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焦糏
文/陈素志
上个世纪中叶，即便是西沙这样的扬子江畔鱼米之乡，也闹过好几年饥荒，我们的祖辈、父辈就经历过那样苦难的岁月。等到我们这一批七零后，要说饿肚子，似乎还不大有。但有一年，记得大概上二年级的时候，不知怎么回事，很少吃到米，天天靠嚼麦子打滚。
那样的情景多年以后依旧历历在目。每天早晨，我吃完早饭准备上学，习惯性地要抓一把麦子放到一个大搪瓷茶缸，兑满水浸泡一个上午。中午回来，母亲已经用麦子煮好了加了萝卜缨子的咸粥算是午饭。为什么要浸泡呢，因为麦子韧性足，单单干麦子是很难煮得烂的。问题是即便浸泡了一个上午甚至一个晚上，麦子虽然软了，韧性依旧，一碗粥吃下来，腮帮子又累又酸，根本不想吃第二碗。要知道那时我的饭量是惊人的，我曾经创下一人喝五碗韭菜咸粥的记录。麦粒咽下去了，由于表皮结实，胃酸并不能奈何得了它，结果是怎么吃进去的，又怎么拉出来。
我拉屎困难，母亲很着急，父亲就不得不另想办法。一开始是砸麦子，即将麦子洗净之后，放在青石板上用锤子砸。一粒一粒的卵圆形麦子被砸扁后，表皮被破坏，应该能够加速它的消化。但结果是烧的粥成了一锅不可名状的糊糊，很难下咽，吃过几次后，我和姐姐都表示罢吃。多年以后我在欧洲吃到牛奶泡燕麦，看着那扁扁的麦片想，为什么我们当年的麦片就没真么好吃呢，是品种不同，还是没用牛奶泡？我们家遇到的困难，其实很多人家也都在经历，最终，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他们发明了“焦糏”这种食物。
焦糏的制作还是蛮简单的。筛好的大麦洗干净，铺在竹笾上晒干晒透，然后是关键工序——炒。由于一户人家需要量不是很大，我家往往要跟几个大大（西沙方言“伯父”）一起炒。蛮大的铁锅，架在竹林边，旁边就是积年存起来的竹叶，这样有利于取燃料。几个大妈（西沙方言“伯母”）有的用簸箕从竹笾里装麦子，有的拿着大铜铲刀翻弄锅里麦子，有的将炒好的麦子铲到空竹笾里晾凉。等到女人们将所有的麦子都炒好了，剩下的事就交给男人，由他们挑到村里的加工厂碾成面粉，焦糏就成了。吃焦糏得用大碗，因为需要好一阵搅拌的功夫。适量的焦糏舀到碗里，加上适量的开水，然后就要用筷子使劲地搅拌。水少了搅不动，太干，会有干礓子；水少了就太汤，跟面糊糊没什么两样。等到顺利搅拌好了，用筷子一夹一绞，焦糏能够软妥妥地粘在筷子上不掉，那就成了。条件好的人家可能还会撒上一点白糖或者挑一块熬好的猪板油，那就更绝了。然后尽情地剜一块一口香的享受吧。
四大大家人口多，有两子三女，炒的焦糏往往不够吃。四大大四大妈又封建，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焦糏往往都是两个儿子吃，三个女儿只能闻闻味。我经常看到那两个堂哥一人端着一海碗的焦糏，或者蹲在门槛上，或者站在水坝头上，大口大口地吃。三个堂姐，大的顾自顾剁猪草，二的和小的靠在土墙上，眼巴巴地看着一个哥一个弟吃焦糏吃得满头大汗浑身冒热气。这让我想到我和姐姐，享受的都是同样的焦糏，看来父亲和母亲的思想还是很开明的。我将看到的情景回去告诉父亲，父亲总要过去责怪四大大两句，母亲则喊三个堂姐到我家去吃，但三个堂姐都要面子，从来不曾到我家吃过。
有一次放学我经过四大大家，看到四大大正拿着一把竹林条子使劲地抽二堂姐，二堂姐全身蜷缩着，窝在草堆的一个角落直叫唤，四大妈还在一边喊“打，打得她不馋嘴”。我赶紧回家喊父亲，父亲扔下手里的活就赶过去，呵止四大大的暴力行为。争吵当中我才听清楚，大概是那位二堂姐实在馋得不得过了，就偷了几把炒好的还没来得及碾成焦糏的麦子，灌了一裤袋到学校里吃，结果坐下来时裤子口袋敞开了，麦子洒了一地。偏巧又被她弟弟看见了，回来一说，四大大暴跳如雷，由此引来一阵毒打。
那三位堂姐后来当然是先后出嫁，因为有嘴馋偷焦糏的故事，坏了名声，人家也搞不清是哪个做下这等事，结果嫁的人家都不算好。婚后她们也不肯回娘家，几十年了，一直到改革开放，自家的日子好过起来，兄弟姐妹也都上了岁数，才重新走动起来。那时候，四大大四大妈都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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