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汪德迈，法国著名汉学家，为法兰西学院铭文与文学学院 (Académie des In*ions et Belles-Lettres) 通讯员。其研究着力于甲骨文、儒法家思想、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国思想史以及有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的文化史（韩国、日本、越南）。有专著六部，文章一百多篇。获法兰西学院儒莲奖（Prix de Stanislas Julien） 、法兰西学院铭文与文学学院最重要的奥马楽奖（Prix du duc d’Aumale）、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Chevalier de l’ordre de la Légion d’Honneur）、法国教育荣誉勋位（Officier de l’Ordre des Palmes académiques）、日本神器金银星 （Etoile d’or et d’argent de l’Ordre du Trésor sacré du Japon）。
在河南安阳小屯遗址，带有我们前面谈到的精密技术的甲骨占卜残片忽然增多。这个遗址，与所有商代文化遗址相比是最重要的，它被认定为商代后来的历史文献资料称之为殷的最后一个都城的遗址。历史学家们认为，此名“殷”，乃商朝人于公元前十三世纪初盘庚在位时期安置于此而得。但人们在该遗址里找到的大量占卜片不会早于盘庚的第三位继承人武丁（1250—1192）在位时期。经1928到1937年的15次挖掘，加上太平洋战争和共产主义革命以后的1973年和1991年的两次挖掘，这些占卜残片约有十五万。这大量卜片的原因肯定是表意文字的发明，使得占卜大量增加，自此，原卜片被注释并至少被保存一段时间，可能是为了查询。它们应该是被用于求证，乃至比较研究，之后，成捆成捆地被废，并埋入废物坑，像人们所发现的那样。我们看到，肩胛骨占曾广泛而长期地通行。但直到武丁时代以前没有留下任何如此重要的遗迹。人们以前把那些占卜片弄作什么了呢？它们是否通常被毁掉了？而只有若干卜片标本零零星星地与其他实物混在一起，通常是在墓址里。在小屯，情形则完全不同。占卜片大量堆积在一起，上面的刻文显示它们曾用于占卜。确实，其中大部分卜片上，刻着专家们称之为“卜辞”的程序。当卜辞是完整的时候（这种情况很少见，一方面是因为卜片被发现时已经是残片，另一方面也因为对同一占卜的重复卜辞进行的系统性简化），这些卜辞由三部分组成，以同样的方式连接，常在后面带有附辞，经常是该占卜之月日，或为另一种比较少见的附辞，记下该占辞之证-验辞。1. 题名，即专家们所称的“序辞”，由“卜”字构成，它不过是我们知道的一个象形卜占兆的字。表示六十甲子历法中的占卜日（占卜时的宇宙时间：天干地支），通常还有作占者之名，武丁时代尤甚。序辞表示，所记之简图乃自某人于六十甲子歴法某日所占之卜。2. 命辞，由“贞”导入，连接命辞，意思是“占卜所含”（卜所测），之后是该占卜目的之文辞，如，“下旬不利”，或“祭祀/某古人/某动物/某数目，狩猎（或军事）出行/某地”等。3. 占辞，由“占”导入，意为“卜所言”，链接卜占结果，有时前面加上王者之信息，如果是王者提出占辞的话，以及占辞（“吉”“大吉”“不吉”“凶”等）。又如出现在李学勤主编的殷周时期骨甲青铜文选中的第一个式子：序辞：“［日］癸巳（卜bu）［由］克（主占人之名）”。 显然，这并非是自然语言里的一种表述，而是一种多项式，结构如下：这里，字母在这一几近多项式的式子中表示占卜的关键参数及其导致的结果。X与Y=宇宙时间里六十甲子历法中占卜时（参见第七章篇首关于天干地支的段落）这一简式无一例外地与成千上万块殷代占卜刻文吻合，其制定非常严格。很显然，这是一种类科学的题目，人们可以将之定性为占卜方程式之题目，我们来检视其结构。图7 新石器时代陶器上若干非图像的符号（李孝定：《汉字史话》，台北，1967，第8，26，27页）。意味着历法的天干和地支之甲骨文字是同性的
图8 新石器时代陶器上若干象形性的符号
