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从小户人家到高宅大院乃至皇家宫苑，都有一种不可或缺的建筑形制——厅堂。自古以来，厅堂这种建筑形制都是待客与集会活动的场所。有一句俗话叫“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说的是家里的媳妇既知书达礼、端庄大方，又勤劳能干、吃苦耐劳。从这简洁明快的俗话中可以看出：厅堂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是一个最讲究礼仪的地方。
厅与堂在语义上略有不同。古代，有一定经济来源的家庭，其住房条件较为讲究，才有此厅堂之分。厅，指宽敞通透的房间，多用于聚会和接待客人，强调其开放性。家具摆设突出平等、亲切。为此，上下座位强调平等，如款式相同、高度一致；上下座之间稍为靠近；上座一般设有两个座位，左主右宾。堂，指建在台基之上的高大的房屋，强调尊贵的气氛。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堂，殿也。从土，尚声。”可见，在东汉以前，堂、殿不分，只要是高大的房屋，皆可称为堂或殿。东汉之后，殿的名称才为皇家建筑及神佛之所专属，民居中的中心建筑则以堂称呼。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以中正为尊，所以无论是厅或堂，都是正屋。所谓的正屋，指在建筑中坐北朝南或面朝大门的正中间的房屋。在漫长的等级森严、强调尊卑长幼等礼仪规范的封建社会中，略显平等随和的厅远不如威严肃穆的堂那样运用广泛，厅只有在喜好雅集的文人园林中才一展身手（在江南私家园林中有四面厅、鸳鸯厅、花篮厅等多种形式）。所以，在我们的语言中往往厅堂连读，成为偏正词组，以堂的含义为主。
“堂者当也。谓当正向阳之屋，以取堂堂高显之义。”（语出明代计成之《园冶》）。可见， “堂”多是开敞明亮，采光通风良好的建筑。正因为如此，“堂”无论在哪里都是最重要的建筑。
在我国古代曾有过一种建筑叫“明堂”，就是因为比一般房子高大、宽敞、明亮，所以才有此“明堂”称谓。远古时“明堂”本是人们聚会祭祀的无壁的大房子，后来随着技术的进步，明堂逐渐发展为宽敞明亮的大房子，是古代帝王颁布政令，祭祀天地诸神以及祖先的场所，（如《周礼·考工记》中记载：“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直至最后形成宫殿与太庙的独立建筑形式。木兰辞中就有“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这样的诗句，可见在木兰生活的那个年代还有“明堂”这个称谓。而宋代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其中庙堂二字仍指代朝廷。在明堂或宫殿上要列置国家重要礼器以作为权力的象征并起到威慑作用。从明堂到宫殿，虽然称谓变了，但是帝王处理政务、召见群臣、会见使节、举行庆典等等的功能没变，国家的政治、宗教、精神、文化中心的地位没变。可以说，在古代“堂”的最高形式是明堂或宫殿，或者说，在我国历朝历代，国家的最重要的建筑是一系列等级的“堂” （从宫殿到县衙大堂）。直到今天也是这样，如人民大会堂是国家各种重要国事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最讲究国际礼仪、民族礼仪及社交礼节的场所。
在我国漫长的宗法制度下，一个宗族往往聚居在一起，所以经常是同姓为一村，无论是在鱼米之乡还是在穷乡僻壤，每个村落都会有一处最高大宽敞的建筑，一般称为宗族祠堂，是祭祀祖先、聚众议事、集会庆典的场所。
在一个大家族中，宗族祠堂一般是住宅建筑群中的中心建筑，往往是供奉祖先神位、祭祀祖先神灵及家族长发号施令、管理家族事务的公共场所。宗族祠堂都有名称，这就是堂号。
