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最古老的书叫《尚书》，收集了古代最重要的文章。如尧典、舜典、大禹谟等等，整个夏商周三代的历史，俱可由这些篇章考得。因此近代研究《尚书》的人都是为了藉它了解古史。
然而自清初辨《古文尚书》之真伪以来，研究《尚书》的人总在材料上肆其考证。考的是材料，《书》的语言、文字、事义、传抄、篇卷、次第等。考这些材料的方法，也仍是材料：纸上的和地底下的。此即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
讲考证的朋友奉此语为无上秘要，其实可笑，因为材料不是证据。且「周书论辞，贵乎体要」（文心·叙志篇），此又岂考证所能为哉？
再说了，考证上古文献的基础是文字学，而真正好的文字学家，却都是诗人。如近代章太炎、黄侃、王国维、陈梦家、郭沫若，谁不是诗人呢？小学工夫，一般人总以为擘积重重，贵在征实，实则文心奥窔，非神思妙悟，难有所入。若非诗人，就只显得笨。二重证据？那只是王国维用来告诉笨伯的门面语罢了，真正的本领仍在诗心、神思、联想、触机、感通等处。
此外，我们也不能把文字学声韵学崇高化，认为国学大师之标准，就在于是否通小学。不知小学仅是小学，入学之基，通之何难？况国学中更有大人之学乎？
即就小学言之，现今也不应以清代为标准。因为我们已不是清朝的文字学家了。他们所要考释的，只是古书上的文字。民初以来，增加了一项任务：还要处理新出土材料上的文字问题，如甲骨、敦煌写卷。
近日马王堆汉简、郭店楚简、清华简、北大简等等更是可观，吸引了无数文字学家关注，动不动就要出来爆料一下，说又发现什么珍贵的简帛、可以破译什么古史了。自媒体、网站更是喜欢这类话题，以搏眼球。可真要他们做，又做不出什么，一个长沙马王堆，《简帛集成》就忙了四十年。
其实那些东西，既然几千年没人看过，当然也就没有任何影响，跟几千年来之中国可说毫无关系，有什么研究之价值？
纵使这跟恐龙蛋一样，也不妨有人去研究研究。但我们毕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另有几个问题，比历史上的文字问题更为紧迫、更为重要，乃是现在这些文字学家所没意识到或未及处理的。
二、
这个时代还有哪些文字问题呢？
一是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文盛行；社会也因为现代化变迁，而出现了一个迥异于古代的语文环境。这个环境里的语文问题，根本不是考释古书古文献那套本领所能处理。
二、清末以来，中西交冲，遂有汉字改革之议，想模仿西方人采用拼音文字。结果形成了拼音及简化字。这种文字改革运动又因受政治影响，竟形成民族文化的大分裂。台湾香港仍守传统，大陆则改行简化字。这个问题该如何处理，正考验着我们这代人的智慧。再加上新科技的发展，汉字有计算机化的困难，急需肆应。古代虽有“字样学”，规模与内容远不能跟今日相比。
三、明清时期，华人出洋谋生者已多，近百年来规模越扩越大，海外华文教育的问题乃越来越严峻。而全球交流愈形热络，外邦人士学习华文的情况也就愈普遍。两方面的需求，共同促成了一个华文教育新时代。对此时代，我人如何因应？由此延伸的，还有华文文学的发展、华文出版的问题呢！
以上这些，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处理的，急迫性更大于考释古文字、说明历代语文之变迁。
四是文字的哲学问题、文化问题。如《说文解字》，大家都说那是中国第一本字典，可是许慎写这本书难道只是做编辑吗？嗨，其体例始一终亥，乃是在表达他的世界观呀！文字从来不只是工具，还体现着民族的思想、价值、对世界的指涉。使用文字的人，也从不仅是被动地使用，他还会创造新义、变更指涉，以满足他对人生的诠释。老子的道、孔子的仁、孟子的义、荀子的类、墨子的兼，都是“强为之名”的，有其特殊哲学意涵。故做哲学探究，在中国，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董仲舒说的，要“深察名号”。我们现今论文字，更应由此着手，做哲学文字学的处理。清代文字学家，除戴震《孟子字义疏証》以外，涉足于此者鲜矣，更甭谈由此进行中西哲学的对勘比较了。