表意文字与所有大量存于石器时代中国文化区域的其他图纹不同的是，在表意文字里，图形文字是相互连接的。而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图纹是孤立的，相互不衔接的，不能被认为是文字，即便其中若干随后在表意文字中作为文字重新出现。（参见图7图8）同样，“讲述”狩猎场面的山洞岩画也不是表意文字，因为组成这些岩画的图像之间没有句式衔接，而仅仅被置于空间演出的场景里。相反，随甲骨方程式所出现的是组成多项式的各项之间句型类的衔接。创造中国表意文字的关键，是有文言词性的图纹即成为文字的图纹这一衔接的支算子出现，如“卜”“贞”“占”。我们首先来分析尚未含有词之确定意义的这些支算子（代表已知条件），在占卜方程式雏形里，带有一种真正表意语言的萌芽。卜是主要的支算子。每一项方程式均有“卜”字作为主要关节，意为“占”，“卜”为象形字，就依卜兆的图形而成，作其能指之象。人们是如何从这一卜兆图象过渡到“表示”“占卜”的文字形词语“卜”的呢？首先经历的阶段，如我们在前面一章所论，就是由巫术性的原始龟甲坼到理性化的龟甲卜形坼。其后，还必须有如下条件——表意文字就产生于此：1. 使卜字摆脱吉凶卦之意义；2. 使“卜”表示吉凶的各种变形兆失去其效，以使“占卜”具有抽象含义；3. 给“卜”字加上发音。其摆脱与失效是对卜的各自特殊龟占含义的一种抽象化，而赋“卜”字以概念意义。正如我们所见，表形字本身是抽象化的结果，将大量不定的原始卜兆归结为五到六种类型。第二步就嫁接在前一步上，这次不再是图纹分类上的，而是语义意义上的。第一步抽象作用于能指，将之简约。第二步在所指上，将之概念化。造词还需要给字一个发音。实际上是读音使纹图成“文词”。与占卜象形字相连的读音，如“卜”，董作宾认为，不过是象形字声音的同声：模仿灼兆时龟甲发出的爆裂的拟声词。当然，拟声词，其发音要根据自然语言的发音而作调整。然而，“卜”字的发音是中国文言特有的，与口头语言絶无关联，这表明，中国表意文字体系不是作为话语的书写被创造的，而是作为一种配置的象征体系而被创造的，以直接表述占卜的参数与结果。对此我们还注意到，在多项式里，最主要的支算子的“卜”，它的位置不在中国语言句式中的谓语上。在方程式的序辞（或通常所说的占式的序辞）中，支算子（X）位于日期（XY）与占人（N）之间。在自然语言的语法里，支算子应是动词，位于占人——语法主语之后。再看另外两个支算子“贞”与“占”，更确切地说是亚支算子，它们既主控特殊条件的表述，同时本身又从属于主要支算子“卜”，后者支配整个多项式。这一从属关系在“贞”与“占”两字上有清晰的显示，它们均依“卜”为基，“贞”依象形字“鼎”（其象简为“贝”），“占”依象形字“口”。在“贞”字，其图象的构成乃为表示内“含”东西，即其目的，“命辞”；在“占”字，其构成乃表示占卜所“言”（口是说话的象征），即“占辞”。“贞”的读音与“鼎”相同。“占”的字源有点问题，不过无妨，很清楚，两个字均为新造字。这两个创造标志着占卜方程式表意字发展的第一阶段。表意文字本身所显示的自性生成，不同于自然口头语言的普通文字，我们就此再加上两点。1. 首先要注意，“栔”的多义性将中国文字直接与卜片火炙相连。“栔”本义是“燋契”，而是引申义为“栔龟”（更精确地说为“燋契卜坼”，藉“火”之意），《诗经》中得到印证，即“书文”，通用“书栔”。这一用于火炙骨占的工具名称，被用来指作为书写行为的燋契卜坼：后者显然是前者晚些时候的伸延意。卜人的官务只涉及灼龟看坼。管贞命辞的事而定吉凶的占辞之人，其官务高于卜人，称谓“史”。该字字源为象形，一只手握着笔，笔头向上。这与“聿”字不同，后者之“书”最早的象形字，意思是“书写”。其象形为一只手握笔，笔头向下。前一象形字，一支笔被史挥动，为史之标志，而非还不是史书写所用之器（它是文字发明以前之器），后者的含义蕴含在“书”的象形字中。史的职能事实上早于文字的产生，不可能指书写行为。然则，史用笔，最早用于与书写完全不同的事情，即为坼着色。经典《周礼》言曰：“史占墨”，所发现的遗址里，占片的卜坼上依然存有上色的痕迹，说明史给坼上色以明辨之。这进一步支持了我们的推测：在中国文字发明初始，“史”将卜坼升华为文辞的眼光。还要指出的是，这同一个字，一方面表示“史”的职能，而另外一方面也指“事”，是占人占事、预测结果吉凶这一目的的伸延义。最后，我们注意到，文字发明之后，在很长时间内，它为史之特权，史兼任诸职：占卜、起草行政文件、编写君王所行所为纪要，继而编撰官方年表。带有这一职能的“史”之名称，结果含有“历史”之意。2. “贞”与“占”两个字肯定是新字，口头语言絶无前例，为会意模式，以表形文字特别是中国表意文字的自性生成为原则，通过中国表意文字令口头语言的字汇完全重组。我们之后会谈到。