百家姓都有自己的堂号，通过堂号可以使子孙知道本族的来源，了解祖先的功德，也便于寻根问祖、落叶归根。
在一般民居中（特别是北方民居），堂以正房正屋的形式出现，与一般房间相比，它的体量较大，型制严整，装饰华丽。室内常用隔扇、博古架（架上的陈设作用大约相当于礼器，能够充分显示出主人的品位与格调）进行空间分割。
在民间，堂（若是两进院落，则是外院中的正房为作为厅来用，是男主人处理外事招待宾客之所；里院中的正房为堂，女主人在此主持料理家务。若是三进以上院落，则从外到内依次是厅、堂、祖堂、佛堂等）在家庭中是地位最高的人起居的地方。（所以在称谓上对对方母亲尊称为令堂，对方父亲则为令尊。对自己的母亲也常称为高堂老母。）如北京人所说的“堂屋”就是指四合院正房（通常是北房）正中间的那一间屋。堂屋主要具备两个功能，一个是家庭成员起居集会，相当于起居室的作用；一个是接待宾客，具有会客厅的功能。从成语 “登堂入室” 中可以看出“堂”是家庭外事活动的中心。在久远的过去，堂屋还曾有过敬奉先人及礼佛的功能（当然，大户人家可以有专门的祠堂与佛堂）。
堂中家具在经济许可范围内往往极尽雕饰之能，在摆设方式上则强调纲常伦理，上座一般也设有两个座位，是父母双亲（或其他男女家长如爷爷奶奶）的座位，无论在材质款式上，还是在高度大小上都与下座截然不同。
厅堂在官方则是官员办公之处。家具较为精简但高大，摆设突出尊严、权威。上下座款式、高度皆有所不同，以分主次；上座一般只有一个座位，以示独尊。
到了园林中（这里主要是指宅园。较大的园林如皇家园林和自然风景区由于地域辽阔，常常用比较巍峨的楼、塔等多层建筑作为主体建筑，但也有例外如瘦西湖的主体建筑就是平山堂），“堂”无庸置疑就是主体建筑，是全园最主要的景观，一般体量较大，坐北朝南，而且，“堂”所处的地块往往就是主景区。正如明代计成在《园冶》所说“凡园圃立基，定厅堂为主”，可见厅堂在园林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私家园林中尤为如此，如豫园的三穗堂、狮子林的荷花厅、拙政园的远香堂。这些厅堂如此雍容华贵地坐落于自己的领地上，当之无愧地享受着后人或尊崇、或惊奇、或赞赏的目光。它们每一座都是那么地个性十足、独具风采。这些厅堂是古代设计师及园林主人独巨匠心的佳构，表现着中国传统的智慧及美感，是古人生活理想的体现。
现在的厅堂无论是在外部建筑还是在内部结构上抑或是装修装饰上都有趋同倾向、西化倾向。所有的城市看起来都差不多，所有的住宅小区看起来都差不多，所有的楼房看起来都差不多，所有的单元房看起来都差不多，所有家庭的厅堂看起来都差不多。住宅中的厅堂如此，公共场所的厅堂也是一般雷同：一样地气派豪华，一样地缺少个性。“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这事实明显的代表着我们文化衰落，至于消灭的现象”（梁思成语）。即使我们无力在厅堂的整体设计上融入自己的创意与构想，那么，我们至少在细节的处理上要具有自己的趣味，展现自己的风格。
如果说人生如戏，那么厅堂就是人生大戏上演的主要场景，是最公开最正式的场景。是家庭成员及社会成员之间交往的人工环境。从每个家庭的客厅到各种公共的厅堂（诸如饭店大堂、服务厅、礼堂、音乐厅、课堂、）都应恰如其分地讲究礼仪。
过去民间有一种说法：堂显身份，斋显品味。相比于其他建筑，堂，要坐北朝南以便采光，外形必求方正平稳，体量必求宏大高敞，雕饰必求精美豪华。无论从外部形式上还是内部装饰上，堂都呈现出一派雍容华贵、堂堂正正的气势。我国文化中有暗喻的传统，过去，堂前所载种植物也有颇多讲究，一般以玉兰、海棠、牡丹为主，以暗合玉堂富贵之说。可以说：厅堂能够表现出一个家庭的身份地位。但厅堂是礼制性很强的建筑空间，无论怎样追求奢华也不能超越封建等级制度，在历代典籍中都有对天子之堂、诸侯之堂、大夫之堂、士人之堂等的高度、宽窄、修饰等方面的具体规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堂是礼制在建筑上的物化形式。
