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演讲：我们灵魂中最动人的那个东西

编者按：2015年5月18日，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刘醒龙应邀为华师一附中学子作了一场题为《我们灵魂中最动人的那个东西》。刘醒龙认为，我们灵魂中最动人的那个东西，那就是在苦难处找寻生存的价值，在卑微处发现高尚的人格，在黑暗处看见生活的阳光。演讲全文整理如下：

对我来说，真正意义上单独在讲台上讲座其实就这一次，所以我首先要感谢华师一给我这个机会。

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一个故事，说是某人家，生了个儿子，这个不说大家都知道，朋友们呢，星期六就去恭喜，大家都说着好听的话，但是有一个挺不识时务地说了句大实话，说这个孩子将来要死，结果就被揍了一顿，被人暴打一顿。说实话，我也觉得这个人该打，为什么呢？我觉得他一点文学修养也没有。如果他的文学修养再好一点，或者说他有一点文学修养，他换一种说法，换一种带点诗意、带点励志性质的说法，你比如说：“他既然来到这个世界，就没打算活着回去。”我相信人家不仅不会揍他，恐怕还要现场聘请他为这个孩子的启蒙老师。人生只有一次，走过了就没有办法回头，这是基本的常识，这就像马路上双黄线一样，你压不得。对这一点，我还真的是有体会的。好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我还算是经历了一点事儿的人。1997年的7月20号，那天早上八点钟，我从大连飞回武汉的时候，那架“麦道”的飞机，那个航班的飞机是“麦道”的，准点起飞。起飞的过程中，在加速的时候，突然刹车，然后，又是刹车，我记得大概刹了三次车，这让飞机近距离的颠簸，在一瞬间，颠簸结束，机舱里一片漆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个时候，真的像我们电影里面写的那样，像我们小说里面描写的那样，在这种突如其来的意外的时候，女性的反应比男性快，女性的本能来得比男性快。在这个时间里，一个女乘客一声大叫“啊”，把整个飞机上的人都惊动了，大家都想“完了，这飞机是不是出事儿了”。而我就坐在安全门边上， 我一愣，左手把把手一拉，紧急出口的门就掉在我怀里了。我也慌了，特别心慌。虽然我每次坐飞机都会去看那个安全知识，可是谁会想到真的能遇上这种事情呢？没人教过我，我就自己从那个出口跳了出去，第一步跳到机翼上，第二步跳到草地上，然后就头也不回地跑了。一边跑一边回头看。一看，我们那架飞机整个右边翅膀就断了。三个起落架都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运气也是好，飞机没有冒烟也没有起火。这个事情对我的直接影响就体现在后来我变得喜欢发呆。当时飞机出事了我就被送到宾馆了和另一个乘客一个房间。两个人就坐在各自的床上，一言不发，面对面的发呆。不知道说什么，都不相信这是真的。这个发呆就影响我后来的写作和对生活的认识。后来想想，这发呆也是个好事，真的，我还挺感谢那次飞机出事。就是这次事故把我生命中这个发呆的功能给发掘出来了。所以给大家也介绍过了我去年出的书《蟠卼》，可能这个书大家已经读过了。就是讲的湖北省一个国宝青铜重器曾侯乙尊盘。过去大家对于湖北省博物馆里的文物是不太知道尊盘的，但是现在它的名气就慢慢起来了，跟编钟就有得一比了。很多人现在去省博就会直奔尊盘而去。十几年前我也不知道，只知编钟不知尊盘。直到有人给我专门介绍了尊盘这个器皿，我才注意到它。当时我就站在尊盘的面前发呆。我就想“两千年前的人怎么就这么有才，他们会怎么能做出这么美的东西，而且现代人都还不知道他是怎么被制作出来的。”在新书出版后，去年六月，我就在省博做了一场新书发布会。当场就有省博的首席专家拉着我问这本书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版的。书上写的四月底嘛，他还不相信有这么早，我就告诉他这就是四月出版的。就在2014年四月曾侯乙大墓的旁边就新出土了一批青铜器。文物里就出现了我在小说里胡思乱想所写的东西。因为我为了小说的故事性就自己虚构出了一个曾侯丙。那么在这批2014年四月出土的青铜器上铭文就明确写了这个器皿的名字叫曾侯丙。我很好奇，因为我觉得这种预测都应该是专门的专业人员、考古专家做出的，而不是我这个毫不相关的人做出的。我把这个特质也归咎于发呆。这个特殊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是打开了我生命中的一个角落。这两年，我又有一个毛病，我喜欢养牡丹花，到古县去看看一棵1200年的牡丹树。而我家的牡丹花就是这棵树的子孙，前两年还水土不服，这几年就开的如火如荼。我就看着花发呆，渐渐就会联想到一些跟文学有关的东西。唐朝是很爱牡丹的一个时期，围绕牡丹花人们写出了各种各样文章。而到了宋朝这种风尚就慢慢式微了。我们的文人墨客就开始喜欢岁寒三友松柏梅。这是个什么来历呢？牡丹花我们现在可以在新娘的被单和老婆婆的花布上还有庭院门窗的雕刻上，但是作为艺术形式却很少出现。这就让我想到牡丹这种国色天香我们只能在大唐这种盛世里看到，但是宋朝以后国力衰微，连国君都可以被人掳去羞辱。为了一点点自尊，那个时候的人们再去崇尚这种华美壮丽的东西是不合适的。到头来，文人墨客只能回归内心依靠松竹梅这种高洁的植物来寄托情怀，守护他们的人格和尊严。我很感谢发呆带给我的奇思妙想。就像我们常说的，一个人看天，天上掉馅饼是命运；另一个人看天，天上不掉馅饼也是一种命运；还有人看天，不知道天上会不会掉馅饼，这对他而言也是一种命运。但是当一个人在他选择的路上有很多奇妙的遭遇，有很多美好的收获的时候，他的选择就是正确的。初次很难有别的解释。根据生物学家斯蒂芬王尔德的说法，就算进化重演一百万次，人类也不可能再出现一次。中国一个很棒的作家最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一百个人说话，最终只有一个声音被人记住了，这就是文化。文学的范围比文化的范围还小了一百倍，也就是说一万个人写写画画只有一个人可以被叫做文学家。从文学意义上讲，像我这种人，没上过大学，文革之后就高中毕业，有幸接触文学。我比很多想投身文学却被文学拒之门外的人更深刻的了解文学。懂得人类的进化，是一个深刻的事情，如此机缘巧合的进化，让人们清楚，想要让人类彻底地分开，必须要把看不见摸不着的灵魂用可以言说的方式保存下来。出于这种理想，人类创造了文学。我们经常说人的贪欲是很难抑制的，而才华却少之又少。作为文学创作者，有的时候就是需要你狠下一条心一直去探索去钻研。我，由于自己的特质，看问题的角度和别人不一样。比如说，有人觉得小说本是俗物，但我坚持小说的本质是高雅和美丽的。还有外国人说中国文学都是垃圾，我必须说因为他自己是比垃圾还垃圾的垃圾。