（参见第四章第二点）多项式里的第一部分为序“辞”，字汇有限：22个字，干支历法所需的22个命名日期的字，15个左右占卜人的名字。前部为六十甲子纪年即十天干十二地支构成两个几近数字化的象征系列。尽可能呈完全抽象的几何形式。这正是天干地支之字与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纯几何符号相比较所显示的。天干的第一字，今天的“甲”字最初是一个“+”；第二个字，今天的“乙”，最初是简单的一笔曲线；第四个字，今天的“丁”，最初是“口”，等等。不过，要想象很多这样简单而又很不相同的几何形状是困难的，这一困难促使占人不得不藉助口语同音、接近几何符号的象形字。比如天干第五“戊”与地支第十一的“戌”，从古字形上看，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戈的象形，象形本义完全丧失而为抽象符号。这一形式成为“假借”模式（参见第四章“斧”字段落）。所有这些字自然加上了肯定已经存在于口语的天干地支名作为读音，因为当时已经有了干支历法。至于占人的名字，它们与远早于表意字的陶器符号相似。总之，表意字汇下一步发展的萌芽并非在占卜方程式只需要少量有限字的第一项。这些萌芽在占卜方程式的第二部分——命辞。在该部分，必须占各事，因为占卜不仅占未来的旬日与将举行的祭祀，而且占具有威胁的天气、要执行的农事、狩猎、将进行的战事、将生之孩子、染病之预后、令人忧心的敌人之袭击等等。这就不得不大量造词（参见第四章）。注意，甲骨文的词汇，根据上海师范大学的一位研究者陈婷珠的深入研究，有3881个字（包括变体，有些字衍生出两个、三个或四个）。很多普通名词，对象、动物、植物名是简单的象形字，显然得到新石器时期已经存在的陶纹的启发，这种陶纹表现出中国上溯到史前时期的杰出的传统“象形图纹”文化。而甲骨文构字特点是用合成法造字，我们在“贞”与“占”字上已经见到。根据李孝定的分析，在1226个字中，至少60%的甲骨文字是以此方式构造的。这是该表意文字最大的特性。不否认该表意文字广泛以口语为基础，通常后者满足表意文字从中提取词汇：文言词基本上涵盖存在的口语词汇。然而表意语言将之置入表形语言所造的新词汇里，根据六书造字法，将口语的字汇完全重新编织。（参见第四章）然而，无论“命辞”在造词上有多丰沃，“命辞”仍然是占卜方程的恒项，其语言本性非常简单而刻板。占辞更是如此。占辞仅由一个含吉凶意义的表述构成，或简单重复命辞（“雨”“不雨”、受年等），用在占辞作为预设。验辞自然是在实行占卜之后，所刻的占卜方程的后尾，或在可能有的第一项附辞之后。验辞的形式与形成占卜公式的模子完全脱节，转向详细陈述应证占辞以及占辞未言的事情。以《菁华3》卜刻在占卜方程后所附的凶占验辞为例：这一例子显示出从龟占方程式中如何可以产生文言话语的最初萌芽，之后将逐渐成形。不过要等到表意文字延用于书写与占卜所録不同的资料时，这一演化才得以继续。其真正的发展与金文的产生同步。它是如何发展的，下一章我们会讲到。不过，在殷代末期，确实有极为少见的肩胛骨文，不再为卜辞。例如，出现在《续存·下》915片上的刻纹，可惜大部分残缺，只有如下碎片只字可以辨认：Ø小臣Ø从伐，禽危Ø人二十人四，馘千五百七十，Ø百Ø丙，车二丙，盾百八十，函五十，矢Ø又白于大乙，用Ø白ØØØ于祖乙，用髦于祖丁，Ø二十京卯。殷代末年战争频繁，尽管这一残片刻文有很多空缺，但有一点很清楚，它是关于战役结果的报告：战俘、缴获的武器与战败者首领的人祭。其形式是验辞的形式，但是该卜片没有任何占卜记録。它显示象形字的另一种用法：编年史记録。正是从这一用法而后产生出中国文言文学的基本类型之一，被称为“春秋”的编年体（参见第七章关于《春秋》的段落）。殷灭后，自周朝初始，文言文更容易脱离甲骨卜文，甚至占卜活动程序不再在原卜片上刻写，而写于专録。周代的行政法典《周礼》告诉我们：“凡卜，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传统保存了可能先于《易经》的占卜经典之名，早已失传的《连山易》《归藏易》。它们肯定是此类文集，为占人对其占卜一一所作的记録。——摘自 汪德迈著，金丝燕译 《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 ：占卜与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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