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翌霖 (清华大学助理教授)
责编 许嘉芩 刘愈
上周五（3月30日）应邀去上海自然博物馆参加“品读会”，介绍我自己的《过时的智慧》，虽说是个内部的活动，但听众不少，有50多个来自博物馆和出版社的朋友参与。
我定的报告题目是“过时的智慧及其现实意义”，听说刘夙也去之后，我特意强化了其中达尔文演化论的逻辑，博得一句“有启发、没想到还能这么用。”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篇报告对我来说挺独特的，因为我似乎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表达某种“自然主义”的立场，而这种强自然主义又是为了辩护一种“相对主义”。
首先，我们讨论“历史”这个概念。
“历史”（history）一词，现在有三层意思，一是指“过去的事情”，二是指记录这些事情的文献；三是指以经验考察、记录为主的研究活动。
在词源演变上来看，第一层最常见的意思恰恰是最晚近形成的，最初history一词指的就是一种探究活动，这种探究更偏重经验知识，而与沉思静观的哲学传统相区别。
关于history这一概念特别是它在natural history这一词组中的意义，我有过许多讨论，在这里长话短说，我想点出的是：并不是先有了一整套“过去的事情”，然后历史学家去研究它们，而是相反，在历史学家们把各种各样的“事情”记录下来之后，它们才注定成为“过去”。在纸上看到的事物，都已然不在眼前。文字或其它记录载体让人们的经验和认知具有时间性，记录让事物成为“过去”。
但“科学”从一开始就试图成为一种例外，那就是说，似乎是要寻求某种被记录下来，却不成为“过去”的东西。这种东西，在古希腊人那里，就是“自然/本性（nature）”。在希腊人那里，现实世界中充满了变化，事物的表象变幻不定，但其“本性”却是恒定的。整个希腊哲学乃至西方哲学的基本旨趣，就是在变化的世界中寻求永恒。他们相信永恒之物的存在，而且，相信这种东西或多或少是可以言说的。
对比来看，中国古代缺乏这种“可记录的永恒”的观念，所谓“道可道，非常道”，真理或者是变易的，或者是不可由恒定的言说去把握的。因此在整个中国古代学术中，科学与历史这两个领域从来没有切割开来。
但“过去”和“永恒”从没有真的划清界限，事实上人们发现，那些曾经被当作“永恒”的真理而被记录下来的东西，也都纷纷成为了“过去”，这一过程就是“科学史”。
科学也有历史，这件事情被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了。在文艺复兴时期，学者们首先注意到了文本知识的“退化”，他们发现了辉煌的古典时代，认为古人业已获得的知识在漫长的中世纪中因为传抄讹误和佚失而退步，所以文艺复兴时人们试图还原“过去的文本”；但稍后，在科学革命时期，人们就开始相信学术会日益更新进步，伟大的古人所掌握的知识也是错的，现代人需要采用新的方法去探求真理。这种不懈的探求获得了巨大的效益，人类进入了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但正是科学日新月异的状况，更加强调了科学的历史性——曾经的定论不断被打破，曾经的知识不断被更新。
人们发现被记录下来的“科学”同样也会“过时”，那么究竟要到那里找到永恒的东西呢？人们试图从方法论层面寻找永恒正确的东西，但收效甚微，怀疑论者的主张日益有力。到了当代科学哲学，整体论和范式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存在某些“永恒的记录”，因为任意一条命题本身其实只是一堆符号，它们的意义必须放在作为整体的科学活动中才能得以理解。而科学作为整体又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