我国是礼仪之邦，建筑中最正统的“堂”也就自然成为最讲究礼仪的场所。论语中曾有对孔子在堂上的举止的记载：“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 ，这简洁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了作为万世师表的孔圣人的庄重谦恭、礼仪周全的情态，令人不由得心生敬意。不仅崇礼好仁的儒家重视礼仪，以逍遥隐逸著称的道家也讲究礼仪，在《庄子·外篇·缮性》中有这样的句子：“信行容仪而顺乎文，礼也”。大意说的是：诚信的行为，得体的仪容举止，并且顺应社会规范及伦理要求，就是礼。这与今天我们对礼仪的要求基本吻合。
由于时代所限，孔子所推崇的“礼”及以后历朝历代所尊崇的儒家之“礼”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更多地表现为压制人性、无视人格尊严的等级制度，如君臣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在堂上的见面之礼——跪拜与叩头——就是人格不平等的体现。一百年多来，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变动，这种封建礼教制度基本上已荡然无存。但是，人类的生活是连续性的，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会导致文化的断脉，使人们失去价值评判标准。对于“礼”的矫枉过正，已使我们的文明深受其害。如今，以礼仪之邦著称的中华大地上却难觅礼仪之邦的遗风。人们到处不拘小节的行为常常令人汗颜。
如今，在楼宇林立的城市中，在一个个相对封闭的单元房中，“堂”的称谓已渐渐被“厅”的称谓所取代，作为单元房中的“厅”，相对于传统建筑中的“厅”，其私密性大大加强了，而在空间布局上却显得更为开敞通透，使人们的家居生活更方便、更舒适。无论“堂”怎样变化，但它作为家庭中的公共空间的性质没有变，即使是一家人在没有客人的情况下，也应该讲究一些礼仪。比如：客厅要保持整洁；私人物品不要放在客厅中，个人形象方面最基本的礼仪规范是服装整齐，面目整洁，这是对其他人的尊重。而在许多家庭中，根本做不到这几点，有人甚至认为在自己家中讲礼仪是多此一举。殊不知从小在家中养成的礼仪规范会使人无论身在何处都能行为得体、举止大方。试想：在自家客厅中能够做到服装整齐的人怎么可能光着膀子招摇过市？过去讲一个人有没有家教主要就是要看他是否具有礼仪规范方面的家庭教育。厅堂在家庭中是体现礼仪的地方，是规范礼仪的基点，家庭成员在厅堂中有规矩讲礼貌显示出的是彼此的尊敬，礼仪并不妨碍亲情的表达。可想而知，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绝不会在公共场所行为失当。
在公共的厅堂（如礼堂、音乐厅、课堂等）中，现代礼仪体现出个人的修养，传递出对他人的尊重，是公共关系的润滑剂。
礼仪并不意味着繁文褥礼、循规蹈矩，正如厅堂并不意味着面目雷同、毫无个性。礼仪是人生华美、庄重与尊贵的外在形式，是人们自我尊重、彼此尊重的外在表现。厅堂是对礼仪要求最高的地方，厅堂理应表现出人生的华美、庄重与尊贵的一面。我们可以相信：在家庭的厅堂中、在日常生活中受到过最基本的礼仪训练的人，会养成良好的习惯、优雅的举止，到公共的厅堂（如礼堂、音乐厅、课堂等）中也会表现为修养全面、礼仪如斯的公民。在物质生活条件大大发展的今天，或许应多多提倡厅堂文化，这样，在潜移默化中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知道：礼仪并不是来自外部的强硬约束，相反，礼仪是内在高尚的体现，是家庭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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