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琏璞
从和平里向北至三环的马路修成了，一群京城里的河北人进城方便了许多。这条马路南起安定门外豁口，北达三环太阳宫，再向北就沒有路了，那边是一片田园风光。
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旧事。那条马路称为和平街，和平街以东不远处，有一所大学，从校名就可看出，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它归属河北，地处北京。那时的三环有其名而无其实。如果从此处前往海淀方向某地，需绕经西直门。和平街以西至学院路那一段，还隐藏在青纱帐里，未露真容。学校再以东，有一个探古寻幽的去处，那是忽必烈留下的遗迹，元大都故城老墙，民间称其为土城。曰土城，源自其有土无砖，筑土为城。城墙上林荫茂密，百鸟栖息，凤歌蝶舞，野趣宜人。虽难比燕京八景，却也令赏者自得其乐。
那时的北京是从容而恬静的，远不似今天这般焦燥嘈杂。学校里或多或少还残留着某些旧时的风致，比如偶有老者穿着长袍，戴着金丝眼镜蹒跚而行，如同民国遗影。教员称先生，妻子呼太太，你我随遇而安，斯文诚恳。为立项职称撕破脸面，动用十八般武艺，暗使手脚者，在那个年代还少有修成。
教工宿舍区距教学区不足千米。与化工研究院、七机部、中央乐团等单位宿舍比邻。那时沒有小区的称法，均以单位名称后缀大院相称。那个社区当为北京最早对外国人开放的区域之一，道路清洁，楼宇规整，其间是绿树掩映的小街，常有金发碧眼的男女不期而至。以那时的开放程度，不外乎苏联人或东欧人。在城里人被煤烟薰得灰头土脸的时候，此处居民已在享受管道煤气带来的惬意。一些曾经显赫的人物，如大清末代皇帝溥仪、民国将军范汉杰等，均居于此地一座林木相拥的楼房里，他们的职务是中央文史专员。
今天京城高楼林立，车拥人挤的景象是那时的人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大院里安祥静谧，罕有住户失窃。林荫遮盖的小街上，安宁如梦，偶尔一两声剃头匠或磨刀匠的吆喝，悠然恍如歌唱。
此时已是六十年代中期，没有人能预料，动荡的十年即将揭幕，许多人的命运将被彻底改变。
蒸汽火车嘶鸣着，离开永定门车站，向着西北方向，出南口，过居庸，慢腾腾地行驶在大清时代詹天佑修筑的京张铁道上，拖着长长一列车箱，气喘嘘嘘，仿佛有些力不从心。车箱里，人们悄声议论着，不时咳声叹气，对目的地有种莫名的茫然和焦虑，无心观赏眼前的峻岭雄关。只有孩童们纷纷爬到车窗前，好奇地望着外边，叫着唱着笑着，全然不理会大人此刻的心态。
早在半月前，河北北京师范学院的教职员工们在搬迁令下达之后，就在一派紧张的气氛中，开始打点行装，家具用草绳包裹得严严实实，仿佛要踏上山重水复的远途。其实，新校址位于河北省宣化，距京不过一百五十余公里许，火车行驶约需三小时。只不过此刻人们心理感受的距离要远远大于实际的地理距离。毕竟是要与北京告别了，而且未知是否还有回归之日。
终于，火车缓缓地停在站台上，人们扶老携幼下了车，两眼四顾，环枧着这座知其名而未谋面的塞外古城。此处就是目的地：宣化。
这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搬迁大军中的一部，第一次踏上了这片陌生的土地。宣化是京西北屏障，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乾隆皇帝御封神京屏翰。然而此刻人们全无怀古之心，坐在颠簸摇晃的汽车里，揣测着新的家是个什么样。途中，人们第一次看到了沙丘，圆圆的像按扁的馒头。那是塞外狂风的杰作，一夜之间造就，又在一夜之间抹掉。车停稳后，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到家了！这就是新的家吗？荒野之中，用红砖和土坯垒起的一片平房，一条土路向里延伸，最高的建筑是一座三层楼高的水塔。在这片家园之外，便人烟稀少了。眼前的一切似乎在告诉人们，离开北京真的已经十分遥远了。
初到宣化，人们便领略了塞外朔风的强悍。十余天里，家具尚未运达，只能在地铺上挨过漫长的寒夜。更要命的是沒有炉具，只能挖坑为灶，烧柴起炊，而灶火完全不受驾驭，不免令人手忙脚乱，气急败坏。烧出的饭食焦糊有之，夹生有之，风味各异。
在其后两三个月里，学校教职工绝大部分陆续迁抵新址，随往的还有六九届尚未分配的大学生。至此，驻京部队军宣队完成了使命，将学校像货物一样移交当地部队军宣队。校名中北京二字成为过去的历史。
新校址由四个互不相连的平房群落构成，依其形态称为村，当然也有与工农结合接受改造之意。根据功能和布局，分别命名为院部村、文史村、数外村和家属村。其实除家属村和院部村，其余两村利用率极低，学校自一九六六年后再未招生，只有六九届未及分配的数百学生。空余的房屋被省职五七干校占用。学校工作的全部内容就是挖洞备战，政治学习。地理位置决定了与工农结合极为不易，工厂设在城里，最近的农村也相距十里之遥。学校别出心裁，组织由教师、待分配大学生和沒有开课的中小学生建立宣传队到农村开展宣传活动。闭塞的村子里忽然来了一群陌生人，使村民们大惑不解，他们用警觉的目光观察着这些不速之客。宣传队给他们讲解国内国际形势，讲解一打三反的意义，讲解勃列日湼夫柯西金社会帝国主义入侵捷克。讲者淘淘不绝，听者不知所云。
宣化城南，洋河缓缓流过。再以南是广袤的原野，土壤贫瘠，地广人稀，历朝历代，少有改观。然而不得不佩服我们的学校，在这样的环境中顽强地生存了十余年。随遇而安永远是面对生话的一种能力和品德。教职工的生活方式悄然发生了变化，为解决必须品的匮乏，人们开始在房前屋后开辟荒地，种植蔬菜，扎篱筑墙，养鸡喂鸭，心安理得地从都市走向田园。月光下面，倾听着浇园发出的潺潺水声，嗅着将要成熟的瓜菜散出的清香，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到了收获季节，对各家菜园经营效果品头论足，就成为园艺比拼的群英会，技高一筹者最具谈资，不免飘飘然，技不如人者心有不服也只得三缄其口。如今看来，彼时应是一种破涕为笑的生存状态。陈丹青说，去他妈的，活下去最要紧!这真是智者的语言。
在那穷乡僻壤的洋河南岸，学校默默坚持了十年。其间，有冤死于政治运动者，有殒故于生活不适者，更有大批精英忍痛而去。至“文革”结束，学校的未来成为人们议论最多的话题。那时许多“文革”和备战期间迁出北京的院校陆续回归。返京的设想也在师院部分教工中流传并付诸运作，终因各种原因未能实现。一九八一年，学校带着满身伤痕，带着爱怨交加的复杂心情，开始离开十年的生存之所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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