我在谈具体一点，比如反腐。很多人喜欢以反腐为题材来创作，但是我不这样做。我是一个文学家，而文学不是用来反腐的。我虚构了一则故事，一个人手上有一百万的产业，他侵占了十万，另一个人只有一百元，而他多占了九十九元。前一个判了十年，后一个一般是批评警告。而文学恰恰需要关注后者，因为这是一种对文化的腐朽而这种腐朽却没有被重视，甚至被认为是正常的。大家都这样做，我也要做。一百万资产不是人人都能有，但是有一百元侵占九十九元却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遇见的。

10年的时候我去西藏，在那个去纳木措的路上，车跑在雪山上，在车上我们几个人抬起杠来，谈着谈着，谈论起了美国的国体和美国的民主。我跟他们想的都不一样。人们都说三权分立，但是作为文学家，我认为三权分立的核心是当时避免当权者做坏事。有多少平民了解政治家做什么？没有多少。但是政治家了解。所以就有了三权分立——让不当权的政治家来监督当权的政治家。那么这种不一样的视角跟文学又有什么关系呢？九十年代就有很多人批评我，但是今天就有人站出来说那时的批评是偏颇的。所以啊，文学史的评判标准是分段的，是当时的时事所决定的。所以我错了吗？我认为没有，我自认为我的视角是超前的。那么我想，作为一个当代作家，我们应该把当代的现状诚实地用文学表现出来。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以海瑞、包公那样的人物作为蓝本来构思人物，这个做法就过时了、非常不可爱了。