当然我们可以相信，科学虽然不断更新变化，但总是朝向某一永恒不变的目的而发展的。问题是，这个永恒不变的目的是什么？它能够被白纸黑字记录下来吗？如果能，谁有权掌握这一记录？如果不能，那么这种“永恒”之物似乎与上帝差不多，无非是一种安慰人心的信仰罢了。
但是，这意味着虚无主义注定胜出了吗？如果我们不得不严肃地承认“科学也有历史”这件事情，就可以随意任性地认定何谓科学了吗？
在这里，我坚持一种自然主义的科学观。所谓自然主义，首先是与神秘主义相对的，也就是说，不诉诸于某种绝对超越的东西来为自己撑腰。信仰不是坏事，我可以相信我所认定的永恒之物，你也可以相信你认定的永恒之物，但是我们如果要在公共空间争论某些问题时，就不应该依靠那些只是我私人相信，却拿不出公开依据的东西。
简而言之，就是说，“并没有永恒者为科学背书”。我们不得不承认：科学有其历史，而其演化历程并不是建筑在已然固定的永恒基础之上，也没有某种已然明晰的不变目的来指引方向。
其次，这个“自然”是“自然选择”之自然。达尔文主义的演化论或者说进化论，与其说是一种生物学的具体结论，不如说首先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看待问题的视角，它也可以被用于理解诸如宗教、文化、政权等等不同类型的人类活动之间的竞争和演替，在这方面，科学并不例外。
达尔文主义讲“自然选择”，不是说有一个叫做“自然”的永恒者，取代了之前那个叫做“上帝”的永恒者，来对万物施行选择。“自然”更不存在任何目的或意志。所谓的“优胜劣汰”，也并不是说存在某个永恒不变的标尺，用这个标尺来度量谁优谁劣。
演化论的要害在于在取消了“永恒者”的任何角色之后，再来解释事物的来源及其演变。“自然”不是绝对不变的永恒者，而是不断变化的，相对于适应者而言的“环境”。
“适者生存”说的不是适应上帝的绝对计划，或者适应某条永恒不变的规则，而是说适应环境。所谓“环境”可大可小，从整个生物圈，到局部的栖息地、小生境，在不同范围上的环境之内，发生着不同层面上的“竞争”。物种之间互相竞争，性状之间也互相竞争。就科学而言也是如此，从整个人类社会，到特定的阶层、地域、学术圈，竞争在不同层面上展开。大到学科、范式之间的竞争，小到个别假说、数据之间的竞争，都可以放在相应的环境下去理解。
“适应环境者生存”本身并不是一条具体结论，而是一种思维方式或研究角度，沿着这个角度，我们将会关注具体的研究对象（比如物种、科学理论）与其相应环境之间的各种互动关系，去研究环境如何塑造和限制着这些事物，该事物与其它竞争者相比，在顺应或突破环境的限制方面，有哪些突出之处。这些才是“结论”。与这种思维方式相反的，就是沿着“永恒者”切入的视角，这种视角试图寻找一个超越历史、脱离语境的绝对的基准点或参照系，在这个永恒的背景下再去探讨具体的事物。
所以这种自然主义的科学观首先就是要打破绝对主义，用“相对的时代环境”来取代“绝对的永恒基点”，讨论事物与相对环境的关系，而不是讨论事物与绝对目的的距离。
如此看来，一般所谓的“相对主义”，实在就是自然主义的延伸。库恩强调科学史中“社会心理学”的作用，科学知识社会学强调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作用。说这些“外在”的东西会影响科学知识本身的发展，这听起来似乎离经叛道，其实这才是更彻底的自然主义态度。社会心理也好，权力结构也好，都是具体科学的历史环境的一部分，考察具体科学与具体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正是演化论科学观给我们指引的方向。
