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时代，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靠打猎为生的原始人不得不靠自己种地来补充采集食物的不足。距今1万年，农业革命爆发，人类从旧石器时代走进新石器时代，从食物采集者变成食物生产者。“公元前8000年时组成全体人类的狩猎者，到公元前1500年时，减少到几乎只占人口的1%。”
如今的信托行业似乎也在经历一场农业革命，即摒弃机会主义的打猎心态，明确信托主业，从游击队改编为正规军。但我们可能也产生了一个观念上的盲点，那就是历史上的人类在放弃打猎之后，选择的创新道路不只有农耕，还有一种生产方式叫游牧。在我看来，信托就算不去打猎，恐怕也是要过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举个例子，最近两年，不少信托公司为了向标准化、净值化、直接融资化转型，开始进军证券市场，并将所谓的TOF类产品作为切入点，着手与券商、基金公司合作，发行配置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的信托计划。
我的理解，这种业务本质上是把自己辛苦培育多年的募集资金导流到由他人主动管理的资产。在现有的金融行业体系中，信托公司的资金获取能力本就谈不上多出色，先天就没有网点布局优势，产品线又过于单一，高净值人群信息依然掌握在私人银行手中，不少信托公司发力直销团队都没几年。做TOF等创新产品，完全是在发挥不是优势的优势，把习惯于购买非标债权资产的客户，导流到证券市场上去。
假使一切顺利，这部分客户开始“觉醒”，最终有了新的风险偏好。那么紧接着又会出现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还要继续购买信托公司发行的TOF，而不是转而投资市场上更成熟、更专业的FOF、FOHF等母基金产品呢？信托公司客场作战，它的差异化优势会在哪里呢？所以，如果自身没有对子基金管理人的判别能力，没有对市场交易策略的理解能力，只是按照基金历史收益排名进行简单的分散配置，那岂不是另一种通道业务？
换而言之，信托业的TOF必然是“以空间换时间”，在资金导流的同时加快自身能力建设，希冀自己最终能修炼出不输于证券业、基金业的投研能力、产品资源，而这就需要巨大的战略决心、资源投入、试错空间和运气眷顾，才能在别人的主场完成逆袭。而就算信托公司以这种方式成功定居到了证券市场中，那么它也就变成了银保监治下的“基金公司”，最终只是单纯增加了现有细分金融市场的产能。
截至2019年底，中国公募基金的规模也就14.8万亿元，其中一半还是货币基金，如果中国的证券市场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是很难想象这个市场还可以再承载20万亿元的信托资产过来“移民”。
证券投资如此，消费金融、特殊资产等业务热点可能也是亦然，所有现成的细分金融市场都已有传统金融机构盘踞，信托公司的意义短期来看只是带来了一部分增量资金，“浅耕”则沦为资金通道，“深耕”则难有差异化优势，深浅不知、进退维谷。
所以，信托业要想种地，难点不仅仅在于筚路蓝缕、刀耕火种，更在于如今的金融市场可能并没有一块“应许之地”等着信托业去开垦，历尽艰险越过山丘，却发现无人等候。
那中国信托业怎么摆脱连续陷入同质竞争的窘境呢？它的差异化竞争力又在哪里呢？
理论上看，就是“风险隔离功能”，避税继承、证券化SPV和公益信托等等才是信托业的“本源”和“初心”。但从融资补充转向事务管理的话，等待信托业的一定是系统性萎缩。西方的家族信托之所以备受青睐，是因为信托能帮助家族规避高额的遗产税，而我国是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国家，信托公司大多也是国有企业，去给私人资本做避税筹划、代际传承，似乎存在诸多困难。
实践上看，其实是所谓的“灵活性”，业务机会几乎一直处在边缘地带、夹缝地带和混合地带。我在之前的文章里也谈过，第六次行业整顿后，我国的信托业赶上了四万亿的杠杆风口，名为私募投行，实为影子银行，长期赚的是“合规风险溢价”，贷银行所不能贷、不敢贷，譬如默认开发商套取贷款拿地，默认地方政府扩张隐性债务等，从而为投资者赚取超额的“无风险利率”。
我国信托业源自日本，而日本也是个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国家，日本信托业从开办之初就大力发展金钱信托，并形成了侧重长期融资的功能特色，与主要进行中短期融资的银行业形成互动和补充。所以，长期来看，我国信托业可以以日本同业为鉴，还是要把握灵活性的优势，立足银行融资补充的定位，但与银行的分工不再是基于合规容忍度、管理规范性的差异，而是基于风险偏好、产品设计的差异。
所以我所想象的信托行业未来，确实亟需能力建设和文化建设，但却难以在具体细分金融市场上开垦自留地，而是在广袤的多元金融市场上迁徙，寻觅水草丰美的草场，从项目追逐过渡到产品配置。
文中图片来源：电视剧《汉武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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