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杜维运，1928年出生于山东省嘉祥县，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所，1962年、1974年两度赴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历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杜先生长年从事中国史学史及中西史学比较研究，著有《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清代史学与史家》、《史学方法论》、《赵翼传》、《听涛集》、《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忧患与史学》、《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等多种著作，主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一、二、三）
中国真正的专制时代，应自明代开始。自此以后，君权膨胀，君主威严，远过前代。此与明代开国者明太祖有最密切的关系。
明太祖与汉高祖同为中国历史上由平民崛起而即位天子者。两人各创数百年帝业，两人的个性与出身，皆直接影响到历史的发展。汉高祖“仁而爱人”，“常有大度”，以致在施政上，宽仁而具恢弘气象，为中国历史带来第一个盛世。明太祖以游丐起事，兼具“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得天下以后，厉行专制，倒行逆施，致使中国历史逆转，而汉唐的盛世不再现，政治的严酷，则创了亘古以来未有的纪录。从以下的史实，可以见其真况：
明太祖“雄猜好杀”，得天下以后，尽戮功臣，表现了他最残忍的天性。
洪武十三年（一三八〇年），以谋反罪名，诛左丞相胡惟庸。其时其反状未露，仅有告密者。十年以后（洪武二十三年），又兴胡党之狱，大肆杀戮，被杀者三万余人，株连蔓引，数年不靖。
洪武二十六年（一三九三年），兴蓝玉之狱。蓝玉是北征沙漠扫荡元室余孽的名将，多功而骄，明太祖乃加以叛名诛杀之，牵连被诛者，一万五千人。至是元功宿将，勇力武健之士，相继以尽，罕有存者。当争战之际，诸将冒万死争锋。及天下大定，势如磐石之安，而一一芟夷之，惟恐其生存。明太祖的残忍，自此可以尽见。
胡（惟庸）、蓝（玉）之狱，屠杀四万余人，全出明太祖一人“家天下”的私心。胡惟庸、蓝玉的罪名，多系罗织，未必真实；即真实，亦何至牵连数万人之众？洪武朝又发生空印案与郭桓案，皆系借故滥杀。郭桓案竟至六部侍郎以下皆死，官吏系死者数万人。天下既定，即尽举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一至于此！
明太祖又大兴文字狱，以文字疑误杀人。每阅览臣下奏章，动生疑忌。如奏章中有“仪则天下”、“睿性生知”、“体乾法坤”、“天下有道”等颂美之词，皆伏诛。以“则”音嫌于“贼”，“生知”嫌于“僧”，“法坤”嫌于“发髡”，“有道”嫌于“有盗”。杭州教授徐一夔在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的颂词，其歌功颂德，极尽能事，而身首异处，在顷刻之间。“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薙发也，则字音近贼也”。明太祖的盛怒，区区一教授，生命便如游丝了！太祖出身贫家，游乞为生，学问未深，致以文字杀人，全失理性，天下书生，遂陷于极端恐怖之中！
明太祖如此嗜杀，以致明初文人，多不欲仕。如杨维桢以纂礼乐书，征至京师，留百余日，乞骸骨去。胡翰应修元史之聘，书成，受赍归。赵壎、陈基亦修元史，不受官，赐金归。陶宗仪被荐不赴。此时文人学士，一授官职，罕有能善终者。而大诰中则谓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则罪之。《明史·杨靖传》附严德珉的一段轶事云：
“吴人严德珉，由御史擢左佥都御史，以疾求归，帝怒，黥其面，谪戍南丹，遇赦放还，布衣徒步，自齿齐民，宣德中犹存。尝以事为御史所逮。德珉跪堂下，自言曾在台勾当公事，晓三尺法。御史问何官，答言洪武中台长所谓严德珉是也。御史大惊，揖起之，次日往谒，则担囊徙矣。有教授与饮，见其面黥，戴敝冠，问老人犯何法？德珉述前事，因言‘先时国法甚严，仕者不保首领，此敝冠不易戴也。’乃北面拱手，称‘圣恩，圣恩’云。”
由此可见明初出仕的不易。此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京官如此，外官亦然。“郡县之官，虽居穷山绝塞之地，去京师万余里外，皆悚心震胆，为神明临其庭，不敢少肆。”当时官吏的恐惧心理可见。
明太祖死，惠帝立，齐泰、黄子澄倡议削藩。燕王棣握重兵于北方，宿怀不轨，于是以除齐、黄，靖君侧为名，起靖难之师，兵连祸结四年，终于移鼎北京，建元永乐，是为成祖，史称“靖难之役”。自此役后，成祖继续以刑戮钳制人口，杀戮甚惨，罹罪者几皆族灭，并及幼童。一代大儒方孝孺之死，宗族亲友前后坐诛者数百人。胡闰之案，所籍数百家，号冤声彻天。景清被族诛，籍其乡，转相攀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太祖、成祖父子相继，屠杀不已，已与明末流贼李自成、张献忠没有什么不同了。
明代朝臣士大夫所受到的最大侮辱是廷杖。君臣论事，一言不合，呼杖痛责，重者死于杖下。此法为明太祖所创。当廷杖时，被杖者露股受杖，头面触地，地尘满口中，喊声动地，闻者股栗！明武宗时，谏南巡，被廷杖者一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世宗时，因大礼议，被廷杖者一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八人。终明一代，廷杖不绝，朝臣人格，扫地以尽。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倾慕。明代专制之君，与臣下争意气，不与臣下争是非，致令如此，由此也可见淫威所反映的另外一面了。
古代刑不上大夫，公卿有罪，请其自裁，相较之下，判若霄壤。
明代的严酷政治，从设立东厂、西厂、内厂等特殊机构，更暴露无遗。
明成祖起靖难之师，赖南京宦官得江南虚实，即位后专依宦官。永乐十八年（一四二〇年）立东厂于东安门外，令亲信宦官提督，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宪宗成化十三年（一四七六年），设西厂，令宦官汪直领之，缇骑倍东厂，屡兴大狱，自诸王府边镇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罗列。汪直每出，随从甚众，公卿值者皆避道。凡西厂逮捕朝臣，不俟奏请，有罪，锦衣卫治之，超乎法律之外。
武宗正德三年（一五〇八年），宦官刘瑾立内厂，自领之，权加东厂、西厂之上，东厂、西厂皆受内厂检查，军民官吏，非法死者，不可胜数。罪无轻重皆杖，永远戍边，或枷项发遣，枷重至一百五十斤，不数日辄死。人命至此，已如草芥！
明代所设立的与东厂、西厂、内厂相辅而行的机构，是锦衣卫，并称厂卫。初设于明太祖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年），其首领为锦衣卫指挥使，下有经历司掌文移出入，镇抚司掌刑名，为奉诏系治罪犯之所，亦称诏狱。当时天下重罪，逮至京师，收系狱中，多被诛杀。洪武二十年（一三八七年），悉焚锦衣卫刑具，出系囚送刑部审理。洪武二十六年（一三九三年），太祖诏内外狱咸归三法司（都察院、刑部、大理寺），罢锦衣卫。成祖时复锦衣卫，自此以后，厂卫肆虐，“苍鹰乳虎接踵于天下”，国体斲丧，法律不存，明代政治，遂不可问。
《明史·刑法志》云：
“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
明代政治的严酷，自此尽现。
——摘自 杜维运 《中国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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