类似车上这样的争论，以我的强词夺理为最终结局。但是这种结局可以引伸到我们中国当代文学当中。90年代我改过一些评语，如果你们家里有学中文的，可能在当代文学史上还有批评我的话还没有来得及改过来，当然现在也意识到当时的一些批评是有些偏颇的，片面的。自古文学史不是说改就改的，他也有时间段的。我自认为我比他们要略微超前一点，我们有些理论文学家或者我们有话语权的一些公众人物他们针对有些话发出声音的时候他往往不是特别客观，带一点主观的需要，他们在作品研究的时候一直在批判中国所谓的清官政治，说中国要搞法治，不能搞人治，你搞清官政治就是人治，但是放到小说当中呢，那就不行。他希望小说里的人物一定要清官化，恰好我那时候作品当中，有一些在中国治理社会当中新冒出来的带有现代化气息的基层政治人物，但是有些人对这种描写不能接受。那么我想，作为一个有新一代、有当代意识的写作者，尽可能地把当代的人文景象通过文学作品流传下来。如果我们的作品依然还是那些海瑞、包公这样一些清官形象，那我们的文学就非常的不可爱了，那已经僵死了嘛。

作家的作品通常是可以反应作者的人格的。前两天跟其他作家一起坐谈的时候他们就讨论到我的作品，我自己也表达了我的观点。我引用了李静泽的一句话，他说当今的作品描写不信，就是对什么都要批判一下，而刘醒龙的作品就是描写了相信，就是这种相信才能更能启发人性。有一部电影，同学们都不一定看过，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一部教材，这部电影里面有一个细节，就是文化馆副馆长的父亲，把县委县领导的皮革弄破了，本来是修鞋，结果一双新皮鞋弄出了一个大窟窿，那么这个副馆长的父亲，补鞋匠嘛，他就跑到医院去卖血，结果被发现了，搞得县里沸沸扬扬，这个事情导致了县里对馆长的批评。副馆长的父亲也就是这个鞋匠对他的儿子说，我是一定要这样做的，我知道这个事情一旦被别人知道，人家就会去谴责馆长，馆长当不成了你就有机会去当馆长。这个电影是由小说改编的，小说里写的是一个很普通很朴实的乡下老头进城，因为之前是鞋匠，所以没事就帮别人补补鞋。结果他把县领导的皮鞋弄破了，他认为我作为一个手艺人，自食其力，弄破了就应该自己赔，不应该找儿子要钱。一双皮鞋几百块钱，他只有跑去卖血，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人的思维。我在第一次看这个电影的时候，看到这个细节我浑身起鸡皮疙瘩，人如果活成这样子，那真的是和禽兽差不了多少。那么在我的作品当中是绝对不会这样写的，我觉得我的作品当中的人物应该很可爱。比如，我的长篇小说《天行者》，我最感动的是小说中山区小学校长出去学习等他回来的时候要处理一堆杂事。其中他必须要分配下去一个民办教师转正的指标，这一段就描写的是他在纠结这个指标到底该给谁。本来有两个指标的，但是一个新来的教师用欺骗的手段把这个指标给占有了，等到他发现的时候，这个年轻教师就已经是正式教师了。后来校长在雨夜里跟另外两个老教师谈话讨论另一个名额该给谁。老校长先说了“转正只有一个机会，我不能要，我要就是对不起你们。副校长也推辞了。孙主任一听，抱头痛哭，跑了。因为他知道他也不能要，两位资格更老的校长都没要他怎么能要呢？我为什么这么写？我相信人，相信人的本质是善良的。

