色,就联系到演员的文化修养。冯先生为我找了些书,其中有小课本、有唐诗,还有我儿时见到过的百家姓。他教我识字,鼓励我读书。从此以后我边学文化、边学戏,在学戏的过程中,再也不是不懂唱词含义,师傅怎么教,我怎么唱了,开始思索如何演好所扮演角色的性格和特点。这在我艺术生涯中,是前进中的一个里程碑。

“偷戏”

我在拜冯先生时用的名字是“云燕尘”,后来先生给我把“尘”字改为“铭”字,说起来,这里还有一段令人难忘的事情。

我们来到上海后经人介绍租了一个亭子间住,在我们所住之处楼下还住了些演员。房东家的姑娘也在学戏,总有老师来她家教戏。我渴望学戏,而且从未满足过,学多少也觉得没够。看到人家学戏,我简直羡慕极了。有一次,老师在三楼的大厅房给学生排戏,我从楼上下来,厅房门半开着,我被吸引住了,站在门边,屏住呼吸,瞪大了眼睛往里看,忽然感到小辫儿被谁揪了起来,接着就听到房东李大妈一连串恶狠狠的声音:“你这小偷,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没等我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已经被拉到了我家。李大妈大吵大闹地指责我妈说:“你怎么不管管这孩子?不学好,偷戏,不花钱学来的戏演了也成不了角儿。你们这孩子真没出息。她要是成了角儿,把我的眼睛挖出来造成泡……”我妈是爆性子,很要强,从没受人这样奚落,她嘴唇突突地发颤,什么话也讲不出。我爹问李大妈,我做了什么坏事,她又重复地说我是小偷,偷看人家学戏。爹忍气说了些道歉的话,李大妈的火气方消了些。临出门还冲着我扔下了几句话:“下回别干这不害羞的事,得学点好……”

她刚一出门,我妈抄起一根竹笛子使劲地打在我身上。我没有躲,也没有哭,只是狠狠地把嘴唇咬出了血。笛子打裂了,妈妈丢掉笛子,一把把我楼在怀里,失声痛哭起来。姥姥也在一旁伤心地掉泪。爹呆呆地坐在一边叹气,我木然地立在那儿,一动不动,长然若失地凝望着,我做错了什么,学戏也成了“小偷”?姥姥心疼地说:“壎啊,你哭吧,别憋坏了”妈边哭边摇着我的双肩,叫我哭,我当时只在想一个问题,我要争这口气,要成好角儿!

冷静下来后,外公给我讲了“十大班规”,但这里面并没有偷学戏这一条,“偷戏”触犯了哪条规矩?我想不通,并不单单觉得委屈,而是感到这世道太不公平。“偷戏”这两个字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深深地划下了一道伤痕。

我拜了冯先生之后,对他讲起此事,先生说,这就是把“艺”和“钱”连在一起的结果。并说:“你能记住这件事,用它来鞭策自己上进,很好。”为此,先生把我云燕尘的“尘”字改为“铭”字,为的是让我把这些不公平的事铭刻在心,为穷艺人争气,成了名也不可忘本!

别师

1939年春节前,青岛光陆戏院的盛连奎先生到上海接名演员,约好了凌湘娟、小小活猴等几位。盛先生是我爹的师兄弟。有一天,他来到我家,对我爹说:“事情办砸了,凌湘娟定钱都拿了,临时又变卦不去了,这大过年的,让我上哪儿再去抓角儿呀!”我们一家也替他愁。他忽然高兴地说:“让姑娘顶替凌湘娟去吧。”我爹赶忙接过去:“这可不是顶花艳云演《西游记》,您老远接的角儿,要是砸了,您可怎么向老板交代。再说,要去就得全家走,可现在卡尔登干得挺好,丢了这么好的班子有点舍不得。先让她多学点戏再出去唱吧。”连奎师伯再三恳请,无论如何要我们帮他过这一关,我爹只好答应云问问冯先生再作决定。

爹带着我来到冯先生家,先生听了之后,未置可否,说让他好好想想,过天再说。第二天我们又去了,先生说想了一夜,同意我出去锻炼锻炼,他权衡了轻重,既想让我多学几出戏,又觉得出去闯闯能得到实践,提高得快。百学不如一演。先生要把《贵妃醉酒》这出戏给我排完,把刚学完的《打花鼓》再加加工。并给了我《妻党同恶报》、《冯小青》、《红菱艳》等先生代表作的剧本。在短短的十几天里,把每个戏的要领、表演方法、唱腔都详细给我讲了。

行期将近,我心中被一种说不出的难受困扰着,冯先生待我像亲女儿一样,和他学戏的一年多来是我艺术上的一个大转折点。他教戏教文化,更教我怎么做演员,怎样做人,他是我最大的恩人、恩师。但这一走,可不知何时再能见到他老人家。冯先生也同样舍不得我走,他和我父母商量,他膝下没有女儿,想认我作过房女儿,我爹妈欣然同意。

就在我们离沪的前一天,在先生家,没请任何客人,只我们两家人,仪式由先生亲自安排,既简单又隆重。堂屋里摆上香案,点燃了红烛。冯先生笑着说:“这比拜信芳(指周先生)隆重得多了。”我行过了脆拜礼,先生拿出一份义父给女儿的见面礼。那是一幅镶在镜框中的字画,是义父写的四个字“孝,俭,端、和”,落款是他老人家的号“春航”,他对我说:“爸爸没什么送你的,给你写此几个字,既是父女间的见面礼,也是临别赠言。”把字递给我又解释道:“孝’是孝顺老人,'俭'是勒俭、朴素,作演员凭演戏挣钱不容易,不要讲究吃穿,乱用钱,尤其是穿戴,不要追时髦,在舞台上扮演得越漂亮越好,私下生活当中越俭朴越好。'端’是端庄,切勿失于轻狂,女孩子不要吸烟、喝酒,戏班子里有些女演员和人打骂、开玩笑,万万使不得。'和’是和气,即使是成了角儿,也不可摆架子,要谦虚谨慎。”我悉心倾听着,默默地记下了老人家说出的每一个字。义父的话是向女儿托出了一颗慈父的心。我眼睛湿润了,强忍着马上要夺眶而出的泪水,但眼泪终于如断珠般滚下来。

几十年来义父的话一直指导着我的言行,我不吸烟、不喝酒,在穿衣服上以布衣为主,有不少人问我为什么总穿蓝布衣服,真的连买点好衣料的钱也没有吗?我总是回答说,我喜欢蓝布。是的,我特别喜欢布衣服。这在田汉先生给我的诗中也能看出。不过从得到这四个字的赠言之后,我穿布衣就更多了一层深刻的意义,就是铭记恩师的教海。恩师赠的字,我一直把它当做座右铭。在到处流浪演出的日子里,无论住在什么地方,每到一个住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幅字挂起来。遗憾的是,“十年浩劫”,几次抄家,它未得幸免。至今我仍幻想着或许能找到,使它重新回到身边来。

从那个难心的日子与恩师一别,便成了水快,恩师于1942年逝世。当时我在外地演出,过了些时候才听到这个噩耗,再也无法见到我最怀念的恩师了。他老人家音容宛在,留给我的是精湛的技艺,是做人的哲理,是慈父的一片爱心。

(选自《中国戏刷》1992年第23期,标题为编者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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