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佛教传入并兴起,道教创建并壮大,都在汉代,除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与汉代有神论泛滥的文化土壤有关。
在中国思想史上,战国是无神论高涨的时期,理性主义形成思想界主流,不仅儒家“不语怪力乱神”,就连颇有仙气的道家,也反对迷信鬼神和巫术;及至秦汉,统一帝国建立并趋于稳定,统治阶级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巩固社会秩序,便大力提倡宗教神学与世俗迷信,包括统治者个人也好这一口,众所周知,秦始皇和汉武帝都迷恋神仙方术,欲求长生不死。
在这种政策推动和文化氛围之下,各种学说都发生了向神学转化的倾向。包括享受“独尊”待遇的儒家学说,也在董仲舒的“外科手术”下,嫁接了阴阳家的阴阳五行思想及符应说,并加以演绎和发展,炮制出一套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作为政治上的指导思想。不多谈符瑞灾异、怪力乱神的孔子学说,演变为充斥阴阳五行、鬼神信仰的“新”儒学,谶纬神学由此发端。(谶是秦汉间儒家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是相对经而言的,即以神学附会和解释儒家经书。)
到西汉末期,谶纬神学发展迅猛,乃至于泛滥,进而演变成一种神学统治术,利用谶纬预测政治,制造舆论,谋夺权力;在两汉之际谶纬甚至被称为“内学”,奉为“秘经”。像代汉建新的王莽,就利用谶纬为自己改朝换代制造理论依据。汉光武帝刘秀不仅利用谶纬谋取天下,在登基后还“宣布图谶于天下”,并极力维护谶纬神学的权威。
上行下效,这个时期,各种迷信充斥社会生活,朝野上下弥漫着鬼神崇拜的神秘气氛。像王充等极少数无神论者对有神论的猛烈批判,正反映了当时神学思想与迷信行为泛滥的现实。
这无疑是一个最有利于创建宗教的时代。不论是从外传来的佛教,还是土生土长的道教,便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并逐步成长壮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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