在我的长篇小说《信天翁》中写了一个杀人如麻的女魔头，这个女魔头在小说里叫做欧阳大姐，她是鄂豫皖苏区政治保卫局下属的一个领导人，在她的肃反下杀人无数，她可以毫不留情地杀一个人，一点同情心都没有。有这么一个叫杜仲宇的人，他从一个小镇出发，前往鄂豫皖苏区政治中心，一路历尽艰险，把上级领导的遗言送到，但是路上出现了其他问题，后来不幸碰到了这个欧阳大姐。这个叫杜仲义的男人，在经历那么多的磨难之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绢，那块手绢白得就算城里的女人也不能洗得这样干净，她心里颤抖了一下，这个颤抖让她后来放了这个杜仲义，没有杀他。我以前在工厂当工人的时候，当时的治安比较混乱，县里面就成立了一个民兵指挥部，因为我是轻工，厂里人轮流抽签去治安，那个民兵组织部有一个老兵，作为班长，是隔壁工厂的一个钳工，那个人其貌不扬，但是民兵指挥部所有女性拥戴他。那个时候他住在平房里面，每天大家洗的衣服什么啊，都会晾晒在那里的铁丝上面，就是这个老班长啊，他有一条白毛巾，他每天都非常认真地用香皂搓，这块毛巾总像新的一样。我们民兵指挥部里面有一半是女民兵，对这个其貌不扬的班长无比尊敬，背后谈论他总是用非常神气的语气，所以这个其貌不扬的班长后来也出现在我的小说里，有些事情只要你相信他就是，如果你不相信就很难存在的。但我相信这个世上人都是好的，我用我小说里一句话来说，用人的眼睛去看，天下全是人，用猪的眼睛看，天下都是畜生。

我对自己的评价就是，我跟当代其他作家作品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对中国人的人格表现和他们不一样。如果同学们对中国当代文学有兴趣，或者你们将来上大学去学中文，可以继续研究，就会看出来，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那么实际上，在任何位置上面，都相应的有他的人格，比如作为家里的妻子，也有他的人格。我前几天看了一篇文章，有点奇怪，但也有一些道理，他说这个赵明诚，就是李清照的丈夫，是被李清照气死的，这个气死的原因呢，就是李清照作的一首诗。现在的理解，公元1129年，赵明诚在南京边上的江临做知府，朝廷下旨要调他到湖州当知府，就在交接的时候出事了，手下一个将领要叛乱，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坠城而逃，就是系个绳子从城上溜下去跑啦，丢城不顾，连自己曾经非常恩爱、夫唱妇和的妻子李清照都丢下不管。幸亏他手下另外一个将领组织军民抵抗，把叛乱平定了下来。赵明诚这个人挺有才气的，依然被朝廷网开一面去湖州当知府。在去赴任的路上，夫妻俩坐在船上，路过乌江，李清照触景生情，想起当年项羽是何等的英雄气概，想起曾经她那么看重的丈夫赵明诚是如此的贪生怕死，置军民于不顾，于爱妻不顾，只顾自己逃命，所以李清照当时就在船上唱了一首《夏日绝句》：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首诗一出来，赵明诚从此郁郁寡欢一蹶不振，所以湖州知府任上，没几天就死了。所以说李清照把赵明诚给气死，我觉得是有几分道理的。但是赵明诚被这样的一首诗给气死，那说明他还是一个不错的男人，他还有良知，知道自己该骂，知道自己错了。对于做为人妇的李清照，我想虽然把自己的丈夫给气死了，她依然表现得豪气尤存。如果不是李清照写的这首诗把赵明诚给气死，说不定赵明诚将来还会做出多么恶心的事来。