这些合起来，就是中国语文研究的新天地。我们能于此开天辟地吗？
三、
台湾曾有出版社邀我写一本《文字学》，我拟想的内容，就是历史文字学、社会文字学、交流文字学、文化文字学、哲学文字学五大块。这才是文字学的全貌，现在的文字学太窄也太浅了。
但书后来没写，因为“托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我选择直接办点事。
开端的行动，是创办近代第一本社会语文学刊物《国文天地》月刊。不仅要研究活的、社会的语言文字现象，还想做汉字统合、推动全球华文发展等事。
汉字统合，有个大的思路或脉络，不是孤立的反对简化字，是涉及近代思潮之反省的。怎么说？
我们穿任何衣服，都有得不得体的问题。所谓得体，有三个层面，一是合身体之“体”，指衣裳之大小、长短、厚薄、合不合乎我们的身体。其次是合身体之“身”，指所穿的衣裳合不合乎你的身分。贵人而服佣隶之服、仆役而衣士夫之服，大家都会觉得棘眼。再者，得体还有合身体之“合”的层面，即场合问题。不同场合该有不同的穿着，没有人会穿着晚礼服去踢足球。
穿衣如此，说话亦然。语言有其身体层面，就是语种、语系、语音等。如果我们讲中文而怪腔怪调，仿佛洋人，或不合中文语法，谁都听了会匿笑，认为语言不得体。
同样，语言也有其身分层面。士大夫、下里巴人、男人、女人、官场、黑社会，各有其不同的语汇、语用方式，绝不相同。如不注意，也会闹出笑话或乱子。
再就是语言之场合问题，比穿衣更为讲究。有家室之语、有庙堂之言，不得相混。文章中为什么会有各种文类之区分，不就在处理这个问题吗？诏、诰、章、奏，行之于庙堂；书、札、哀、啓用之于友朋；传志记于身后，饯序发诸离筵，场合不同，内容与口气就都要随之调整。
四、
这些都是常识，应该没什么可争议的。
然而不然，近代之白话文运动，就是要打破此种语言常规，逆其本性地进行一趟语言单一化运动。
在语言之身体层面，白话文运动推动着国语化，事实上削弱乃至消灭了方言。
在身分层面，以下里巴人语言为正宗，谓引车卖浆者流的语言才是活语言，痛诋士大夫用语为死语言死文字。
在场合层面，对上、对下，亲疏远近，功能、目的都不管，只有一套语言。写信给长官、部下、父母、师友、亲人、陌生人，可以都是“某某某你好”或“尊敬的某某某”。这都是使得语言单一化的。白话文运动以来，语言越来越单调直白，即由于此。
之所以要如此单一化，乃是把语言当成强国之手段，因而此事本身也就是语言之政治化。语言政治化了以后，就可将中国之战败，解释成是文化衰弱所致；再把文化衰弱，理解为因语文太差，使得民智无法普及，或文字语言本身就野蛮、落后，所以要废除汉字汉语。
这，一方面是自我循环论证（文化差所以败，败了又证明文化果然差；语文差，所以民智不开；民智不开又证明了语文果然差）。一方面别是找错了答案，把军事上的弱等同于文化弱。殊不知“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并非秀才之文化就劣于兵，正因兵无文化之故。乃误以为秀才亦当学兵那样不讲理才好，于是竟一个劲地去学兵。
当然，秀才学兵，亦非绝对不可以，毕竟有文事者还须要也有武备。但只当学其强健体魄，而非改造自己的语言文化以同于兵。近代却又恰好是拼命朝改造自己语文之路钻。不知改造语文即能强国之例，历史上也是没有的。
当时一根筋，只想到语文须予改造，因为老百姓太愚昧了，所以要用最简单的工具。可是如此一来又陷入语言工具化，忽略了语言不只是工具。
再者，国弱民愚，民愚乃是教育问题，不是因语文太难了才使他愚。白话文运动以来，改革语文者老是批评中文太难，故要简化、拼音化。
不晓得难不难是外国人乃才会有感觉的。任何民族、任何语言，只要从小在其语言环境中自然习得，什么语言都不难，都是“少习若天性”的。英文、俄文、西班牙文、拉丁文、中文、日文、吐火罗文，梵文，对该生活场域中人来说，没有任何差别。成年人、外国人，脱离了语境，又过了语言习得期，要想学会一套新的符号，则学任何语文都是困难的。差别只在于：语言体系若相近，可以学得较快一些罢了。如果语言体系迥异，像中国人学印欧语、印欧语系人学中文就都会觉得难，久习乏功。