“环境”不是固定不变的，环境塑造物种，物种也不断改造环境。物种与环境没有绝对的界限，物种本身也构成环境的一部分，狼和草是兔子的环境，兔子亦属于狼的环境。科学是时代的产物，同时整个时代的面貌也受到科学的塑造。
我们可以去研究和探讨诸如此类的问题：“对于某一特定的科学而言，哪一种环境更适合他生存？”或者，“对于某一特定的环境而言，哪一种科学才是‘最适者’”？但是我们不能跳出相对性，去探讨“哪一种环境是绝对最佳的”或“哪一种科学是绝对优胜的”。
没有绝对的真理，但也没有绝对的谬误，某一种“被淘汰”的科学，可能在另一个环境下有其优势；在现在如日中天的科学，也有可能在新的环境下不合时宜。
但这绝不是虚无主义，并不是说我随便怎么说就可以是“科学”的，而是说，当我想要认定某些东西“是科学”或“更科学”时，我必须指明相应的环境。“环境”并不能凭空搭建，而是演化史的现实结果，或者说你在凭空虚构的环境下所认定的“最科学”，其适用范围也只限于你所虚构的那个世界。
这种演化论的科学观，不仅启示我们去理解现今占据主流的科学之来龙去脉，更提示我们应以怎样的态度去对待那些“过时”的科学。
我们说到，生物与环境互相塑造，精神与时代互相成就。有些科学之所以被“淘汰”，只是因为它们“过时”了，而不是因为它们是绝对的错误。
被淘汰的事物未必耗尽了其所有可能性，许多物种并非在一夜之间就突然绝灭，而只是逐渐失去主流的地盘，却可能在更狭小和更特殊的小环境下继续繁衍。随着时代的变迁，古老物种通过融合、迁移、杂交、和特化，可能催生出新的生存可能性。
比如野生水稻、蓝色玉米、紫薯等等，在一个以粮食产量为至高标准的环境下，都会濒临淘汰，更高产的作物更加优胜。但是当粮食富足，人们在饮食的需求上日益多元化的环境下，这些非主流的作物很可能焕发新生。
对待“过时的科学”也是如此，无非是“顺其自然”。首先必须承认，它们的确“不合时宜”了，不应该让任意一种过去的科学与当下前沿的科学平起平坐。但是，我们也没必要赶尽杀绝，一旦旧知识让出主流，就连最边缘的地域都不让它生存。
“唯科学主义”的毛病，并不在于把时下主流的科学知识当作“最适者”看待，而是在于有意或无意地促使过时的或边缘的知识迅速灭绝。
在演化过程中此起彼伏的物种演替是理所当然的，但以夷平生态多样性为代价的物种灭绝是糟糕的。
“科学史”这一学科正是在一个“多元性大灭绝”背景下承担使命的“环境保护”学科。现代的科学史不仅仅试图以“标本”的形式保存过时的科学，更试图为它们保留一定的“自然保护区”，让过时的科学仍然作为活的智慧继续演绎。
科学史所谓的“反辉格”的态度，无非就是指，我们应当尽可能为过时的科学还原接近当时（曾经鼎盛时）的“环境”，而不能把它们都放到今日的单一环境下衡量。
保护区的主旨在于划定边界，一方面不让过时的科学直接与前沿科学交锋，另一方面也抵御前沿科技对过时者的过度猎杀。但这边界并非密不透风，通过演绎和杂交，我们试图激发过时的科学中那些尚未被充分展开的可能性，也让我们能够在应对下一次环境剧变时有更多的底气。
在历史上，曾经被淘汰但又在下一个时代被重新激活的科学“基因”有很多，例如日心说和原子论在古希腊不合时宜，而在现代被重新提出。元素理论、光的波动说、空间的相对性等等，都在历史上几起几落。我们当然也可以期待某些古老的智慧仍然能够启迪未来的科学工作。
当然，即便没有那么直接的贡献，最起码来说，适当经营一些“保护区”，至少能够提供猎奇探险、野营度假的园地吧。当我们从亲切而陌生的“旧环境”中回归单调而熟悉的现代世界时，我们也可以更清醒地注意到现代世界中那些让人珍惜、让人依赖、让人厌烦或让人警惕的东西，我们平时对它们见怪不怪，但短暂地离开它们再回来看时，很可能就激发起我们的关注和反思。
【本文转载自“随轩-古雴的哲学茶馆”发表于2018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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