做任何人都要有人格。比方做一名警察，特别是一名好警察，他也是有一个自己的位置。前几年我看了一则新闻，我很感慨，说郑州有一所大学，晚自习的时候一个学生的手机不见了，手机不见的同学一看，全班的学生一个都没走，全在教室里，他一吆喝，班干部都出来了，让班里的学生都不要走，那个同学报了警，来了一个警察，这个警官是刚刚从警校毕业的大学生，他让同学们坐在座位上，在场的学生为自证清白都要警察搜身。警察想了一个办法，门窗关紧，电灯熄灭，然后叫全班的学生起来，排着队从课桌之间穿行几遍，然后回到自己座位，再把灯拉开，灯亮后手机找到了，那一瞬间全班的学生都鼓掌。我想同学们都能明白吧，为什么会全部鼓掌，因为这个手机不知道是谁拿的，教室每个角落大家都去过，谁知道谁拿的呢，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意义了，手机找到了。一个好警察，显然是对犯罪的人进行惩戒，但惩戒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把一个人一件事情变得更好，那就用其他的方式将这件事处理得更好，那为什么不采取这个措施呢。如果当时直接从学生口袋里搜出手机，同学们可想，这个学生前途就会毁掉了，他至少在班上没办法待得下去，如果硬着头皮待下去，很可能会自暴自弃，或者深刻自卑，所以这便是最好的方式。什么叫文学，文学怎么样写，警察的这个故事，这条新闻可以写一篇非常好的小说，将是非常好的文学作品。

前几天读到一个国内非常有名的商人的一篇文章，这个商人经常去剑桥划船，他写的一篇文章里自诩说他到剑桥大学里去，才一个星期，在剑桥大学所有社交圈里，和各种名流非常熟。那么同时这所大学里有一名中国籍的院士，在剑桥大学待了15年，不知道剑桥大学其他名流为何物，对剑桥大学这河水也一无所知。然后这个大商人说，之所以他能这样，是因为英国人吃什么他就吃什么，玩什么他就玩什么，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他也不知道在他炫耀自己这种特殊才能的时候，暴露了他作为商人见利忘义的本质，你可以说你在剑桥见闻，但你不可以用你的价值观来嘲笑一个用自己的学问在剑桥大学立足，成为剑桥大学终身院士的人。人家在剑桥大学立足是靠他的学问，你呢，是靠商人的那一套。所以说这个是非啊，他有一日之是非，也有一年之是非，还有一百年之是非，那么我们用一百年的是非来谈一年的是非，显然是对牛弹琴。那用一日之是非来谈一百年之是非，那只能是只欺欺人。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我前几天和几个作家一起到澳门去交流，也是闲来无事，在车上谈起来，同学们可能不是很了解，了解这个现象之后可能会提供你一种思考，或者一种思路。有朋友问我，你知道中国白酒的销量最大的省份是哪里？那我都往武松的老家三碗不过岗的地方，山西啊四川还有东北去想，结果总结啊，最大的省份是江苏，然后第二大的更做梦想不到的是温文尔雅的上海，而第三是广东。以我的判断，其实这个是有思路的，我们觉得山东喝酒的、河南喝酒的、山西喝酒的、四川喝酒的都跑到这些地方去了，他不是江苏、上海、广东本地人喝酒，而是这些外地人到那些地方去喝酒，所以统计在了江苏、上海和广东。另外，我们更愿意谈论的一个话题，就是霾的问题，导致癌患者数量急骤攀升。我们说到澳门，澳门人的长寿啊，是在全世界排到第二，澳门人均寿命是88岁，比我们武汉人高11岁。北京呢他们统计癌患者是节节攀升。澳门的环境是非常之好，他根本不存在霾的问题。因为霾的问题，人老了，患癌的机会更多，你比方说，人均寿命是70岁，那么现在到88岁，从70到88这个18年，这个年龄段里面，患癌的机率超过中年人，更超过年轻人许多。我接着说一个事情，从手机成为我们第二个脑袋后，有很多信息其实是不靠谱的，这种大量信息片段，我们经常要用几秒去判断，是点赞还是转发，很多都是不靠谱的，我们并不知道这些东西的来路，这个时候更是需要我们去思考。