近代语文改革者不知此理，常忘了中国人学洋文也是很难的，竞相站在外国人角度说中文实在难学。
其次，又常抽离“场合”的语境问题，孤立地比较语言，努力论证中文果然甚难。常见的：“英文才二十六个字母，中文却要认几千几万个字”云云，即属于这种谬论。
其谬，不仅在于抽离场合，单凭形构断优劣，更因其比较是虚假的。不是要通过比较来看出差距，而是利用比较的方式来说明中文确实繁难。其比较之基点根本就不一致。
英文是字母的组合，中文是笔划的组合。英文要用许多字母才能拼成其文字词汇，中文若也以字的组合单位算，则应该说中文仅有五笔。五笔字型，可以构建所有中文字，谁繁谁简呢？
此外，还另有些先生不以字母或字论，他们根本反对字，认为那是野蛮、原始的表现，必须“进化”到拼音才算高级。他们以英文拼音为模型的思路，更是明确。
如此处心积虑，找理由论证中国语文太差、不利学习，目的是什么呢？从坏处说是汉奸，要亡国灭种。从好处说是好心肠，希望能改善国弱民愚之问题。
可是要改善民愚之现象，重点在普及教育。五四以来，许多先生们不花气力于此，反而在改革语文上耗费气力，结果折腾来折腾去，普及教育竟还不如实施传统文化之香港台湾。古人云“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如今，则是在到底该怎么改造上改来改去，把一张网弄得破漏不堪，而鱼尚不暇捕哩！
本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欲善其教育，应先改善工具，这种工具论也非全无道理。但简化的工具，必然只有简化的功能，白话文运动，已然将语言简化了；简化字之施行，又把文字再简了一番。语文之繁美精深，竟成了毛病，不复为人所向往。社会上人乃至学者专家，精炼清通者已少，文采斐然则成了奢求。以这样的语文表意，实只等于用梳子勺水，聊胜于无而已。
更可笑者，是本来想改造语言工具，结果人自己被简单鄙俚的文字改造了，从本来可以或追求文质彬彬，变成鄙俚粗俗不堪。以鲁莽耍性格，以粗口为常态，即使学术会议和外交场合都不免。至于网络上，各种污言秽语，狂喷不已，更是令人怀疑：这还是一个号称有历史、有文化的社会吗？
所谓社会要有文采，不是要人整天引经据典、诗词歌赋；而是首先要能说人话，不能开口闭口污言秽语狺狺然；其次要吐属文雅，注意遣词造句；再则是就是要能时地场合得体，不能单一化。
五、
除了单一化、政治化、工具化、简陋化之毛病外，还有一大问题是科学化。
现今之国语和普通话，实质是一套人工语言，参酌北京语、古代官话而造，既不同于古官话也不同于北京话，事实上也不是原先任何省份之自然语言。简化字同样也要如此，乃基于“科学性”之要求，人为地造出这样的简化字及拼音方案，与原先自然形成的语文，颇有差距。
这种人工语言，乃是近代科学领域中的工作语言。例如数理运算，自然科学所用，大多即是人工语言，非生活语言和自然语言。近代语文改革，就模拟这一状态，所以也造就了这套人工语言。试检当年改革语言文字时的文献，就可发现“科学性”实为其关键词，故此举亦可视为科学化之成果
但人工语言乃济生活语言之穷而生（例如学术术语、符号、对联、诗词格律、骈文、以及文体化之各种做为，都是人工语言），现在倒过来代替了生活语言，事实上就排挤了人工语言领域之发展。艺术语言，如骈文、格律诗等又都被斥为死语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领域皆大量挪用外国术语或干脆直接用英文。
此一态度，与其工具化是相关的。而语言之工具化又使得语言之文化问题深受漠视。这与西方近代语言哲学、符号学之发展可说恰好相反。西方无论谈语言与思维、语言与人生、语言与神话、语言与服饰......都是关联着文化的。我们则否。我认为这便是近代我国语言哲学或符号学的不发展之内在原因，文化符号学、语意学研究都很差。
改善之道，不是要恢复文言文，而是要强化汉字的活力，复原汉字的风华，发展汉语在世界的地位等等。更应重新反省白话文运动之做法与观念，让语文在我们生活中重新“得体”起来。社会上的人乃至学者专家，文辞皆不讲究，简白潦草，毕竟是可羞的。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长按关注
联系客服