文学他不仅仅是一些艺术之旅，更在于文学去承载我们作为人所不能缺少的志气和操守，这点对中国人尤其重要。文学家最爱的一个段子是这样的，我想同学们可以体会和我不一样的意义。有两位父亲，一位是美国的，一位是中国的，两位父亲谈论自己怎样对儿子谈钱财，谈自己财产，这个美国父亲怎么做呢，他说：儿子啊，我有100万，但是和你没关系，那是我自己的，你要花你自己挣去，你看，多漂亮励志吧。那么接下来说这个中国父亲，中国父亲说：儿子啊，你知道你爸有多少钱吗？100万，但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将来都是你的。所以我们这样一比啊，会说这个父亲教得不对，所以我说我有时候觉得没什么呀，你说这有什么不对呀，我看非常对，中国文化讲什么，美国文化讲什么，这是文化的差异。60年代以前，文化革命之前，在鄂东的大别山区，传有一种风俗，就是孩子出生之后，现在叫胎盘，当时叫胞衣，把它埋在自己家后门，在外面挖个坑埋在那里，孩子长大了，要出门了，长辈就告诉他，你当年出身的胞衣就在这啊，孩子记在心里了。那么这个风俗，现在是没了，但是客家人据说还在流传。我几年前和一些作家去客家的人交流，听他们讲，因为没有后门，他们现在就把孩子的胞衣放在灶，就是厨房门槛下面的土里面。每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就把胎盘埋在厨房门槛下面，孩子离家的时候，父母就带着孩子看，说孩子啊，你的胎盘就埋在这儿了。所以很多客家人，离家几十年回来了，第一件事就是去厨房看一下看里面的土。为什么，那是他的血脉，他的血脉，他的根在这儿。所以中国文化讲究什么呢，中国文化讲血脉，叫血脉相传，当然也讲光宗耀祖。这个美国人没有啊，美国人就讲我老了不要你管。

人们常说鬼最怕什么呢？怕仁义礼智信。很多时候，人们常把人话和鬼话混在一起，人话变成鬼话，鬼话变成人话，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特别要记得，千万要搞清楚，哪些是鬼话，哪些是人话，然后才谈其他的。

中国人的思维是非常强大的，常常把一些非主流，次要的当成主流，比如我们讲春秋，那么谈得最多的是什么呢，什么合纵连横，然而真正的春秋大义是什么呢，我们讲春秋大义当然不是什么合纵连横。我写了一个故事，有个文学家一肚子学问，但是也有一肚子油水，都是自己给自己灌到肚子里面，所以他活着就是个矛盾体，有幸找到了一个年轻人，他十分信任这个年轻人，而这个年轻人确实是非常坚持的人，老师说什么或不说什么他都明白，他知道老师想什么就是说不出来。所以他选择用特殊的方式进到监狱，进监狱里面是有目的的，是要帮老师解决他所不能解决的一些困惑，人家要到监狱去接触那个青铜大盗，非常高明的一个考古学家，他掌握了相当重要的考古资料。那么八年之后，依然是难题没有解决。这个年轻人也很辛苦，他什么都没说，就讲了楚国和蜀国的关系，就讲这个蜀和楚是邻邦，楚很强大，兵强马壮，经常侵略周边的国家。一天一个使者来到蜀国，逼着蜀王交出楚庄王，世人都知道，蜀和楚是盟友关系，蜀王说你今天凭着强大的兵力让我把楚王交出来，我把他交出来之后，那么我们蜀国将怎么立在这个世界上？听到蜀国国君的这一番话之后，使者满面羞愧，引兵而退。这叫春秋大义，讲道理。很多时候我们研究古文一知半解，把春秋故事当笑话当傻话来说，但在这个故事背后他有大义在里头，我们既然制订了规则，我们就要遵守，谁破坏了规则，谁就是小人。当然，最终蜀还是被楚国吞并了。蜀灭了几十年后楚也灭了，没有君子的时代，就没有仁义，人没有灵魂是很难立足于世的。前苏联有个著名作家叫索尔仁尼琴，很有名，他当年对苏维埃体制极其反感，他公开指出苏维埃政权天生的缺陷，一直被关在监狱里，当年德国、美国等等西方国家用了很多方式最终把索尔仁尼琴从监狱里救出来了。这个时候美国国务卿叫基辛格，基辛格就提醒当时的美国总统，你们现在对待这样的一个作家，将来是很尴尬的。后来苏联跨台了，变成现在的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后来不久索尔仁尼琴回到阔别30年的祖国，他回去第二年又写了一部小说，那在我看来那就不叫小说，因为他在小说里面就直接像喊口号一样说斯大林是伟大的，在小说中对他来说天生的敌人变成伟大的歌颂对象，你可以看到他对祖国的热爱，前苏联跨台之后，俄罗斯国力日渐衰弱。2014年在俄罗斯的索契，出现了冬奥会，在冬奥会的闭幕式上面，我不知道同学们是否记得索契冬奥会是什么样的情形。索契冬奥会闭幕式非常简单，非常平常，他就是把俄罗斯历史上的12位大作家塑像依次摆出来。没有丁点多余，没有丁点炫耀，我那时是被镇住了，闭幕式节目现场鸦雀无声，那场面我猜就像老师刚走进教室的一瞬间，教室学生全部安静下来。敢于将强大的国家机器作为对手是文学的魅力所在。他敢于在最困难的时候公开赞美被口水淹没的这个夏日，同样的是文学的生命所在。

我们再说一说李清照的那首诗，这首诗我现在读起来有另外的一层意思，写楚汉争霸，写项羽做过的事的文学作品很多，为什么就只提这么一首小诗，我们看过洋洋洒洒百万字写楚汉争霸的书，没有人记得住李清照的那首小诗，千百年来一直在流传，这首诗里面暗藏着这么多年来没有被我们发现的一种情怀，这种情怀是什么呢？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他只要过了江东，他再招八千子弟，他可能回过头来和刘邦一较高下。但项羽不干了，先前的八千子弟一个都没留下来，此时有何颜面见江东父老。有句话我一定要作为下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两句话：内斗是万恶之源，内战是万恶之首，李清照就恨这个内斗，就恨这个内战，这是潜伏在诗中的情怀。

我给大家讲最后一个故事，真实的。1931年11月份，上海滩所有报纸都用大篇幅报道，在法租界33号花园里面，发现了16具尸体，经查证，这16个人就是在咱们汉口民众乐园背后居住的中共历史上最大叛徒顾顺章的亲朋好友，这16个人是怎么被杀的呢，咱们中共党史也承认了，这是当时上海特科的红队干的，因为顾顺章叛变给中共在上海地下组织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所以中共需要作出报复，那么便策划了这个行动。当时这个顾顺章是在国民政府的特务机关保护之下，没办法下手。他在家里组织了一场聚会，来了一些不相干的人，没办法，红色特科队行动照常进行，见一个杀人一个，一共杀了16个人。这个故事很简单吧，但是个不寻常的故事，不过请大家记住，还有一个人没杀，文学其实就是从这个没杀的人开始的。这个人是谁呢，是一个几岁的小孩，红队的所有人都认为不该留活口，现场指挥人员周恩来坚决不杀，这个几岁的孩子捡回了一条命。这个孩子幼稚无知，国民政府那帮人，特务机关的人后来带走了这个孩子，就在法租界上逛，在街上遇到许多人，这个孩子也不知道别人是干什么，但是知道是他家的熟人，所以这个孩子就指这个叔叔经常去我家里，国民党特务二话没说上去就抓人，之后就抓了很多红队的人。这个孩子是没有罪的，那么周恩来做错了吗，周恩来没有做错。有些人不明白文学是什么，他也不晓得文学从哪里开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周恩来不杀这个孩子是正确的，前面那些血腥的都只是政治斗争，而这个死里逃生的孩子正是造成了这个文学故事的悲剧性。

耕种者最了解粮食的好坏，写作者最了解文学作品的优美，身为写作者，我总在提醒自己，寄望这个世界的种种尊严不是文学的使命，文学的使命是在罪恶发生时人所展现的良心和良知、大善和大爱。同样寄望这个世界的种种荣耀也不是文学的目的，文学的任务是在表现光荣来临之前人所经历的恍惚、胜利、羞耻和尊赞。

2014年文学界特别流行长篇小说《蟠虺》开头的一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者。在我们的生活和生命中，最有审美价值，最能体会短暂人生价值的，最能获得审美满足的，除了文学还有其他的吗？拥有杰出的文学作品，不要与那些日常真爱相比，甚至比打赢一场战争，推翻一个王朝更让人感动。唯有文学，才能领悟我们灵魂的那些东西，这也是我们灵魂当中最动人的联系。

（华师一附中王丽、韩腾飞、李德容根据讲座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